朱清时：求解中国创新型人才培养困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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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今天主要讲三个方面的问题：教育管理体制的症结、教育思想的误区、创新能力的本质。

我曾当了十来年中国科技大学的校长，反思这些年担任校长以及参加国内教学活动的各种经验，我比过去更清楚地看到现在教育体制和思想上的一些误区，这些误区使我们的教育面临很多问题。

新中国成立六十多年的时间里，我们国家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如果做一个民意调查，评选新中国成立以来最不满意的领域，我想教育可能会是其中之一，其中的原因可以用一些数字来说明。

一方面，六十多年的变化是翻天覆地的，民国时期共38年，毕业大学生人数为25500人，38年间平均每年毕业的大学生不到7000人。如今，以2008年为例，授予博士学位50000多人，位列世界第一，是民国时期每年大学毕业生人数的7倍。而2008年的大学毕业生达到559万人，是民国时期每年大学毕业生人数的800倍。也就是说，我国高校的规模增长了800倍，高等教育正逐步走向大众化。

另一方面，如果教育是按比例发展的话，那么培养出来的拔尖人才、大师也应该越来越多才是。但令人尴尬的是，如果按照民国时期的人数比例来算，现在国内就应培养出几千个像杨振宁、李政道、钱学森那样的大师来。可现在回过头来看，这六十多年来还没有一个人的学识成就能跟民国时期培养的大师相媲美。不仅是普通老百姓如此感叹，连钱学森钱老都如此认为。2005年温家宝总理去看钱老，钱老跟温总理说，现在中国还没有发展起来，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我们还没有大学能够按照培养科技发明创新人才去办学，没有独特的东西，老是冒不出杰出人才，这是个很大问题。2006年温总理召集众多教育专家去座谈，他转述了钱老的观点，并忧虑地指出钱老讲的杰出人才不是一般人才。我们现在培养出的大学生都可以说是人才，但那是一般人才。学校规模在扩大，学生在增多，但大师却变得罕见。

我认为温总理的担忧是有依据的：比如从2000年设立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以来，到2009年共14人获奖，其中11人都是1951年前大学毕业的，属于民国时期培养的人才。另外3人是1953年至1958年间毕业的大学生，最年轻的获奖者王选，当选时也已经64岁，年龄最大的吴征镒更是91岁高龄。现在每年公布获奖大师的时候，看看获奖者的年龄、背景，难免有点尴尬，并不是解放后这些人才没有时间变成大师。解放后培养的大学生有很多现在已近古稀之年，包括77年、78年天之骄子的一代，现在很多已经过了事业高峰期，到了可以下定论的时候，可这些人到现在还没有看出大师的迹象，所以这种状态使我国的教育很尴尬。

众所周知，1949年以前社会动乱、内战频繁，在这样的社会条件下，尚且能够培养出这么多大师，为什么民国动乱结束之后的六十多年里，我们没有培养出大师？更危险的是，还可能因此进入无大师的年代。

这一情况，可能更好地说明了教育的规律。在动乱的民国时期，各个阶层对教育的干预最少，所以大学能够按照自己的规律，找到最符合自身发展的路。过去六十多年教育的发展，最大的教训可能就是在管理体制上没有厘清，结果教育成了任人揉搓的面团，也就失去了生命力。现在只顾扩大规模，创新人才的培养机制没人去考虑。我们必须总结经验、吸取教训,这样中国的教育才有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