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是直接借助选举从事反政府活动。比如在格鲁吉亚大选时,非政府组织组织了针对青年选民的“出门投票”运动,号召青年选民为反对派上街投票。
三是国内外的非政府组织广泛合作。
四是渗透大众媒体和社科研究机构,制造对当局不利的社会舆论。如在吉尔吉斯斯坦,索罗斯基金会拿出了4000多万美元,从南部组织几万人到首都举行街头抗议示威活动。另外,吉尔吉斯斯坦政府官方也有报纸在老百姓中散发,但官方报纸印刷粗糙,没有内容,而反对派报纸印刷精美、图文并茂,宣传阿卡耶夫及其家庭腐败的传闻,破坏阿卡耶夫的威信,产生了很大作用。当局发现这个问题以后,停了印刷厂的电,后来美国大使专门做工作,不让印刷厂停电。
“颜色革命”对中国的影响和启示
对于西方推动“颜色革命”的策略和手段以及一些西方非政府组织的活动,我国确实要警惕、防范。虽然我们国家的情况与上述国家根本不一样,我们不能受西方话语权的左右。当然,中美关系也不要因为美国鼓动“颜色革命”,我们就不跟它合作了,甚至像朝鲜一样把国门关上。我们有很多方法去防范,排除干扰。
第一,要对中国的政权有足够的信心。这是我们的基础。应看到我们的制度正在改革中日益完善、进步。我们有我们的先进和优势。如果我们对自己的政权制度缺乏信心,就容易被西方的舆论所左右。
第二,要重视对形势的研判。现在我们对很多问题的研究非常被动,缺少一个比较长期的,特别是对美国等国家局势走向的判断。在一些国家发生事件以后,我们对事件的基本判断、发生的根本原因缺乏非常清醒的认识。事情发生了,我们要分清楚哪些对我们有影响,对影响比较大的因素要加强防范;对那些没有什么影响,不会损害中国形象和中国利益的,没有必要防范过度。否则,有可能会影响我国和这些国家的关系。比如,“颜色革命”以后成立的新政权可能会亲美,但亲美不一定就反华,如果这个时候完全从意识形态考虑,由于这个政权亲美了,我们就不认可它,就不跟它发展友好关系,是不可取的。或者美国在某些方面的做法,我们认为侵害了其他国家的利益,但当没有伤害到我国利益的时候,对这些情况要有研判,能够做出预判,主动应对形势的变化,这对于我国在国际局势变化中更加主动确实是非常重要的。
有些工作要做在前面。当吉尔吉斯斯坦要出现变化时,一些学者曾经在各种场合说过可能会出现问题,这时我们应该对在吉尔吉斯斯坦的一些项目有所考虑,包括对我国在当地的工人、技术人员、经商人员的保护。但我们没有及时采取措施,以致于后来吉尔吉斯斯坦陷入混乱后,中国个体商户损失非常惨重。这次在利比亚也存在这个问题,使我们在经济上遭受了损失。但我们在撤出我国公民上做得非常成功,这个大大提升了我们的国家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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