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与“颜色革命”

今天我们主要研讨五个问题。第一，“颜色革命”概念的由来。第二，“颜色革命”给发生国带来的沉重灾难。第三，美国战略和“颜色革命”的关系。第四，美国鼓动或策动“颜色革命”的手段和方式。第五，“颜色革命”对中国的影响和启示。

“颜色革命”概念的由来

2003年至2005年，独联体地区接二连三发生了一系列非正常的政权更迭事件。

首先是格鲁吉亚原总统谢瓦尔德纳泽2003年11月在议会选举中下台，反对派领导人萨卡什维利成为新的执政者。由于萨卡什维利每次出席示威活动，总是习惯手里拿一朵玫瑰花，所以西方把发生在格鲁吉亚的政权更迭叫“玫瑰花革命”。

然后是在2004年乌克兰的总统选举中，亲俄势力和亲西方势力进行激烈较量，最终代表亲西方势力的尤先科获胜。由于俄罗斯支持的亚努科维奇选择了乌克兰国旗的两个颜色——蓝色和白色，尤先科选择了橙色作为标志，因此这个“革命”被称做“橙色革命”。

“橙色革命”以后，就出现了所谓“颜色革命”的说法。2005年3月，吉尔吉斯斯坦在议会选举之后发生的骚乱迫使总统阿卡耶夫流亡国外，这又被称为“郁金香革命”或是“黄色革命”，因为当时很多示威者的头上都系着黄色的头巾或是举着郁金香。

这些被冠之为“颜色”或“花朵”的“革命”在独联体国家接二连三地发生，引发了尖锐的政治冲突和社会对抗。这些所谓的“革命”普遍采取一种非暴力的、街头政治的方式，一般都是利用选举或者其他一些事件作为发端，动员大量的民众上街搞非暴力的抗议活动，通过这样一种手段来实现非正常的政权更迭。虽然叫“颜色革命”，但其实就是政变，因为这些国家的社会制度没有发生根本变化，这与过去那种导致制度变化的“革命”概念不同，也和苏东剧变有很大的差异，实际上就是一部分政治集团或者政治派别甚至是统治集团内部的一部分人夺取政治权力。像乌克兰的尤先科，格鲁吉亚的萨卡什维利，吉尔吉斯斯坦的巴基耶夫，他们在成为反对派领袖之前都是政权内部的人。他们领导的“革命”不过是反对总统本人，并不是为了争得民主。他们利用群众对当局的不满，以示威游行的方式来夺取政权。

对于“颜色革命”的判断，专家学者有不同的看法。有人认为是地缘政治的争夺造成的；有人认为是由这些国家内部的社会经济问题造成的；还有人认为是民族国家在建设过程没有解决好民族主义问题造成的。这里确实存在着地缘政治和民族主义情绪的因素，比如说乌克兰、格鲁吉亚。但对这个问题不能简单视之。我们在研究“颜色革命”的时候，需要从一个更广阔的历史背景上来观察。独联体地区出现“颜色革命”，与上个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苏东剧变有着非常直接的联系，除了苏联解体后这些新建立的民族国家由于缺乏经验，加之深处复杂的国际环境中，不可避免地会遇到困难和挫折外，苏东剧变的方式方法都给这些“革命”以直接的影响，显示出很多相似的地方。

最早对非暴力革命的关注是在东欧剧变后。大部分的东欧国家以非暴力的方式实现剧变，被西方媒体大肆炒作，认为这种方式非常文明，非常可取。上世纪80年代末，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失去执政党地位，政权实现和平转移，这可视为最早的“颜色革命”。当时西方用了一个名词叫作“天鹅绒革命”，因为整个政权更迭像天鹅绒一样柔滑顺畅。

“颜色革命”的成因很复杂，有各种各样的因素在里面起作用，既有外因，又有内因。但这里有一个重要的值得认真思考的问题，那就是在“颜色革命”中，这些当权者对群众的示威游行显得无能为力，或者说是应对失措，这也说明了他们的执政能力不足，政权合法性出现了问题。很多问题和事实可以证明，腐败、经济落后和领导人专权是引发民众不满的最主要原因。“颜色革命”只不过是这些国家国内矛盾积聚已久后的集中爆发。在全球化背景下，各转型国家民主化过程的发展是“颜色革命”形成的政治条件；各国国内严重的贫困、两极分化、贪污腐败、社会不公等问题是“颜色革命”形成的社会条件；这些国家内部由于历史文化等原因形成的地区和族群对立是“颜色革命”形成的历史文化条件；美国在这些国家和地区推动的政权“民主化”改革则是“颜色革命”形成的外部条件。在所有这些因素的共同作用下，“颜色革命”的浪潮逐步兴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