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叔家的故事

我叫鞠子丹，是花市新华书店的一名普通员工。我出生在1983年，是个80后。上幼儿园的时候，老师教我们认字，其中就有一行字是“共产党好”。上学后，老师领我们参观革命博物馆，指着那些共产党人抛头颅、洒热血的图片说，党是人民的大救星。我那时懵懵懂懂，觉得党真的好，但是离我很遥远。

15岁的时候，家里发生了一件事，让我真真切切地体会到，党就在我身边。

那是1998年，我二婶失业了。二婶原来在广渠门街道一家玻璃器皿厂上班，每月能拿80元工资。那些年，因为要保护环境，城里有污染的企业都陆续关闭了。二婶没有学过别的技能，下岗后找了几次工作都没找到。有一次她去应聘售货员，人家说她长得难看，就没要。回到家，二婶越想越憋屈，哭了大半宿，赌气说“再也不找工作了”。于是，一家三口的开销就全靠二叔了。我二叔是一名电焊工，每月挣120块钱。原本就不富裕的生活，因为二婶的失业雪上加霜。那时堂弟刚上小学，正长身体。二叔经常下了班还去干零活，就想多挣点儿钱，别亏着孩子。可是祸不单行，过度的劳累让二叔得了肾衰竭，要定期透析。他只得病休在家，工资也没了。单位知道他家困难，每月给他50元特困补助。

我和我爸到医院看二叔。二叔眼里全是愁苦，唉声叹气。原本就不漂亮的二婶，一夜间苍老了许多，目光呆滞。爸爸给二婶塞了点儿钱，二婶捏着那沓钱，依然面无表情。我当时有点害怕，心里也充满了绝望，这一家人可怎么活呀？

从医院出来，我跟爸爸去看堂弟。虽然这一幕已经过去10多年了，但我至今都记得走进二叔家看到的场景：10平方米的小屋里凌乱不堪，根本没有像样的家具。屋里的光线太昏暗了，我几乎都没有看见缩在角落里写作业的堂弟。爸爸一步跨上前，一把把堂弟拉进怀里，问长问短。堂弟半天沉默不语，好一会儿才怯怯地说了一句：“大爷，我想吃肉！”爸爸的眼圈红了，我也跟着掉泪。

我们都为二叔家的事一筹莫展，能做的似乎也只有唉声叹气。就在这时候，二叔家所在的街道党委主动找上门来，第一时间为他家办理了低保。政府给二婶和堂弟每人每月120元，我二叔每月80元，因为他有厂里的补助。街道还找到了区教育局，减免了堂弟的学杂费。

随后，政府又安排二婶参加了再就业培训，免费教她学技能，还帮她办理了营业执照。二婶就在家门口开了一家卖服装的店铺。街坊们都知道二婶家困难，经常光顾她的小店。在大伙的帮助下，二婶每月能挣500多块钱呢。生活慢慢有了起色，二叔的身体渐渐好起来。二婶忙里忙外，脸上也有了笑容。我有时候去帮忙，每次看见她，都觉得她比以前年轻漂亮了。

有一天，二婶叫我去她家，我以为是生意忙，没想到二婶关了店门，对我说：“陪我去趟民政局，把咱家的低保退了。”我不解地问：“民政局催你了？”二婶说：“没有！”“那你急什么？连生意都不做了？”二婶说：“咱家现在不是特困了，再吃低保就说不过去了。把指标退给民政局，可以帮助别人，政府也能减轻一点负担。国家不容易呀！”听了二婶的话，我心里暖暖的，一把拉过她的胳膊说：“二婶，你太伟大了！走！”二婶笑着说：“傻丫头，是共产党伟大！没有党和政府哪有我家的今天呀！”这一路上，二婶都步履轻盈，她的生活似乎从来没有如此的轻松和踏实过。我知道，二婶这是打心眼里感谢党，她在用自己的方式报答党。民政局的同志听说我们是来要求退低保的，还以为听错了呢，说：“您别紧张，您是申请低保吗？”二婶说：“我不紧张，我是来申请退掉低保的。我们一家三口收入超过500块钱了，吃低保不够资格了。”工作人员恍然大悟，笑着说：“还头一次遇到主动来退保的呢。谢谢你呀！”二婶说：“我应该谢谢您，您把这些钱送给更需要的人家吧，也替咱国家减减负担。”

就这样，在党和政府的关怀下，叔叔家的日子走出了低谷。2001年，更大的幸福降临到这一家三口头上——他们第一批搬进了政府安置的廉租房，看着亮堂堂的房子，二婶笑得嘴都合不上了。

二叔家的经历和二婶的感恩之心让我陷入了深深的思考：如果没有党和政府及时帮助，二叔一家人的未来将会怎样？他们家的出路又在哪里呢？这个问题别说二婶不敢想，连我都不敢想。正是这件事，使我树立了一辈子要跟党走的政治追求。

19岁我进入花市新华书店工作。走入社会，我更加体会到，党的阳光不仅温暖了我的家人，还洒在社会的每个角落。比如在我们系统内，集团党委每年都会组织大家为困难职工献爱心，这些同志早已成了全集团每个党员的牵挂。

在我心里，党的形象不再模糊，她不再是可有可无的，她是我的信仰，是我为之奋斗的事业。于是，我郑重地向党组织递交了入党申请书，我愿意成为这先锋队中的一员，让我年轻的生命在党的熔炉里百炼成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