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叔家的故事

二叔家的故事

我叫鞠子丹,是花市新华书店的一名普通员工。我出生在1983年,是个80后。上幼儿园的时候,老师教我们认字,其中就有一行字是“共产党好”。上学后,老师领我们参观革命博物馆,指着那些共产党人抛头颅、洒热血的图片说,党是人民的大救星。我那时懵懵懂懂,觉得党真的好,但是离我很遥远。

15岁的时候,家里发生了一件事,让我真真切切地体会到,党就在我身边。

那是1998年,我二婶失业了。二婶原来在广渠门街道一家玻璃器皿厂上班,每月能拿80元工资。那些年,因为要保护环境,城里有污染的企业都陆续关闭了。二婶没有学过别的技能,下岗后找了几次工作都没找到。有一次她去应聘售货员,人家说她长得难看,就没要。回到家,二婶越想越憋屈,哭了大半宿,赌气说“再也不找工作了”。于是,一家三口的开销就全靠二叔了。我二叔是一名电焊工,每月挣120块钱。原本就不富裕的生活,因为二婶的失业雪上加霜。那时堂弟刚上小学,正长身体。二叔经常下了班还去干零活,就想多挣点儿钱,别亏着孩子。可是祸不单行,过度的劳累让二叔得了肾衰竭,要定期透析。他只得病休在家,工资也没了。单位知道他家困难,每月给他50元特困补助。

我和我爸到医院看二叔。二叔眼里全是愁苦,唉声叹气。原本就不漂亮的二婶,一夜间苍老了许多,目光呆滞。爸爸给二婶塞了点儿钱,二婶捏着那沓钱,依然面无表情。我当时有点害怕,心里也充满了绝望,这一家人可怎么活呀?

从医院出来,我跟爸爸去看堂弟。虽然这一幕已经过去10多年了,但我至今都记得走进二叔家看到的场景:10平方米的小屋里凌乱不堪,根本没有像样的家具。屋里的光线太昏暗了,我几乎都没有看见缩在角落里写作业的堂弟。爸爸一步跨上前,一把把堂弟拉进怀里,问长问短。堂弟半天沉默不语,好一会儿才怯怯地说了一句:“大爷,我想吃肉!”爸爸的眼圈红了,我也跟着掉泪。

我们都为二叔家的事一筹莫展,能做的似乎也只有唉声叹气。就在这时候,二叔家所在的街道党委主动找上门来,第一时间为他家办理了低保。政府给二婶和堂弟每人每月120元,我二叔每月80元,因为他有厂里的补助。街道还找到了区教育局,减免了堂弟的学杂费。

随后,政府又安排二婶参加了再就业培训,免费教她学技能,还帮她办理了营业执照。二婶就在家门口开了一家卖服装的店铺。街坊们都知道二婶家困难,经常光顾她的小店。在大伙的帮助下,二婶每月能挣500多块钱呢。生活慢慢有了起色,二叔的身体渐渐好起来。二婶忙里忙外,脸上也有了笑容。我有时候去帮忙,每次看见她,都觉得她比以前年轻漂亮了。

有一天,二婶叫我去她家,我以为是生意忙,没想到二婶关了店门,对我说:“陪我去趟民政局,把咱家的低保退了。”我不解地问:“民政局催你了?”二婶说:“没有!”“那你急什么?连生意都不做了?”二婶说:“咱家现在不是特困了,再吃低保就说不过去了。把指标退给民政局,可以帮助别人,政府也能减轻一点负担。国家不容易呀!”听了二婶的话,我心里暖暖的,一把拉过她的胳膊说:“二婶,你太伟大了!走!”二婶笑着说:“傻丫头,是共产党伟大!没有党和政府哪有我家的今天呀!”这一路上,二婶都步履轻盈,她的生活似乎从来没有如此的轻松和踏实过。我知道,二婶这是打心眼里感谢党,她在用自己的方式报答党。民政局的同志听说我们是来要求退低保的,还以为听错了呢,说:“您别紧张,您是申请低保吗?”二婶说:“我不紧张,我是来申请退掉低保的。我们一家三口收入超过500块钱了,吃低保不够资格了。”工作人员恍然大悟,笑着说:“还头一次遇到主动来退保的呢。谢谢你呀!”二婶说:“我应该谢谢您,您把这些钱送给更需要的人家吧,也替咱国家减减负担。”

就这样,在党和政府的关怀下,叔叔家的日子走出了低谷。2001年,更大的幸福降临到这一家三口头上——他们第一批搬进了政府安置的廉租房,看着亮堂堂的房子,二婶笑得嘴都合不上了。

二叔家的经历和二婶的感恩之心让我陷入了深深的思考:如果没有党和政府及时帮助,二叔一家人的未来将会怎样?他们家的出路又在哪里呢?这个问题别说二婶不敢想,连我都不敢想。正是这件事,使我树立了一辈子要跟党走的政治追求。

19岁我进入花市新华书店工作。走入社会,我更加体会到,党的阳光不仅温暖了我的家人,还洒在社会的每个角落。比如在我们系统内,集团党委每年都会组织大家为困难职工献爱心,这些同志早已成了全集团每个党员的牵挂。

在我心里,党的形象不再模糊,她不再是可有可无的,她是我的信仰,是我为之奋斗的事业。于是,我郑重地向党组织递交了入党申请书,我愿意成为这先锋队中的一员,让我年轻的生命在党的熔炉里百炼成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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