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社会理性呢?就是我们社会上有好多好多近代的规则,是要通过智慧的头脑去制定的,知识分子用智慧和逻辑为社会制定重要的规范。一个典型的关于社会理性的例子是电梯中安装镜子的事情。通常电梯里面都会有一面镜子,这个镜子的作用是什么呢?一般会认为是增强电梯的空间感,另外就是为参加某些场合的人们修整妆容、整理衣服之用。从社会理性的角度看,这面镜子非有不可的理由是,当残疾人坐在轮椅上进电梯时,他没有办法调头,不容易发现电梯到了几层,所以需要通过镜子帮助自己了解电梯的位置。这个细节充分体现出社会理性的严密性——增强电梯的空间感和修整妆容的作用,它对其他人似乎是可有可无的,但对残疾人的关爱是必须的。
为什么有时我们会觉得欧洲的文明很优秀?原因就是它经过一群非常聪明的智者和非常了不起的传媒不断地在进行调查、设计、选择和更正。遗憾的是,我们总认为交通是交通部门的事,旅馆电梯的装修是装修队的事,智者们完全不考虑这些问题,这是中华文化又一大缺漏。
第三,不太在乎实证意识。什么叫实证呢?就是实实在在地证明一件事情。美籍华人历史学家黄仁宇先生在《万历十五年》中提到一个有趣的现象,他翻阅了明代的皇家档案,发现有关经济数字的记录很多都是乱写的,但是无论是阅读者还是校对、审查者都没有看出来,对这种实证完全没有兴趣。皇帝决定要不要打这场战争,完全看大臣声泪俱下陈述忠奸,却不考虑国库里有多少钱,到底有多少武器。这是中国文化非常大的一个特点,只讲忠和奸,只讲孝和不孝,只讲是和非,却不太重视真和假。真和假的辨别非常困难,所以缺乏数字化管理成了非常严重的问题。直到现在,中国在外面一个不太好的名声往往是假酒、假烟、假文凭、假记者等。
在中国,大家都喜欢听谣言,最聪明的人也喜欢听谣言,听到谣言以后都说无风不起浪,那么谣言就成功了一半。爱听谣言也就罢了,中国还不具备辟谣的方法。这样,一个人带着很多有关自己的谣言和听来别人的谣言走向坟墓,谣言成了中国非常重大的一个精神负担,这是中国文化的一个弊病,因为他很少有实证意识。黄仁宇先生生前讲过一句非常公道的话,他说:“中国政府从80年代政府工作报告证明,他们在经济管理上已经开始走向实证,但是在社会观念上还没有。”
我在一次纪念巴金先生的演讲中就说过,巴金先生的遗言就三个字——说真话。台湾有一位非常受人尊敬的星云大师,他经常到大陆来,有一个中国诗人就问他,“大师你那么喜欢大陆,也那么喜欢中国文化,你到大陆那么多年,你觉得它最主要的缺点还有什么?”星云大师脱口一个字“假”。我们身在其中其实也感觉假的东西太多了,现在好多的宣传资料,包括各个单位在宣传中国文化、宣传自己的企业的时候,经常会用好多四个字的漂亮的形容词和漂亮的比喻,这都是假的一种标志,我们千万千万要注意。
假了、空了,我们的文艺作品、晚会现在经常会有假的东西,讲着一样的话,用一样的词汇。我到一个大学去参加他们的校庆,台上有五个官员的开头一模一样,都是“金秋十月,桂子飘香,莘莘学子,欢聚一堂”,今天现场大家听到这句话都在笑,可那天在座的都没人笑,我就觉得很奇怪,后来一想才明白这已经成为一个规则,成为一种虚假的套话,这就成为中国现代文化里的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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