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文化的突出特征及传播通道（10）

中国游客经常被外面的人说没有道德，公共场所高声喧哗、随地吐痰当然是没有道德，但我在台湾的一次演讲中就说过不要把这些问题说的这么重，一位随地吐痰的中年妇女很可能家里收养了两个孤儿，这不是道德的问题，而是她们对公共空间缺少了解。道德有很多很多更重要的方面。为什么我产生了这样的想法呢？这和我自己的亲身感受有关，比如在北京坐出租车的时候，司机师傅特别喜欢讲话，经常是一上车，就开始聊天，内容各种各样，而且表现得很有道德观，但是说着说着就可能摇一下车窗，吐一口痰，然后骂一个过路的老人走得太慢，而且骂的话很脏，然后突然听到后面有救护车过来，他会乐呵呵地跟我说：“余先生，你看别的车不让，我们也不让。”我跟司机说：“你认出我，我必须跟你说，在世界很多著名的地方，只要看到老人、小孩和残疾人，就像看到了上帝一样，大家都会让位，更不要说救护车的笛声了。”他很惊讶：“是吗？”接着会很自然地把车靠在一边去。

我想这都是一些很好的人，他们最关键的是不太了解公共空间，这和我们的文化有关。他知道随地吐痰不能吐在家门口，他骂这个老人是因为这个老人不是他的亲人等，不了解在一个公共场所关注老人、小孩、残疾人和病人是多么崇高的事情。

当然，儒家文化中也有关于看到自己的父亲和孩子就应当想到关爱其他人的父亲和孩子的论述，但这些论述的中心坐标还是自己的父亲和孩子，是一种推己及人的思维方式，是从家庭坐标推演出去的，一旦离开中心坐标，面对一个彻底陌生的世界，就开始有点混乱了，这是中国文化的一个毛病。

欧洲的文艺复兴就是让米开朗基罗、达芬奇这些人在佛罗伦萨的大街上、教堂里搞雕塑、绘画，让全体市民欣赏、评判。文艺复兴是一个公共空间的行为，但是中国从古代到现代，不管是宫廷还是个人，都是收藏、收藏、收藏，古代小县官出门来到了公共空间，有两块牌子，肃静、回避，这两块牌子使得公共空间一下子就变成了私人空间或者变成了官场空间。

当然，我们也在慢慢普及公共空间意识，平心而论，现在还没有做到非常普及的程度，这是我们的一大缺漏。

第二，不太在乎社会理性。公共空间要建立起一种人人都能接受的理性，对陌生人应该什么态度，对女士应该什么态度，互相之间怎么交往，这里边都有一些规则，这个规则是通过严密的理性来制定的，这一点我们做的不够。为什么不够？康德在评价欧洲的优秀知识分子的时候说：“知识分子的最高标准是什么？敢于在一切公共空间运用理性。”勇于在公共空间运用理性正是中国知识分子缺乏的，这可以从两个层面来理解，一是不善于了解和运用公共空间，大多说知识分子不了解自己窗外的生活，不了解自己所在的时代和社会，甚至于不善于在公共空间当中表述自己的意见；二是不善于运用理性，大多数都是情绪，比如奥运会的时候就有人提出所有观众都穿汉服，那少数民族怎么办，这是一种很情绪化的表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