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号角是《新青年》杂志,把毛泽东、周恩来、张国焘、邓中夏、恽代英、彭湃、邓小平、陈毅等青年人号召起来,组建起了中国共产党。我们党第一次号角确实把中国才华横溢的人都集中到自己的旗帜下。中国共产党刚建立的时候,中国有300多个政党,而我们只有57个人,靠的就是把当年的才华横溢的人都给招揽过来。
第二次号角是1935年“一二九”运动之后,我们把年轻人招揽到延安和各个根据地。宋平、姚依林、蒋南翔等这一代人就是那时到延安去的。文艺界的冼星海、丁玲、周扬等人投奔延安。冼星海到延安后一下就把大后方的音乐给压下去了,当年的流行歌曲就是《黄河大合唱》,为抗战而谱写的歌曲是全国人民接受的歌曲。
那时也是蒋介石用人的时候,他用了两部分人:一部分人是大学校长,朱家华、王世杰、程天放、温文浩,当年的中山大学校长、南京大学校长、浙江大学校长先后成为他的智囊团。另一部分用的是20世纪20年代末上海办报的一批精英,如陈布雷、潘公展等。潘公展在抗战时期作为国民党新闻检查的第一把交椅,把共产党的中央机关报重庆的《新华日报》封死了。
当年共产党用的当然不是那些当官的人,而是那些确实有才华的想为中华民族奋斗的人,共产党激发了一代青年知识分子的才华。例如,当年的张寒晖到延安创造了《我的家在东北的松花江上》,他不是东北人,这曲子也不是东北调子,他在西安教书时,看到东北军和几十万家属跟着张学良啼饥号寒。到延安后,结合正定妇女哭坟的调子,改成一首不朽的歌曲。
第三次号角是上世纪50年代建国初期,党把解放区的、此前国统区的知识分子都统一整合起来,激发他们建设国家的劲头,海外的知识分子纷纷回国。李四光、钱学森等一代杰出的知识分子回到中国,为了祖国而奋斗。我们在战争年代最多掌控着全国1/3的人口,所以执政团队培养的人才只够执政的1/3,执政团队差2/3,怎么办?大军南下,两百万军官脱下军装转为南下干部,当年的口号是变战斗队为工作队,这样补充了1/3公务员。还差1/3,我们就录取了原南京政府的公务员,包括医院、学校和文化事业机关的公职人员。所以,建国初我们的干部队伍是三三制。共产党把知识分子给激活了,160万共产党员、青年知识分子投入到国家“一五”计划156个大型项目的建设中。
第四次号角是毛主席号召的知识青年到农村去,1700万人上山下乡。第四次青春之歌是很悲情的一次,该念书没书念,但恰恰是当年这1700万知青解决了我国农村的文化沙漠问题。为什么说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根本就不平坦?这1700万上山下乡的知青是这条道路上的棋子,那一代人都有着青春无悔的理想。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以后,最早下岗的是这一代知青,但将来迎接建党100周年的国家领导人也很可能是这一代知青。无论如何,这次青春之歌燃起了在文化大革命沉重一页中我国农村特有的知青文明和乡村文明。
已有0人发表了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