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局报告（九月份）――最近全国政治情形与党的发展[中国共产党中央扩大执行委员会会议文件（一九二六年七月）]

　　自十月间扩大会议后，全国重大的政治事变，就是北方国民军之失败与南方北伐军之胜利。这两部分军事力量，虽不能说是民众的力量，然而总是反对帝国主义的力量，是比较接近民众能予民众以相当自由的武力。
　　因此他的失败和成功，不仅影响于军阀政治势力之消长，不仅改变了军阀间和帝国主义间利害的关系，并且对于中国国民革命前途有极大的影响。
　　武汉下后，国民政府所管辖之地，几占中国之半（包括国民军在内），全国革命空气非常高涨。自然现在的胜利，还只是一种军事的胜利，这种胜利能够保持否，我们亦无把握。不过目前这种军事胜利，可以促进军阀政治之崩坏，可以扩大民众运动之范围，我们并不迷信他就会成功一种革命，然而现时的情况，却不能不承认是一新的进步的时期。兹将这一时期的政治关系及我党在这种局面之下的发展情形，分述如次：
    国民军之失败与今后之出路
    自四月间国民军退守南口后，据形胜之要塞，设坚固之防御，随时可以威胁北京政府，一面又进兵大同，谋取山西，以求南下出路。直奉晋联军合计不下四十万之众，围攻国民军至五月之久，并不能有何进展。南口方面，奉联军一再冲锋，牺牲极大，已有退兵议和之说；直系联军方面，将怀二心，士无斗志，此种军队多属收编从前国民二、三军旧部而成，决难驱之与国民军作战，故初有靳云鹗新直系反吴之企图，继又有陈鼎甲等倒戈之事实。延至八月十二日前，京畿附近直奉联军约三万余人，均已商量就绪，与国民一军约定在十二日晚间由国民军冲出为信，截断奉联军归路，一举而歼灭之。岂知事至当时，国方无一兵之出动（由于张之江之破坏），而此计划根本失败，京津反戈军队，并被解散。此计划失败不过二日，奉联军累月猛攻之南口，突然陷落，真是一方面失败于功在垂成，一方面成功于失败之顷，致北方民众，更入水深火热之境地。
　　南口既失以后，国民军匆遽撤兵，损失甚巨，余众不过七八万人，合二、三、五各军不过十二三万人，集中包头甘肃一带。国民军此次失败的直接原因固多，如1．多伦与沽源失守；2．延庆守军空虚被奉军暗袭；3．南口要隘龙虎台先陷落；4．子弹缺乏；5．战线太长；6．联军数量多于国军数量三倍。然而最主要的原因，还是统帅张之江庸懦无能，无中心政治思想，时时破坏进取战略，谋与直奉妥协（如大同天镇不肯猛攻，八月十二日之变不发命令）。此后国民军非另换强有力之将领，宣明政治主张，则纵有很好爱民能战的军队，亦不能救其失败（国民军兵士纪律之好，战斗力之强，与人民感情之治，在全国各军之上）。最近冯玉祥已统率其国民军全体正式加入国民党，并接受国民政府之命令，南方之国民政府与北方之国民军，现时在形式上已打成一片。国民军现时地盘，只剩得甘肃及绥远之一角，非取陕西不能生存，得陕西后，可望东出潼关，沿陇海路直下河南，与北伐军联成一气，退亦暂可自保，以准备将来与南方北伐军夹攻奉军。
　　北伐军之进展与吴佩孚势力之粉碎
　　此次国民政府之出兵，初本在援助唐生智守住湖南，防御吴佩孚之南侵。后因北方有新直系之酝酿攻南口，直军有不稳消息，吴佩孚不得不匆匆北上，以南方军事委之赵恒惕李倬章陈嘉谟叶开鑫董政国等，指挥既不统一，士卒因欠饷过久，毫无斗志（已欠三月不发饷），虽有十万之众，已形如散沙，故北伐军一至，遂如摧枯拉朽，自岳州总攻击令下后，不过两周，遂进占武汉。吴佩孚匆匆由北归来，亲自指挥，然险隘尽失，士不用命，汀泗桥发愤一击，仍不能守，重诛将领多人，亦不能固结军心，北来后援军队或者观望不进，或因车辆缺乏运输不及，于是吴在湘鄂之十余万大军，几乎全军覆没。此时吴所有地，已只河南一省。河南境内，尚有樊锺秀之扰乱，豫籍反吴军人之活动，田维勤魏益三等军队，亦不能十分听吴指挥。吴势至此，可谓粉碎，今后直系实际首领，将转移为孙传芳，而战事中心，亦将移至江西方面矣。
　　奉直关系之变化
　　在南口未下前，北京之政权，虽曰直奉合作，然事实上全在吴佩孚指挥之下。吴所统兵士，又多系国民二、三军旧部，随时可以发生异动，足以为奉军后顾之忧。因此直奉间暗潮非常激烈，特以大敌当前，双方均只好迁就隐忍。及直军田部陈旅倒戈事件发生，吴佩孚在军事政治的设施上，遂不得不稍稍向奉联让步。南口为奉联军攻下后，此时奉联军凭借战胜之威，气焰万丈，于是要求改组内阁，要求三区地盘概归奉联，要求直军让出保大，种种条件，应时而起。吴佩孚利用奉联内部并不统一，奉联军既时显然有二大势力，一是奉张，一是鲁张，而奉张部下各军长间，如于珍与高维岳为察哈尔地盘亦有意见，吴因弄其挑拨离间之术，直接保张宗昌为上将军，更激动奉张之愤恨，双方冲突，已达极度。惟日本帝国主义深知当时奉直关系若一旦破裂，则北方动摇之直系军队，随时可重与国民军结合，反攻奉军。吴佩孚长江势力既未失败，则英帝国主义亦决不容亲日之奉系独握北京政权，因强迫奉系仍与直保存合作关系，维持直系之杜内阁。
　　湘鄂战事的变化，使直奉间许多难解决的纠纷均能很顺利的解决，如保大移交问题，吴佩孚因鄂事吃紧，调北方之兵援鄂，自然不得不让出保大；内阁问题，在吴既失败后，便自然要改组。奉系现时确是很胜利的局面，然奉系今日，已不是整个的奉张与鲁张之冲突，牵张鲁张各自内部亦有冲突，正未容彼等过分乐观也。
　　孙传芳之态度
　　孙传芳过去虽唱五省保境人不犯我我不犯人口号，但实际派遣亲信得力部队四万人入赣，他的目的，并非援吴，乃欲乘北伐军与吴佩孚久战疲敝，以生力军从侧面进击北伐军，从容收取湘鄂两省，且收容吴之残余势力，继吴而为直系之领袖。此时孙传芳军与北伐军在湖北江西边界交战，此战若北伐军败，则不但武汉不能保，广东且有为闽军夺取之危险；若孙军败，则浙江之夏超，安徽之陈调元王普，江苏之白宝山邓俊彦等，都有叛孙而倾向国民政府之可能。
　　北方政局与两张在现时战事中之地位
　　国民军及吴佩孚之失败，英帝国主义在华势力之低落，是奉张及日本帝国主义所庆幸满意的。不过奉派内部纠纷，亦正扩大，鲁张已非奉张所能统制。南口下后之地盘酬庸问题，张宗昌不能分得三区一部，即褚玉璞位置亦几乎动摇，非常不满，不过此时尚非决裂时候。
　　奉派及日本帝国主义对于目前之时局，是有两条路可走：一是与孙吴英维持反赤合作；一是与国民政府秘约共倒直系。国民政府现时的力量，不能打倒北方奉派，亦无力取得北方，双方目前利害，并不冲突，故这个妥协，是有可能的。惟无论奉派援吴或和粤，均必出兵攫取一部地盘，盖奉派此时正需取得新地盘，以位置其部将及多额兵队也。援吴必取河南湖北，和粤必取安徽江苏，恐为不可免之事。孙传芳若与奉派之关系弄得好，则让河南于张，而孙无北顾之优，合双方之兵力，以对付国民政府，则国民政府难免于退出武汉，甚至广东亦不能守。国民政府若与奉派之关系弄得好，则奉军沿津浦南下，可以牵制孙与北伐军之作战力量。奉张鲁张现时均有代表到粤，且闻有京汉津浦两路出兵，奉张取河南鲁张取江苏之说，前途变化如何，尚在酝酿之中。
　　时局变化中帝国主义之态度
　　南口下后，奉张遂代表日本帝国主义逐走苏联大使加拉罕。吴佩孚失败后，使英国在华之政治经济势力均大为低落，于是极力运动列强对华取共同干涉行动，但美法均拒绝英之要求。日本为此次政变中的最大胜利者，一面对英示其悯惜之意，一面拒绝英之请求。故英国此时，在国际上已难得到别国的帮助，除一面尽力帮助孙传芳等一切反国民政府之军事行动外，并直接动作以谋颠覆国民政府，具体的事实如：
    1．九月五日东方社汉口电：“三日吴军之军舰五艘悬挂英国旗欲突破金口。”是直明目张胆的庇护吴军向北伐军进攻。
　　2．九月五日香港政府突派英舰两艘，驶泊广州省港轮船码头，水兵登岸驱除罢工纠察队，并捕去七人，阻止华人出入码头，干涉江面小船往来，粤政府抗议无效。此种举动，显然是意在牵制北伐军之后方，希图以武力倾覆国民政府。
　　3．八月二十九日英舰万龙号在万县入口后，不受检查，欲以武力出口。杨森派兵四十五名，乘划船往阻，被撞沉没，因将后到之英舰万县万通二号扣留，要求赔偿。乃英领事竟调炮舰四艘，载兵赴万县，硬索二舰，用大炮向万县城轰击，城中房屋大半为大炮所毁，死伤人民不可胜计。
　　又报载英国巡洋舰开里斯福号开斯托号韦特芳资号不日又将载兵来华，并许海军官长以便宜行事之权；其向我中国民众进攻的事实，已昭然若揭。
　　日本帝国主义方面，对于最近政局的变化，当然是志得意满。因为国民军与吴佩孚之失败，只是助成奉系日本帝国主义在北方的统治，降低英国在华势力，是于日本有利的。
　　美国帝国主义，因为他过去完全受制于英日，所以他现在处处破坏英日帝国主义的进行，具体的事实如：
    1．破坏关税会议之成功；
    2．抗议新公债；
    3．与国民政府外交部发生正式关系。
　　又派人至广州视察，在新闻纸上对于广州政府备极颂扬。如国民政府能相当发展，美国似有首先承认及举办借款之可能。
　　武汉下后国民政府诸问题
　　1．目前斗争的形势
　　目前武汉的军事胜利，自然说不上是一个革命，更说不上革命成功。但这个军事的胜利，却提高了全国革命的空气，扩大了民众运动的范围，促进了军阀政治之崩坏。许多小军阀，均有倾向国民政府的表示，虽明知他是投机的，然亦要有这浓厚的革命声势，才能有他投机的可能。
　　现时斗争的形势是很明显的，国民政府代表一种革命势力，吴佩孚孙传芳代表英国帝国主义反动的势力，奉联军代表日本帝国主义的势力。国民政府与孙吴的战，亦即所谓赤与反赤之战，向英帝国主义争取长江流域的统治；至于北京政权，全落于日本奉联之手，国民政府与苏孙一时俱无力过回，奉联虽亦反赤一类，但目前与国民政府尚少实际利害的冲突，除非国民军已得陕西，国民政府国民军均要取河南时，双方始立于直接冲突地位。
　　2．军事问题
　　在岳州未下以前，据加伦同志的估计，以现时国民政府北伐的兵力，破岳州取武汉可以有把握，惟武汉下后，还是向北发展进取河南，抑回兵取江西，则当考虑。取江西，必与孙传芳冲突，同时英帝国主义为维持其长江势力，亦必出死力帮助孙传芳，这是取江西的顾虑。如果放弃江西，一直进攻吴佩孚，先联络樊锤秀取得河南，再同国民军联络，抛弃长江下游，只向内地发展，这样做固然有这样做的好处，但是战线太长，江西福建都可以从侧面进攻，很有后顾之忧，对于军事上也有不利的地方。最后的决定，还是下武汉后即取江西。
　　我们中央对于此问题是很持重的。对于苏孙不主轻于开衅，极力避免冲突；对于河南亦不主张长驱直入。国民政府得武汉后，只求守住武胜关以南，从容统一西南诸省，以准备攻奉之军力；对于苏孙则采用拆台手段。国民政府不能取长江下游（因与英帝国主义冲突太利害，国民政府之能力尚不足以支持英之进攻），只是使长江下游不成统一的集中的力量，分散于各小军阀手中，则既可减轻英国利用的效率，又不能很大的危害国民政府。但是现时江西战事既开，此希望已是不可能了。此时吴佩孚之残部犹未尽驱出武胜关以外，国民政府之战线，自花园广水以至潮汕香港，非常辽阔。设不能与奉张鲁张妥协，令张不助吴孙，且出兵津浦以索〔牵〕制孙传芳，则未来战事之胜负，殊难预测。直系之势力，英帝国主义之势力，均残存此一角，其必出死力以相争，又可想见也。
　　3.政治问题
　　最主要的有两件事：一是国民政府之组织及地点问题：我们的意见，国民政府欲统一西南诸省，不得不略采联邦形式。因为在现时军人割据惯例未消泯以前，若坚持严格的统一过急，只有逼迫这些人远离国民政府。只要求这种军人对民众的政策不十分反动，而且足以促进革命之向前发展，逐渐抉起人民团体参加政治，我们均可承认他的办包〔包办〕，而不必勉强用国民政府统一观念来干涉他。国民政府不可迁移武汉，仍当在广州，于各部之上应有一政务的组织。我们并须使蒋觉悟他把军权政权党权集于总司令一人身上之危险。他只能做国民政府军事首领，党及政府首领仍应请汪回任，否则无法减少李唐及其他各方面之反感，蒋之地位固易动摇，国民政府亦受极坏影响。二是北伐的政纲：北伐出师的宣言只是“统一中国”四个大字，十分空阔，最近才发表新的宣言，提出：（1）扩〔廓〕清军阀（2）召集国民会议；（3）废除不平等条约三口号。我们希望更能有切合农民要求的具体政纲，但这恐不可望。武汉下后，我们的责任，就在努力实现召集国民会议，在汉口开会，姑无论这个国民会议不能就接受政权，然而在宣传上在训练革命群众取得政权上，是有极大的作用。在已归国民政府统辖之各省，亦可由人民团体发表人民的总要求，召集省民会议，以减轻军事独裁倾向。
　　4．外交政策
　　在这次政治变动中，英帝国主义处处陷于失败孤立地位，已激成他疯狂的直接行动。自然这种行动只有愈激起中国民众的反感，使排货范围更为扩大。不过国民政府之外交政策，更须十分小心，不可有过分的急进举动，因为现时国民政府的实力，尚不能单独与英抗。我们应该一方面使英国的工人，英国的各派政党，不至一致赞成其保守党内阁武力干涉中国政策；一方面和缓对日美的冲突，使他们不至与英国一致采取共同干涉的策略；并极力避免与英军事的冲突及国际共同干涉的借口，尤其是在广东与汉口。
　　5．国民政府内部的冲突问题
　　长沙下后，第八军唐生智兵力扩充至六师之众，实际有二十八团，照粤军编制，可称十师，军械充足，精神统一，战斗力极强。四、七两军以学派关系（同属保定系），均亲近唐。而蒋介石所统入湘之第一军（即黄埔军）二师，沿途骚扰，时有逃亡，军纪败坏不堪。蒋入长沙后，见军事政治全在唐生智手，民众力量全在C．P．手，遂向我们及俄同志表示请维持一军，维持黄埔，维持蒋之总司令威信，招致已经退出一军之C．P．分子回去工作。但另一方面，仍放任右派之孙文主义学会分子在民众中向我们进攻。又拉拢九军、十军，收编贺耀祖师以制唐生智。唐生智过去虽无革命历史，现在亦无比蒋更反动的事实，且比蒋还好一点（自然不能说永久可靠）。二、三、六军实力远不及蒋唐，以利害关系又自成一种结合，他们不满八军，也不满蒋，自身打算向江西发展。
　　我们现在对付这各派冲突的政策是：一、从革命的全局看，若果革命势力分散了是不好的；但在现时的军人，若果权力集中在一人之手，反更有右倾的危险。因此我们现时对于蒋唐的冲突，不去助长，也不去消灭，只维持其平衡，在这个平衡的维持中，还可逼他们多做点革命工作。二、所以我们对于唐势力之强大，不在如何限制他，而在包围他不反动，维持蒋能与之对抗。三、对于蒋之维持，也不是简单的，必须蒋能执行下之条件而后可：1．将党权政权速交与汪；2．清洗军中反动分子。此二事若不能办到，则照蒋现时众叛亲离的形势看去，我们亦无法维持其不倒。
　　白色恐怖与民众革命情绪之高涨
　　反赤军所在地，其军队无不纪律废弛，烧杀淫掠，无所不为；强行不兑现的军用票，勒征苛捐杂税，一般人民苦不堪言。凡直接受战祸区域往往村落为墟，间接受战祸影响各地，亦百业凋弊〔敝〕，生活腾贵。反之在所谓赤军统治下的民众（指国民军与国民政府领地），反能保有相当的自由和相当的安居乐业。于是“反赤”一名词，在社会的宣传渐失其作用，民众以其身所经历，觉赤不觉畏，且有欢迎赤的倾向，甚至反动的醒狮派，亦以张宗昌等之反赤为反赤派之羞。
　　北方各省，现完全陷没在反赤军铁蹄之下，民众自由已摧残尽净。工会农会国民党等，或被解散，或被逼入地底作工，报纸言论，稍不检点，即遭封闭，记者辄被杀戮。
　　虽然政治压迫愈凶猛，则民众反抗力量亦随以扩大。河南山东一带，不断的农民红枪会暴动，虽被张宗昌寇英杰的炮火焚杀一时镇压下去，然绝不能根本消灭其反抗也。一般大商人小商人等受捐税及军用票之亏，革命情绪亦至浓厚，最近上海商人对北伐军均有一种好感，两月以来，孙中山之三民主义书竟销至二万余册，可见民众之倾向革命。
　　在北京河南山东湖北安徽江西江苏各地，我同志之被捕及被杀者，在二十人以上。各地军警，搜索甚严，邮件检查更勤，故一切宣传物多不易发出。
　　国民党内的变化
　　1．蒋介石统治下之国民党现状
　　国民党自从三月二十日事变以后，已成了中派蒋介石个人专政的局面。蒋因欲完成和巩固他个人专政的地位，故对于右派亦不能不施以打击，如逮捕吴铁城，驱逐伍朝枢等。然对于我们仍不绝的进攻，对于左派仍有所怀疑，故右派时得乘着机会结合中派使之右倾，与我们为难。五月十五日的中央会议，直接限制C．P．之活动，同时取消了左派汪精卫在党中的领袖地位，而易以中派之张静江为中央主席。七月四日的中央会议，蒋又直接取消了张静江而自作主席。于是党权政权军权皆集中于总司令一身，蒋所在地，就是国民党中央所在地，国民政府所在地；蒋就是国民党，蒋就是国民政府，威福之甚，过于中山为大元帅时。蒋之中派分子，系以浙江人及黄埔系组成，现时党中军中政府机关以至广东大学握重权者，多此两系分子，大道各派各军之忌。
　　在这样声势煊赫的中派政权之下，左派唯一的首领汪精卫又远适异国，不知踪迹，于是一般左派领袖，一部分根本动摇，行动右倾；一部分不满现状，而又无法以解决现状，彷徨无主。至于群众方面，则左派的群众，反日渐扩大。
　　先说右倾的左派领袖顾孟余，在左派中是怀疑C．P．最深的一个人。丁维汾更糊涂万分，最近居然在会议中主张不要写叫“打倒帝国主义”，以免防〔妨〕碍北伐工作，自做中央青年部长后，便实行他之所谓“左派”理论：“只要抓住学生运动，其余一切民众运动便不成问题了。”他的部下王乐平，与之狼狈为奸，极力和我们为难，并运动北方青年，想破坏我们在北方的势力。左派对工农运动的态度，现在即根据武装的戴季陶（蒋）要管理左派甚至C．P．的原则，带着“北伐时期”的大帽子，在“北伐”这个名词之下，实行他们的自杀政策――讨厌工农运动；否认现在工农群众对政治及经济的正当要求。他们谈起来总是说：农会不好，工人要求太高等等不合实际的鬼话，从来没有听他们讲过右派及反革命派的活动有怎样的危险。陈公博居然与孙科联名提议解散工人代表会（工人的工会）及广东总工会（东家的工会），由政府办一个什么总工会来统一职工运动。在他们组织的组织委员会与宣传委员会联席会上，居然通过这样的决议：“在工农运动中打倒左倾的流氓派及右倾的反动派”。
　　何香凝宋子文甘乃光陈友仁等还保持真正左派的面目，他们不满于现状，要求有所改变。但他们无方法，不知怎样去进行，并且自己无组织无理论，不相信自己的力量，要C．P．为之领导。
　　在群众方面，则左倾分子日渐增多，蒋介石视为他的基本势力之黄埔军校中，自C．P．分子退出K．M．T．后，迫起一般左倾的分子，要起来自负责任，直接与右派斗争；现时黄埔中左派分子几占百分之八十以上，右派的势力渐渐打落下去。他们与我们的关系非常之好，虽然他们没有显明的反蒋，但迎汪的空气非常浓厚，这已经使蒋及中派诸人十分不安。在工人方面，蒋介石袒护工贼陈森和非工人组织的总工会，已经使工人群众不相信蒋。在农人方面，因蒋军何应钦军及各地驻防军之勾结民团压迫农会，已不能使他们信认〔任〕国民政府，信认〔任〕现时中派的政权是能拥护他们利益的。在商人方面，小商人革命化自不必说，大商人代表如南洋兄弟烟草公司之简玉琴，即反对目前贪官污吏、土豪劣绅与军事独裁勾结下的政局，极欢迎我党机关报《向导》，《人民周刊》的言论之一人。所以现时在广东左派的群众是有了，惜无有力的领袖，故政治态度常常动摇不定，虽有我们供给主张，亦无人出来主持号召。
　　国民党中央党部自我们同志退出后，大权握于中派张静江叶楚伧之手，除与我们为难外，并无其他工作，不能与群众接近，日愈远离群众。左派的邓演达睹此现象虽不满意，然亦徒唤奈何，无法整顿。各省党部自五月十五中央会议整理党务案发表后，自然生出一些纠纷，从前“投机的右派思想左派组织”之分子，当然鲜明起来向我们进攻，但影响尚不十分大。另一方面，却逼起我们愈发努力扩大左派，抉起左派，参加工作，自负责任。
　　广东有实力的右派李济琛是不满意蒋的（李在表面上虽常利用《向导》的话向蒋进攻，但他和古应芬关系不断，对于农民运动也有点怀疑，他部下更是压迫农民，所以他不是左派，只等左倾的右派）。上海的右派（西山会议派）仍以赤化攻击蒋，所以蒋现在群众中在党中在军事上在政治上均陷于各方面攻击地位；另一方面拥汪复职的声浪一天一天的高涨。这便是蒋介石统治下的国民党之现状。
　　2．我们对于K．M．T．的政策
　　在此次本党中央扩大会上已有很详细的决案，并具体实行办法。主要的意思就是：1．要建立我们独立的政治宣传，巩固我们的社会力量；2．积极发展左派的实力，使左派能够实际管理党务，直接参与反对右派之斗争；3．使K．M．T．的组织更宽大些，能包容整个的革命团体加入，使K．M．T．更能成为群众的大党；4．对右派不断的暴〈露〉其妥协及卖国卖民的罪恶，这是使右派失去社会地位隔离中派与右派结合的方法，这种攻击是与左派共同动作，才能免去使此斗争成为C．P．派与非C．P．派〈斗〉争之嫌。
　　现时蒋介石独裁的局面大不利于K．M．T．之发展，然而在反对广东内外反革命势力之斗争里，我们还是要赞助他；我们以拥护劳动民众利益为赞助他的根本条件。我们极力促成迎汪复职的运动，但决不是梦想回复三月二十日前局面，决不是倒蒋。我们的口号是“汪蒋合作”。我们的态度是虽不退出K．M．T．但不代暂K．M．T．。
　　3．迎汪运动
　　现时广东内外反蒋迎汪空气异常浓厚，不仅在一切民众运动中，就是在所有军队中，甚至蒋之根据黄埔军校学生，亦不满现状，而提出迎汪口号。群众的情绪，都要求国民政府有一个新的改变，即要求恢复政治上左派的指导权，左派领袖亦正积极的进行迎汪复职运动。我们对于这种现象，若不急图补救，则民众会发生无组织的暴动，若只顾避免与中派的冲突，勉强拉住群众，然群众终是拉不住的。
　　蒋介石近亦自觉自己地位之危险，非常恐慌不安，既不愿汪之出，惧汪出后为实力派所拥以倒己，又无法统一各部分军队绝对受己指挥，无法消灭群众之不满，无法巩固自己的势力，近日乃向我们同志表示请我们维持他总司令的地位，派人请仲甫同志及伍廷康同志赴汉，请C．P．勿赞成汪回。
　　在现时的情况之下，我们自然绝对不赞成“迎汪倒蒋”的口号，因为这样做将动摇了北伐的全局，而且蒋倒后，继起的军事领袖未见高过于蒋，愈滋纠纷。但我们亦不能赞成不变更现状，使广东革命根据地为中派包庇下之贪官污吏劣绅土豪所断送。事实上民众及实力派的反蒋运动，亦非我们消极所能阻止。因此我们向蒋介石是这祥表示，我们赞成汪回，于K．M．T．于蒋有三种好处：1．是武汉下后，国民政府局面扩大，工作扩大，汪出来更能增加国民政府力量；2．新起来归的小军阀，现时国民政府还不能丢掉这般人，他们与蒋的冲突，有汪出来可以和缓一些；3．现时张静江等在粤的腐败政治，汪回可望整顿，不至被贪官污吏土豪劣绅所断了国民政府之民众的基础。又我们是在以下三个条件之下赞同汪出：1．是汪蒋合作，不是迎汪倒蒋；2．仍保持蒋之军事首领总司令地位，愈加充实蒋之实力，作更远大的发展，决不主张别的军人拥汪以助小军阀倒蒋；3．不主张推翻整理党务案。我们还可再进一步的指出今后权力的分配给蒋汪和唐生智等避免冲突的一条出路：
    第一，为消灭党内外左派群众对于现状的不满，为使党的工作更能有力的进行，须将军权和党权分开，请汪精卫回粤，党权交与汪精卫。
　　第二，为避免蒋与各地小军阀权利之冲突，为满足各地方民众自治的要求，须将各地方的军队及财政与中央划分，建立省民自治政府，使当地的民众能尽量参加地方政治，使当地军事领袖不至因蒋为中央军事领袖而虑其自身地位之动摇。
    第三，我们当引导蒋注意准备更远大的全部革命军事工作，维持蒋之中央军事领袖地位。当使蒋知道过去的黄埔军队，在此次北伐中是失败了，以后须准备在武汉作第二次更大规模的黄埔式的练兵；必须扩充至十师以上的力量，以备应付未来与奉系之争斗。
　　照以上的办法，既迎合蒋好大喜功之心，又使他抛弃目前和汪的争持，及各个军阀间的权力或者不至冲突。以蒋现在所处之地位，或能接受我们这个忠告和主张。左派迎汪的宣传，仍听其充分的做，使蒋受这宣传的影响，更能左倾一点。
　　4．《论国民政府北伐》〔2〕―文的影响
    仲甫同志在《向导》报上发表《论国民政府北伐》一文主要意思是：1．北伐只是一种讨伐北洋军阀的军事行动，不能代表中国民族革命之全部意义；2．须防止投机的军人政客个人权位欲的活动，不能因北伐而牺牲民众之自由利益。
　　这篇文章传到广东后，民党中派及右倾的左派领袖，均表示不满，顾孟余在中央宣传委员会开会时直斥仲甫同志有意挑拨人民与国民政府之感情；张静江则请包同志〔3〕劝仲甫勿再作这类文章；黄埔特区党部则提出中央党部控告，并禁止同学购阅向报，左倾分子不赞成，竟至用武。在中央党部接受黄埔同学这个控告后，开会讨论，李济琛第一个起来说这篇文章并不错，孙科亦然，左派诸人亦借此机会向中派发牢骚，最后勉强敷衍的由主席张静江写一信给仲甫结束此案。在群众方面，工人农人商人中我们的宣传均发生很大效力。
　　5．联席会议停顿之原因
　　我们的代表是八月二十左右就到了广州，在广州约停留两周以上，当时因社会及各方面反蒋空气甚浓，中派疑我们与李济琛顾孟余等联成一气，有所顾忌，且惧我们在联席会上提出许多国民政府压迫农民的事实和他们麻烦，遂不肯即开；顾孟余切颇欲代蒋与我们开会，强迫我们作一些不应当的让步，但自拥汪复职运动发生后，亦不敢尝试；在我们方面，当然亦不急于早开，遂决定延期下去。
　　6．民党扩大会议召集之内幕
　　国民党已通告于十月一日开中央执行委员会及各省执行委员会（每省二人）之联席会议决定对时局方针。
　　在左派的计划，是想借这个大会拥汪复职；在中派的计划即蒋的计划，因见唐生智等部势力之强大，已非他自己所能节制，想提高党的威权，且想把国民政府迁到武汉，一面借此以范围唐等，一面杜绝汪精卫回广州取得国民政府领袖地位。
　　我们对于北伐的态度
　　我们对于北伐的态度是：一、北伐的意义是南方革命势力向北发展讨伐北洋军阀的一种军事行动，而不能代表中国民族革命之全部意义；这种军事行动只是促进军阀政治之破坏，开展民众运动之局面，我们不能引导民众对于北伐存过高的希望，有坐待北伐军来解放的幻想。二、北伐当中须防投机的军人政客权位欲的活动，不可因北伐而牺牲民众之自由与利益。
　　北伐中我们的政治号召是：“仍旧主张国民会议是解决中国问题的道路”，国民会议就是国民革命时代民众之联合战线具体的表现，也就是国民革命时代自始至终一切运动的骨干。这一运动必须在空间上有普遍的发展，由通都大邑努力扩大到穷乡僻壤，由商人工人学生努力扩大到农民兵士机关职员等一切民众；必须在时间上有长期的斗争，由各地公团联合的国民会议促成会努力进行到全国发表政纲的国民会议，更努力进行到接收政权的国民会议，才算完成国民会议这一运动的意义。
　　我们不梦想此次北伐军事胜利就是一种革命，就能实现“接收政权的国民会议”，只是在从这个运动中引导当地民众起来参加地方政治斗争，把民众组织起来，提高他们的政治意识，渐渐形成民众在政治上的势力。
　　根据以上的态度和口号，所以我们不应当空洞的向民众尤其是北方民众宣传北伐，指望北伐，而是宣传北伐中我们应做些什么，不说北伐军如何如何好，而说北伐军应该如何如何。在把北伐军与军阀军队相提并论时，我们不讳言这是赤与反赤之战，具体的指明赤是什么，反赤是什么，人民应该站在赤的方面去攻击反赤。
　　在广东方面，我们指出北伐当中，后方民众运动尤重于前方之军事进行，指出强派公债，预征钱粮，卖党鬻爵及孙文主义学会勾结逆党与土豪劣绅，驻军勾结民团种种压迫农民的事实，均足动摇广东基础，政府又严厉镇压人民之集会自由（东江徐、何公然布告禁止农民集会自由，总司令部布告北伐期间禁止罢工），实属自杀政策。我们一方面极力为农民找一出路，不任令农民自然暴动或受陈炯明煽动以妨碍北伐；一面亦不坐视政府之苛取重压，引导农民作正当的斗争。在总司令的军事独裁局面之下，只有我们尚能站在民众方面，代表民众的利益说话，所以不仅农人工人群众信赖我们，就是一般小商人及民族色彩的大商人均信赖我们。粤区所发表的告民众书，真能代表各级民众的要求，把他们集合在“工农商学联合代表大会”去作争取参加地方政权的运动。总之中派的北伐是意在他们的政权扩大，我们对于北伐是要求民权运动的扩大。
　　在湖南湖北等省，当北伐军未占领时，我们一面宣传赤与反赤之不同，一面领导当地民众作反对苛捐杂税争取自由等反对当地军阀政治的地方政治斗争。只有这样做，才能对于北伐更多实际的帮助，才能保障北伐军占领后的政策可以左倾（因民众自身已有组织且有斗争的力量）。此次北伐军能迅速的荡平吴军，得力于两湖农民援助之力非常之多，尤其是湖南农会的参战更勇烈。凡战事区域，我们所组织的农会均号召农民起来实际参加战争，因参战而牺牲的农民虽尚未得确实统计，然大致不在少数。农民既有此伟大功绩，北伐军将领对于民众自由亦不得不相当尊重，所以民众现在在两湖的政治地位完全是凭自身的力量争取得的。
　　北伐军占领湘鄂后，我们便乘此机会愈加迅速的扩大民众运动，发表当地民众对于政治的总要求，进行省民会议，县民会议，乡民会议，要求废除过去军阀政府所加于人民的各种压迫，取得人民最低限度之自由权利。在这次运动中，我们不但要为工人农民的利益而奋斗，并应为商人的痛苦而奋斗，才能结成很广大的民众联合战线；在政治上应力倡民权与自治，反对军事独裁。
　　总之，我们对于北伐的态度并不幻想他就是一种革命，并不炫骇于目前的胜利而忽视了他所包含的危险；我们知道武汉下后的国民政府的现状还在严重的恐布〔怖〕当中。第一、中派领袖对于北伐目的只在争取地盘，内部暗潮甚烈；第二、英国正极力拉拢日本，促成张孙的合作以对付国民政府。从前英日张吴合作成功，国民军队不得不退出北京，现时若英日孙张合作成功，恐广东亦不能守。然而中派诸人方正欣喜于目前之胜利，骄张之气，漠视一切，虽有俄顾问之忠告亦听若无闻，前途如何殊难预言。我们应处处保持在野党的地位，留意的忠告他们，一面更切实的做下层群众基础工作，俾一旦环境变动仍能坚固的存在。
　　党在各方面工作发展情形
　　1．党的组织情形
　　在本年七月扩大会议时，统计全党人数为一一二五七（各地报告仍是五月份的统计），此时在国内的党员至少在一万三千以上。因交通不便关系，各地报告月份参差不齐，尚不能目为目前精确之实数。兹将现时统计与扩大会议时统计比照列表如次：
                         扩大会时统计                           现时统计
    湘区                  一六八六                               二六九九（八月份）
    北方区                一七○○
    粤区                  四二○○                               四五五八（六月份）
    沪区                  二二四一                               二二二三（八月份）
    豫陕区                三○五
    鄂区                  四二八                                 一○○○（八月份）
    鲁地方                五○○                                 五一五（七月份）
    赣地方                一○五
    川地方                四二                                   一二○（八月份）
    安徽                  二七                                   三三（六月份）
    福建                  二三
    总数                  一一二五七                             一三二八一〔4〕
    从上表看，可知京粤豫赣皖闽各区域犹是扩大会时的报告，尚非现在实况。两月来有报告而发展最快者，当推湘鄂川三省，湘省在两月中增加一千人，鄂区增加一倍，川省增加二倍。湘鄂发展的原因，完全由北伐之影响，川省亦因北伐军进至武汉，一般投机的小军阀均望风来归，对于民众运动不敢十分压迫，且常常表示许多好感，所以川省现时是最好工作之地，四川工作同志其刻苦奋斗的精神，更为有〔有为〕别省所不及者。
　　目前各地工作，以粤湘鄂三省区最为重要。粤区有两年多的工作经验，负责同志亦甚得力，最近又特派任卓宣主管宣传部，张太雷编辑《人民周刊》，区委已较健全，故指挥工作尚不费力。湘区党的组织为各地之冠，在这样大的环境变动中，能把一切民众运动均集中在我党指导之下，能使党的组织在突飞的发展中不落于空浮，对付各种问题的策略，亦稳当周到。只有鄂区组织太不健全，不能号召群众，不足以应付目前变动的局面。中局已决调彭泽湘同志往作书记，项英育南亦已赴鄂，分任工人及中校工作；此外尚拟派一中央委员前往视察，并再增得力同志若千人去担任工人农民及国民党工作。
　　北方区豫陕区山东江西安徽福建等省，均在反赤军势力统治之下，压迫十分利害，这些地方的监狱中都关有我们的同志。因搜索很严紧，所以宣传品及信件的交通均受着很大的妨害，《向导》几乎全不能寄到。山东安徽等地，且因邮局检查出信件将我同志拘去枪毙。职工运动及一般的民众运动在这样严重高压的环境之下，亦不能有什么动作。同时我党在这些地方的工作除北方区在政治上有相当的作用外，余均在政治上无地位，在市民群众中无信仰（只有在工人学生中有我们的影响），处处都表现还是研究的小团体状况，而不是一个群众化政治化的党。在粤沪湘则已走入民众中去，湖北亦正在开始接触民众。
　　江西地委原本很弱，不能了解当地政治状况，不知如何计划进行，党与群众几乎尚无关系。最近因北伐出兵江西，江西问题日愈重要，所以现已调刘峻山同志往作书记。
　　安徽福建的组织尚小，作用不大。沪区虽亦在反赤势力统治之下，但因上海社会比较复杂，压迫之来尚有法可以对付，一切工作均尚能经常进行，在工人群众中有相当的基础，并已开始商民运动，参加地方政治斗争，惟在最近日厂罢工中表现出党的下级组织还在十分涣散，支部不起作用，同志对党认识不明了，应速加以整顿；尤具是对于罢工失败的一万七千日纱厂工人中，要加紧工作，设法维持他们对于上总及党的信仰。
　　在反动势力统治各地的工作，很难有显著的发展，只是在使我们的组织更加严紧，使我们的政治宣传更能深入于各部分群众的意识（赤与反赤之差别）。在粤湘鄂三区的工作，现时是最好发展的机会。我们还要开始注意四川，因为在那个地方的军人既倾向国民政府，故意表示左倾，政治的环境是比较自由，可以容许我们活动，在军队中我们有几个高级军官同志及一部分K．M．T．左派，也可以发展成一种局面。
　　“一切工作归支部”这个口号，在各地或者还不十分了解，或者是没有执行，所以尚少成绩。支部若不能健全工作起来，则我们各地还不能算有党的组织，我们的基础还是动摇得很。党内工作者的坏倾向如雇佣劳动化与贪官污吏化的分子，自扩大会议后各地均已注意清洗，尚须继续切力注意。
　　中央组织部尚无专人切实负责工作，中央局诸同志在扩大会后，特秋两同志赴粤参加联席会议，仲甫同志病入医院，几不能开会，虽仲甫同志在病中仍管理一切工作，但总有许多事情因而停顿。工委农委的工作方在开始整顿中。现时中央局因人少的关系，除开对于各地政治上的指导外，在组织上尚不能细密的工作。各地方党部普遍困难的现象是：1．缺乏得力工作者；2．经费十分艰难。因为这两个问题，常常使我们坐视一切机会之逸去而莫可若何。关于缺乏工作者的补救是各地办训练班及党校；关于经费缺少的补救，除极力节省及选择工作外尚无别的方法。
　　2．职工运动
　　两月来全国职工运动可注意的有几件事：1．是解决省港罢工问题；2．是广州工人代表会与广东总工会的斗争；3．是上海日本纱厂的罢工；4．是大连的罢工；5．铁路工作方法的改变。
　　关于省港罢工问题，七月间的谈判因香港代表态度极强硬，条件又苛刻。1．不承认罢工是一个严重问题（以为罢工已过去）；2．不承认沙基惨案；3．黄埔筑港只允许成四等港；且提出粤汉广九接轧〔轨〕为条件，遂致决裂。现时英国人仍以罢工问题向广东进攻。K．M．T．中派右派均反对罢工委员会，只有左派宋子文在财政上尚能按月照拨罢工委员会经费三十万。武汉战争中若提解决罢工，则只有助长反动派及中派声势。不过对于封锁问题，事实上表示让步，在内地厉行排货而撤消海口检查，同时要求谈判解决罢工。
　　关于广州工人代表会与总工会的冲突。总工会只有二十几个团体，是东家的组织。工代会有一百三十几个团体，是工人的组织。国民党中派袒护总工会的首领陈森，袒护总工会，大为工人群众所不满，现时总工会在群众中已无多大力量。
　　关于上海日厂罢工问题，起因于日本纱厂主利用这纱市疲乏的机会，借整理生产为名向工人进攻，开除各厂工人领袖，工人反抗则以歇业作抵制。我们决定的策略是：一、在工人方面自行让步，提高生产（自“五卅”以后工人对于工作实际是很怠工），不扩大罢工；二、在社会上利用种种反日问题，扩大反日空气，并发布工人的诉苦书以和缓日厂主的压迫。但这个策略并不能执行得很好，终于受厂家的逼迫扩大延长了这个罢工，现在已逾三星期，群众是非常消极，因此失败了。
　　关于大连日本纱厂三千多人的罢工，同志被捕者数人，支持两月之久，因政治环境压迫太利害，终于失败。
　　然在大连能发生这样一个运动，已经是很不容易的。
　　关于路工运动，已依照扩大会的议决将发展群众组织的工作，取消从前特派员制度，全交由各地党部负责进行，铁总只注意上部号召宣传工作。
　　3．农民运动
　　湖南农民运动自北伐军入长沙后，其发展之速更有一日千里之势，现刻有工作者已有四十余县。在此次战争中，农民实际参加战争极为勇烈，故农民在政治上已自然取得一种地位。唐生智欲将农民协会拿在他手上去，但此计划终不能实现。右派中派亦正极力进攻。现时最感困难的就是缺乏农运经费，不能很畅利的发展，有被中派袭击之可能。湖北之农运过去虽无大成绩，然北伐军下武汉后，必有猛进的发展。
　　广东农民运动的危机是：1．各县长多明目张胆的向农会进攻，他们的攻击口号是“农会就是土匪”，“干涉行政”，“扰乱治安”；2．驻防军与土豪民团勾结，借剿匪为名，枪杀农协会员；3．土匪民团及反动派极力摧残破坏农会组织。政府对于这种现象既没有诚意救济，且苛派公债，干涉农会自由，故农民非常愤激。我们只有一面引导农民作正当的要求外，并使他的行动不妨害北伐工作。农会会员既〔现〕已发展至一百万员，农民训练班亦正积极筹备开办，一万余农民自卫军也正在设法施行军事政治训练，无论如何困难，这两件事均要做到。
　　4．学生运动
　　最近在广州开的全国学生代表大会，共到代表五七人，C．P．占三四人，国民党左派十余人，右派五、六人，国家主义者无一人。我们虽占着多数，但在开会中极力避免学生运动的分裂，处处委屈求全的与他们合作，对于左派关系弄得很好，所以虽有丁惟汾顾孟余在上之操纵，右派分子在会内之捣乱，均算安全渡过。学总常委的选举完全为我们同志。此次大会主要的议决案：1．是统一全国学生运动；2．是争取学生本身利益；3．是参加民族解放运动。
　　目前要做的工作〔5〕
　　根据中央档案原油印件刊印
    注释
　　〔1〕据对这个报告，“迎汪运动”部分引用的一九二六年九月二十二日《中央给广东信一汪蒋问题最后的决定》中的三条文字和其他有关内容分析，《中央局报告（九月份）》的最后写成时间，当不早于或稍晚于九月二十二日，故将此报告编排在九月二十二日发出的《中央通告第十八号》和《中央给广东信─汪蒋问题最后的决定》之后。
　　〔2〕此文原题为《论国民政府之北伐》。
　　〔3〕包同志指鲍罗廷。
　　〔4〕总数“一三二八一”原文有误，实际合计为“一一一四八”。
　　〔5〕《目前要做的工作》部分，中央于九月二十二日以通告第十八号作为一个单独文件下发（见本书第322页），此处从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