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苏区中央局为苏区职工运动致全体同志信

亲爱的同志们：
　　为要巩固中国苏维埃运动中无产阶级的领导，为要纠正苏区各级党部直到现在还继续着的忽视职工运动的严重错误，我们认为必须使全苏区党的同志百分之百为实现国际及党中央路线而斗争，必须“依据党内发展自我批评及下层群众的积极性上来进行”（中央五月电示）〔1〕。因此深刻的揭露过去苏区党对忽视巩固无产阶级领导和职工运动的机会主义的错误，□竖⑵苏区全党同志的集中来注意和正确的了解这一问题，这对于职工运动〈向〉正确路线的转变，是非常必要。尤其是当着中央为反对全总党团和中央职工部在职工运动中机会主义路线的领导而发布了致全党同志信（三月）以后，苏区的党更要在中央这一指示之下，无情的澈底的揭发苏区职工运动中一刻也不能容留的各种机会主义的错误。
　　党中央在“关于苏区赤色工会的任务和目前的工作决议”的开首第一句就以最清楚和尖锐的形式向全党提出：“只有澈底的实行无产阶级的领导权，才能巩固和扩大苏维埃区域，争取一省与数省首先胜利的任务胜利前进”。共产国际更以最警惕的形式向中国党提出：虽然“中国的无产阶级经过自己的党指教红军的战斗，指导苏维埃，而且在中国苏维埃中央政府里无条件的将有大多数，如果指出这一点便心满意足，以及甚至连一分钟减弱为巩固无产阶级在革命中的领导权而作坚强的稳固的斗争，这对于中国共产党员是极端危险的”（见《共产国际》杂志三十一期社论――《实话》三期）。
　　建立中国革命中的无产阶级的健强的领导权，是目前最主要的问题。现在在苏维埃政权机关中党员占着大多数，能够实现对农民思想上和国家组织上的领导……这固然是很重要很好的条件，但还是不够的。必须党在“苏维埃区域之中实行布尔什维克主义的组织群众”（共产国际为反立三路线致中共中央信），发展与领导整个工人阶级的经济与政治的斗争，“应当用一切方法去开展和组织工人的创造性，把这种创造性用以建设还属薄弱一些的，但是已经不能克服的苏维埃，用以组织团结纪律化全中国的劳动群众农民群众城市贫民的散漫的斗争”。（《共产国际》杂志三十一期社论）。布尔什维克的深入的群众工作，努力组织群众的政治经济的斗争，建立真正铁的红军，建立强固而有工作能力的苏维埃政府，这就是共产国际提向中国党的三位一体的最重要的任务。
　　但苏区党在对于职工运动的领导上，实犯了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我们不再重复的指出在党大会以前苏区党对职工运动是一贯的取消主义与执行非阶级路线――这些错误是曾经中央所明确指出的。苏区党大会虽然在一般的接受中央八月来信的指示下，与这对职工运动的露骨的取消主义作了斗争，他在苏区工作的转变上起了进步的作用，但在职工运动问题仍包含许多严重的错误与缺点。
　　由于忽视巩固无产阶级领导权的基本错误，党大会对职工运动遂不能集中火力做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相反的，党大会反供给机会主义的理论基础，认为苏区的工会运功有他的特殊情形，这个特殊情形就是苏区没有工人或工人很少，“现在苏区还未包括有大的中心城市，还缺乏产业工人，农村工人群众主要的是雇农手工业工人苦力等”。“苏区不断的在敌人包围封锁和残酷的战争中，经济受着极大损害，最人多数手工业停歇，手工业工人随之而失业，雇农在土地革命后都已经分了田”（党大会工会运动决议案）。这样的说法一方面正好以苏区没有工人的掩盖并辩护过去党对于职工运动领导的机会主义消极，另一方面反暗示着在苏区经济被封锁包围的环境中，领导工人经济斗争的困难以至于不可能。这种说法是和国际和中央的指示绝不相同的。为了要健强无产阶级的领导，共产国际指出“苏维埃区域的无产阶级就是很少也必须组织到工会里来”（共产国际为反立三路线致中共中央信），在说明苏区发展经济斗争的重要上中央更清晰的提出“即使在苏维埃区域经济严重破坏之下，工会亦应该用种种方法来保障工人最低限度的生活，减少工人的痛苦，提出许多方法，经过苏维埃把经济恐慌的重担加在富农资本家身上去”（中央关于苏区工会任务决议），我们看共产国际和中央的指示和党大会决议对于苏区职工运动观点是相同的吗？
　　党大会“未曾发展两条路线的斗争，更未曾集中火力反对主要的右倾机会主义危险，而将反对经济主义倾向，工会代替政权等等不很普遍的错误放到重要地位，掩盖了反对那不发动不领导工人群众斗争的中心错误”⑶（中央局关于争取和完成江西及邻近省区首先胜利决议）。
　　党大会工会运动决议对于建立真正阶级工会组织，一方面排斥了沿门卖工的于工会以外，一方面又认为“只有在资本家的工厂，老板的作坊工场中卖劳动力的换工钱的方算是工人”（全总执行局组织大纲亦是同样的语句），虽然这样规定并未在执行中发生绝对的效果，苏维埃国有企业中主〔工〕人，还是加入工会，但很明显的这样的决议不曾积极的提出建立苏维埃国家企业中职工会工作的任务，不曾排斥国家机关中官僚主义的阻抗，这也就助长了对于国家企业工会工作忽视和放弃的倾向之发展。
　　由于在中央去年十二月苏区工会任务决议指示之下，中央苏区职工运动在中央局领导之下，是有了相当进步。这无论在中央局对职工运动的注意上以及职工会对〈工〉人斗争的开始领导上，在工人生活的相当改善上，在职工会组织的阶级基础的健全上，在江西，福建，湘赣省职工会的成立上，以及职工会有计划的输送工人到红军中去的成绩，都足以证明这些进步。但根源于党大会整个忽视无产阶级领导权的中心错误而产生的工会运动决议，是障碍着苏区职工运动的澈底转变。党大会后，中央局未曾揭发党大会对职工运动的错误观点，特别是未曾发展下层群众的积极性，一切工作未曾深入下层，因此，全苏区党对于巩固无产阶级领导与加强工会工作还是一般的忽视。首先要指出苏区各级党部对于领导职工运动的消极，是已经处于不能忍耐的境地。自省委以下的各级党部，简直未曾将职工运动放在他们的主要议程上。不但大多数的区委县委是如此，即江西和闽粤赣省委对于职工运动的领导亦是非常薄弱的，两省委的职工运动委员会未曾发生作用。江西党的省委在五月中，虽曾成立了接受中央局批评的决议，但缺乏对工会工作实际的加强，致下级党部对职工运动的消极仍然极少转变。福建省工联的党团最近开始成立，省委对工会领导和注意亦差，对党内存在着反工人倾向的斗争尤极缺乏。面对于青工运动领导的情形亦是同样恶劣，团的江西省委几个月来讨论职工运动只有一次。自然在这样忽视工运的机会主义领导下，是不会引起下级党部团部对职工运动的注意的。
　　我们的工厂或作坊支部，应该成为领导和组织工人斗争的堡垒。但我们党一方面不能大量的吸收积极工人入党，另一方面将支部生活和工人实际斗争隔离起来，没有经常讨论工人斗争问题，下级党部特别是区委和支部一般的是不过问工会工作，特别有害的右倾机会主义观点，就是将最普遍最危险的不发动群众斗争的右倾消极和所谓经济主义相提并论，而对于经济主义的认识又是错误的。我们必须了解所谓经济主义，主要的是离开政治争斗的右倾机会主义的实质，但苏区的党对于经济主义的认识，只是以为是工人经济斗争中要求过高的问题。固然在工人斗争的开始，过高要求是不免的，这种要求对于苏区经济和在某情种〈种情〉形下对工农联合是有妨害的作用的，但我们党必须清楚认识，只有发动工人的斗争，改善工人的生活才更能提高工人政治积极性，才更能吸引更广大工人参加政治战斗。我们就各处的报告来看，所谓经济主义倒并不是普遍的情形，相反的职工会里不领导群众斗争，以至于阻碍群众斗争的右倾机会主义却在发展着生长着，以致拿巩固工农联合来掩盖他对发动工人斗争的消极成为目前最主要的危险。各区各级党部的领导不能正确的了解经济主义离开政治斗争的右倾实质，却对于“要求过高”表示极端机会主义的害怕，这不但是江西省委修改江西工人斗争纲领，使低劣于劳动法的规定（女工哺乳期间半年休假等），而且在各处都发生同样性质的事实，湘赣省职工会对于全总执行局的报告认为“工人增加工资没有正确的执行，有些县份（赣南遂川等县）不按照当地生活程度骤然增到原有工资十分之五”，照这样的说法如果有一学徒原有工资一元要求增加半元，亦一定为湘赣省工联同志所不能满意的。这种机会主义的观点不约而同的为职工运动机会主义者所接受而实际应用，全总执行局的李文棠同志在漳州的工作就以为工人原有工资十元要求增加六元为经济主义，“命令”减为要求增加一元，学徒原有工资三元亦只能增加一元，福建省委张思恒〔垣〕同志就以为工人“斗争”是错误的，工人增加工资就会腐化享乐（见闽粤赣省委机关报《红旗》），因此，就同意纸业店员的工资以十七元减至十四元，以为这样是纠正错误的经济主义。这种倾向更反映到全总执行局的负责同志，对于汀州工会工作的见解上，亦曾经表示动摇和不正确的意见，以为经济主义是工会工作中主要的危险。当然这种错误已经迅速的纠正，但这样“公平的”“合理的”主张实际上只是拥护了资产阶级的利益而离开了自己的阶级立场。
    必须再三记住共产国际对苏区赤色工会工会〔作〕问题上的警惕语句：“假使在还未收归国有的本国企业中不发展罢工斗争简直是最大的危险，这在中国特别重要，武汉时期的经验，证明当时党与赤色职工会简直阻碍经济斗争的发展”。（国际东方部关于中共在职工运动中的任务决议）。在我们努力执行国际和中央路线的现在，这种经验可以重复发生吗？因此，对于以反经济主义为借口而掩护右倾机会主义的企图，必须集中火力宣布无情的斗争。
　　这种阻碍经济斗争的企图更表现在将工人的经济争斗放在次要的或不重要的地位。六月二十三日江西青工代表会议是在少共省委领导之下举行的，他的决议充分表示机会主义的观点，在这决议上没有半句揭发过去领导青工斗争的机会主义错误，没有一个字说到应该领导青工经济斗争，更没有说到领导青工为实现劳动法而斗争，更没有说到青工文化和教育问题，只是很不清楚的在反帝工作之后附带的说：“要定出具体的斗争纲领来领导青工斗争”。一个青工代表大会的决议就是以这样一句话来号召并领导全省青工的经济战斗？他们不了解在苏维埃政权下的工会“还须最坚决的发展保护工人阶级日常经济利益的要求，工会决不能〈把这〉工作看为‘附属的’或‘次要的’任务”（赤色职工国际关于中国工运决议）。江西工联和江西少共省委对于这次青工大会的领导，是完全忽视全总执行局对江西工联的指示，陷入于机会主义的泥坑，且决议全文又极缺乏实际工作的规定。
　　苏区工人除城市工人以外，农村工人的生活还未有很好的改善。即在城市里虽然工人生活有相当的改善，但发动工作依然做得非常不充分，命令主义的倾向还很普遍的存在着，一切集体合同劳动合同及斗争纲领，并非经过群众的详细讨论，多是由工会规定，特别党的支部失却核心作用。因此经济斗争不能成为汹涌的浪潮，劳动法执行的程度很小，因之工人群众的政治自觉和斗争的积极性也不能充分的猛烈的提高起来。
　　工人斗争纲领应该成为工人斗争行动的号召，工会应该动员工人为实现这些纲领而斗争，对于纲领和全部劳动法的内容职工会要经常向群众宣传，而且要时时检查其实现的程度。现在江西和福建两省工人斗争纲领虽早已规定出来了，但因为宣传工作非常不够，以致在群众中的影响非常微弱，而使纲领在许多的地方成为纸上的东西，不能在实际斗争中起领导号召的实际作用。
　　工人的集体合同与劳动合同虽有些地方订立，但在订立合同时非常缺乏群众斗争的拥护，所以有些资本家在订立合同后并不履行，而职工会并没有领导斗争要资本家立〈即〉履行的决心（汀州），另在有些地方（瑞金，永定等处）以及农村工人中则迄今未曾订立。
　　说到雇农工会情形更是恶劣，雇农是无产阶级中最接近农民的一个阶层，党要领导贫农中农为澈底消灭地主阶级，为反对富农高利贷者及一切剥削者的斗争，那末领导并组织雇农的斗争是“最主要而不可推诿的任务”（共产国际东方部中共在工运中的任务）。但我们苏区各级党部对于雇农工会及斗争问题，就加以根本忽视和放弃，“雇农分了田”，“没有斗争对象”的机会主义理论仍然普遍的存在着。最明显的例子，江西省委在接受中央局批评的决议，就没有一句说到雇农工会的问题，福建省委对雇农工会工作更是没有一点指示的；而“这个雇农联合会（雇农工会）应该是实现无产阶级在现时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及反帝国主义革命中的领导的重要工具之一”（共产国际东方部关于中共工运决议案）。但我们苏区各级的党部将这样武器随意抛弃了。在雇农工会的问题上又更证明对无产阶级领导权的极端忽视。雇农工会对土地国有的宣传，既未积极流行，社会主义的前途亦未宣传。
　　党对于雇农工会运动既加以极端忽视，雇农工会的负责同志（福建）更虚诌［和］腐朽的谰言胡说，如说雇农不肯加入雇农工会是因为贫农只加入贫农团，对于这些胡说我们再用不着加△△△△△△△△△△△△△⑷不根据事实的错误估量如认为农村中大多数消灭地主反富农斗争是已经完成了的估计。事实上农村的地主残余是无时不想在政治上经济上复活，富农更常常积极的阴谋破坏革命，即就福建省雇农工会扩大会议的报告，长汀水口白沙永定等处富农分得好田仍是一般普遍的现象，深入和发展消灭地主残余及反富农的斗争，必须是目前职工会的主要任务！
　　在土地革命深入和发展中，要保证党能领导主要的农民群众，反对破坏土地革命的富农以及澈底消灭地主阶级，那就必须建立农村无产阶级的独立的阶级组织，充分发展其领导作用。另一方面就要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组织贫农于贫农团之内，而使雇农工会贫农团成为苏维埃政府的柱石，团结中农在贫农团周围，使土地斗争成为广大的群众运动，只有群众运动的向前扩大和深入，才能保证土地革命胜利的果实落在雇农贫农以及中农身上。但苏区各级党部对于这一问题是一般的忽视，不在土地革命中尽最大可能发展群众组织力量和斗争积极性，在新发展区域分配土地时亦没有充分的发动群众消灭地主，特别是反富农斗争还非常微弱。因此雇农工会成为架空的机关，贫农团是非常缺乏生气的，而苏维埃亦就不能成为有活气的强有力的政府，甚至于有些地方的政府更进一步的离开土地革命的实际，将地主的财产变卖而一点不分给雇农贫农，甚至于将耕牛屠杀自己吃掉（安远县等）。由于忽视群众斗争的发动，所以江西省委就将工人斗争纲领修改，将雇农向地主富农斗争的纲领变为向苏维埃政府请求的条文。
　　由于机会主义对工人利益的忽视，所以职工会为争取工人文化及物质的生活的提高的工作都一般的停滞了，失业问题在苏区有些地方（永吉太，永定，宁都等）仍成为主要的问题，职工会应该和苏维埃政府共同商定救济的办法，但职工会对于这一问题完全表示消极和无能。失业救济全〔金〕在各城市已开始征收，而失业津贴则除汀州外迄今未曾支给，甚至发生市侩的见解，将此项保险费储蓄起来而不发给失业工人，反向上级工会提出“为什么要将这钱用掉呢？存起来不好吗？”的怪问题（瑞金）。在文化教育方面职工会虽向资本家征收工资百分之一的教育费，但亦同［样］失业保险费一样，只有收入，并无支出，职工会单独的设工人补习学校只有汀州一处。职工会对于工人宿舍房屋是一向放弃不注意的，因之如在汀州没收地主房屋的斗争中，职工会便未曾起着任何领导作用。在合作社运动方面，职工会未曾领导工人积极参加，在江西方面虽有相当的进步，但在某些合作社，仍然带有行会主义垄断的性质（缝业）或含有投机剥削的意义（汀州的），且组织不合法的（常常合股商店冒为合作社）更是非常之多。
　　职工会在对于工人进行阶级教育方面使〔做〕得非常不够。要使农村手工业工人从久远的行会主义思想习惯上解〈放〉出来，必须深入阶级的斗争加紧阶级教育，以促进和加深阶级关系的分化。在过去为“反经济主义”所遮掩的右倾机会主义锉钝阶级矛盾的锋芒，因之，反行会主义的斗争亦无由开展。
　　在职工会组织方面苏区党亦发生错误的领导。首先我们将农村中沿门卖工的手艺工人认为所谓“独立劳动者”，排斥出职工会外。沿门卖工手艺工人为改善自己生活要求增加工资，是绝对需要的，固然过高的要求将损碍农民的利益。职工会的命〔任〕务是要说服农民加以赞助，更重要的是要加紧领导沿门卖工手艺工人积极参加革任〔命〕战争。为完成此任务组织沿门卖工的手艺工人于职工会之内更为必要。反对手艺工人增加工资和争取利益的立场是错误的，特别是党并未努力领导手艺工人为取消行会的“包头”的剥削，为废除手艺学徒封建剥削而斗争，而集中疑惧于增加工资，更是机会主义的表现。
    提拔积极工人干部对于加强职工会工作有很大的作用，工会内负责干部必须是工人领袖分子，这就要从斗争中提拔积极工人分子参加工会工作，加紧对于这些分子的训练与教育，以加强职工运动的领导。但过去各级党部对于这一工作是非常忽视的，从全总执行局所揭发的工会负责同志贪污腐化的事实来看，从张克明（雩都）起以及蓝作兴（汀州木船）江胜如（汀州纸业店员）陈廷元（汀州工会委员长）等他们都是“共产党员”，他们违反阶级的利益，事实证明他们参加工会负责工作，并不是从斗争中提拔出来。尤其是党未曾对于这些分子加以教育和监督，未曾在腐化倾向开始发展时就予以无情的斗争，特别未曾发动群众对于工会工作人员实行督促更是非常明显的，这样不负责任的提拔上来，又打击下去，这是提拔干部吗？相反的，而是以提拔工人干部为儿戏。
　　职工会组织方面还有许多弱点，直到现在产业系统的组织还不是处在主要的地位。固然在目前苏区交通阻滞而工人又不集中，地方性的组织还有很大的作用，但职工会仍应逐渐转变以产业系统为主要的组织形式。
　　职工会的民主化虽然口号提出很久了，而成绩非常微弱。“使工会有生气的基本条件，是他的群众性质和无产阶级的德谟克拉西”（赤色职工国际关于中国工运任务决议），这对于苏区工会是特别重要。苏区职工会缺乏生气的原因，就因为没有站在广泛的民主化的基础上，工会机关没有实行广泛的自我批评，没有经常召集群众会议做报告，没有将工会一切问题提向群众讨论，没有发展职工会两条战线的斗争，集中火力反对右倾机会主义。因为工会民主化的缺乏，使职工会不能成为真正群众自己的工会，群众的积极性创造性便不能发展，而且也就是障碍职工会路线转变的主要原因。
　　上面说的是职工运动中机会主义的错误，特别是忽视保护工人阶级日常经济利益的工作的机会主义。这里表现党的领导是反映着农民落后的意识，以为工人分得出又免税还要加工钱或是工人加工钱是加〔出在〕农民身上等，来反对工人生活的改善，障碍着工人阶级斗争积极性和政治自觉性的发展。苏区职工运动的机会主义者，不能了解如何“动员群众为着日常要求而罢工，把这些日常要求和无产阶级的阶级总要求联系起来”（共产国际为反立三路线致中共中央信），不能〈象〉赤色职工国际所批出的“工会工作必须依照列宁主义的路线去进行”，这就是“只有工人经济地位已改善了的时候，群众才能卷入运动中去，积极参加它，重视它，并发挥其英勇，无畏，顽强性与忠诚到最高限度”（赤色职工国际关于中国工运任务决议）。
　　同时我们对于职工会领导工人参加政治争斗也不能不加以严重注意。
　　我们看赤色职工国际对于中国苏维埃区域工会工作之最肯定最具体的指示：“在现阶段上工会最主要的任务是为最坚定的执行反帝国主义与土地革命而斗争，以加强并扩大苏维埃政权和红军。为达此目的，工会必须积极参加苏维埃的建设，在群众工作中，在实现工人的监督生产中，在反对地主资本家富农和投机商人的斗争中，鼓动群众拥护苏维埃，加强苏维埃和国家机关，但在这里工会决不能代替了苏维埃政权机关的作用”（同上决议）。我们对于上列工作任务的实现到了什么程度？
　　首先要说职工会不能引导工人参加苏维埃建设和红军，使职工会成为苏维埃国家政权的柱石，使无产阶级成为铁的红军的脊骨，是目前职工会工作的主要危险。在过去往往将不甚普遍的个别下级工会与政权对立的倾向放在重要地位，而减轻对苏维埃政府的右倾消极的无情斗争，这是极端错误的。
　　党大会后，只在上级的苏维埃政府和少〈数〉的县市苏维埃政府提拔工人干部参加苏维埃的指导工作，虽然又往往以职工会委员长兼劳动部长模糊政权与群众团体的关系。但在下级政府，特别是区或乡的苏维埃政府，工人成份的稀少情形仍未有改进，甚至如永丰龙岗区，兴国均村区，苏维埃代表会议竟没有一个工人的代表，这完全忽视无产阶级在中国革命中的领导权的严重效果的实际证明。不仅如是，在整个职工会和政权联系方面，更表现不能允许的严重错误。
　　职工会对于苏维埃政权关系的松懈在种种方面都表现出来。在土地斗争中，在肃反斗争中，在选举运动中，在苏维埃建设事业中，由于过去党对工会工作的机会主义消极，使职工会都未曾显示出独特的作用，而这些工作如没有群众运动特别是职工会的领导是不会澈底完成的，亦说明因为这一原因，使苏维埃中央政府一切正确指令决议不能获得△△△△⑸的效果的，而下级政府常常成为空洞的事务的机关，也就因为这一原因，工会，贫农团，苏维埃缺乏工作的连锁而成为缺乏生气的组织。
　　特别是苏区受敌人的包围封锁，地主资本家投机商人在失了政权以后的阴谋破坏，职工会要动员群众参加革命战争，必须努力加强苏维埃的经济战线，而苏区职工会对于这些问题都是忽视和无能。于是工人失业问题便无法解决（如宁都夏布工人，会昌矿工，福建木船工人），合作社亦不曾普遍建立，更不能站在争斗的意义上，象共产国际所指出，“企业之中的工人委员会应该在与资本家的怠工作斗争所必需范围之内实行监督生产”（国际东方部关于苏维埃经济政策草案）。虽然在三月间的江西工联执行委员会会议，在全总执行局指导下对于这些问题都有相当的决定，但实际工作的成绩是非常微弱的。
　　在革命战争中，职工会亦未曾显示出独特的作用，缺乏组织的领导。在中央局提出在职工会〈内〉组织战争动员委员会之前，职工会本有工人武装委员会的名义，但没有实际进行组织和工作。工人参加红军虽有相当的人数，但非常不够，特别是在城市中如汀州等处工人参加红军的积极性仍未曾充分发展起来。对于赤卫队少先队工作，工会仅在最近才开始注意。党在组织地方武装不能着重于建立无产阶级的领导，如对汀州工人赤卫队，汀州党的注意是非常不充分的，也就证明这事实。
　　职工会对于国家企业工人的组织工作是非常薄弱。兵工厂工人工作没有很好的整理，邮务工人的工会没有普遍组织起来，在印刷局中虽曾组织义务劳动，并提高生产量，但因为未曾领导工人求技术上的进步并发展工人生产的最大积极性，所以成绩亦就微少，只是石印部门最近印刷革命战争公债票的发动却收了很大的成效。职工会对于组织国家企业的工会所定〔遇〕到的官僚主义的抵抗（兵工厂）未曾予以坚决的斗争，这就因为未曾把这一任务看作非常迫切的任务。
　　职工会对白区工作一向是忽视的。全总执行局白区工作训练班的计划也没有以求实现，只是表现一种等待主义的消极。这对于发展革命战争夺取中心城市巩固无产阶级领导上是不能继续容许的现象。同时过去对白区工人斗争的宣传与精神上和物质上的援助，一般的表现非常不够，这也是应当纠正的。
　　职工会对于青工女工工作亦是同样的忽视。在苏区青工的数量，占工人全体数量的半数，在政治与经济斗争中青工的积极性表现格外明显。但因为各级团部对青工运动领导的消极，各级职工会的青工部和青工委员会不能起强健领导斗争的作用。对于女工运动更继续着取消主义的倾向。在苏区缺少工人或没有工人的理论基础上面，女工更少或绝无女工的推论是非常自然的，虽然汀州（纺织），瑞金（缝衣），兴国（刨烟）等处女工有相当的工作，但在一般说来，女工工作是被忽视的，男女工资不平等的现象，仍有个别的发生。
　　职工会对于群众运动的领导，亦是非常薄弱，无产阶级应该成为土地革命，反帝运动，互济运动，拥护红军运动的领导者，团聚农民及劳苦群众在自己的周围而成为农民和劳苦群众斗争的组织者。现在贫农团，反帝大同盟，互济会，拥护苏联大同盟，拥护红军委员会及劳动妇女代表会议都还未成为广泛的群众的斗争的组织，这是同样的因为苏区党对群众工作还没有执行澈底转变的缘故，而党未曾领导职工会在这些群众团体中起领导作用更是非常重要的原因。有许多地方职工会对于反帝大同盟以包办代替领导，这也是不正确的形式主义的错误。在苏区里我们对城市贫民缺乏领导是非常显著的弱点，对于这一弱点的克服也只有加强无产阶级的领导才可能。赤色职工国际指示职工会“要造成直接执行无产阶级领导权的无产阶级先锋队与广大劳苦群众之间的联系”，（职工国际关于中国工运任务决议），这一指示是应该全党同志［应］加以深刻的注意。
　　除了职工会工作以外，我们更要批评党对于苏维埃关于劳动问题的领导。显然的劳动法没有在广大群众中作广大深入的宣传，现在各级苏维埃劳动部的工作还未很好建立，劳动检查员的工作亦未普遍开始，对于怠工的资本家，失业救济工人房屋等问题，苏维埃政府亦未曾在群众斗争发动的时候加以必要的行政方法的协助。而且在苏维埃里还发有生〔生有〕害的倾向，如反工人的倾向（胜利县⑹禁止工人组织合作社），对于劳动法，表示反对的意见，富农的观念的某些代表以及将劳动部的工作指挥仲裁机关〔7〕，而这种仲裁并不是站在工农政权的立场上（福建省苏劳动部负责同志曾有此种倾向）。党对于苏维埃的领导还不能集中力量反对此种官僚主义的见解。
　　我们就上述的事实来看职工运动中机会主义的错误是何等严重的问题！全总执行局党团在中央局领导之下，虽对于这些错误有相当的纠正，但因为对于错误的揭发还不充分，特别是由下而上的发展职工会两条战线的斗争更是薄弱，以及全部工作的推动还是非常软弱，松懈和迟缓，中央提出的新的领导方式还不能为执行局党团所全部应用，更由于中央局过去对党大会的错误未曾揭发，对于职工运动未曾给以应有的注意，下级党部的机会主义遂未能及时的迅速纠正过来，因此，障碍党在职工运动中任务的进行，障碍着向中央和国际路线的澈底转变。
　　中央局认为要使职工运动真实的澈底的转变，必须全党同志一致动员来纠正不能容忍的消极和忽视，反对一切机会主义与违反阶级利益的观点，排斥农民落后意识，每个同志都应坚决地为无产阶级领导下的中国革命而奋斗。
　　党和职工会应该集中注意与广泛的发展与领导工人的经济斗争，引导工人参加苏维埃与红军的建设，大量的输送工人到红军中去加强无产阶级的领导，在土地斗争反帝斗争中，特别是日益发展的革命战争中，进行白区与罢工工作中，职工会要成为群众的组织和领导者，使职工会成为苏维埃的柱石。为完成此一任务，必须每一个同志为工人斗争的领导者，每一支部成为党在群众中间的堡垒，每一级党部要将职工运动放在主要的日程上，首先反对对无产阶级领导权和职工运动的机会主义的忽视和消极。
　　在目前胜利的进攻的环境下，为争取与完成一省与数省首先胜利，必须强健无产阶级的领导，以布尔塞维克的顽强和坚定性加强苏维埃区域的职工运动实为迫不容缓的任务。中央局相信全苏区党的同志必能团结在国际和中央路线之下，克服机会主义的消极，发展布尔塞维克主义的群众工作，领导工人的经济与政治斗争，加强无产阶级的领导，以争取赣鄂湘革命首先胜利以至于全国范围的胜利。要认识巩固无产阶级的领导，就是准备从资产阶级民权革命的胜利转变到社会主义革命胜利的前提。
　　中央局
　　一九三二年八月二十二日
　　根据一九三二年八月二十五日中共苏区
　　中央局出版的《职工运动指南》刊印
    注释
　　〔1〕即一九三二年五月二十日《中央给苏区中央局的指示电》。
　　〔2〕中央档案抄件此处为“提醒”二字。
　　〔3〕“决议”的引文与原文的个别文字有出入。
　　〔4〕“加”字后缺字，中央档案抄件“加”后有“以指斥了。我们只指示一种”十一字。
　　〔5〕中央档案抄件此处为“百分之百”四字。
　　〔6〕胜利县，当时中央革命根据地的一个县，由江西省雩都、兴国、瑞金三县交界区域组成。
　　〔7〕中央档案抄件此句为“对于劳动法表示反对的意见（江西省苏大会的某些代表）以及将劳动部的工作当作仲裁机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