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黄、黎、袁达成“八大政纲”（2）

孙中山到京当天，曾开宗明义宣布：“此次北来，惟一宗旨在赞助袁大总统谋国利民福之政策，并疏通南北感情，融和党见。”黄兴到后也说：“定当调和一切，使我同胞无稍隔阂，和衷共济，以巩固民国基础。”为达此“宗旨”，孙中山和黄兴利用一切场合呼吁停止党争，劝说革命党人平和对待政府。孙中山在国民党成立大会的演说中，就告诫革命党人要“破除党界，勿争意见，勿较前功”，“即有他党反对，我党亦宜以和平对付”。他并不顾袁世凯屡用军警干涉政治的严重事实，要革命党人相信“此次共和既由军人赞成，则军人决无破坏共和之事”。他还邀集原同盟会在京各报负责人座谈，要求他们“勿猛烈攻击袁”。黄兴北上途中，在天津演讲也宣称：“以化除党见、统一精神为第一要义。”到京后更提出“以和缓手段，对待婴儿之政府”，要求报界“诸君须牺牲党见，共维大局”。当然，孙、黄所说“破除党见”，也有反对不顾大局，不重党德，纯争“党见”的意思，但主要是反对革命党人对袁世凯采取激烈行动。孙中山就说过：“国民对袁总统万不可存猜疑心，妄肆攻讦，使彼此诚意不孚，一事不可办，转至激迫袁总统为恶。” 在悬而未决的组阁问题上，孙中山应袁世凯要求，出面劝说革命党人同意梁如浩任外交总长。黄兴“提议国务总理人选可遂袁意”，同意赵秉钧为正式总理，同时遍邀国务员全体加入刚刚由同盟会改组而成的国民党，组织所谓“国民党内阁”。他还极力拉袁世凯入党，作国民党首领。孙中山称赞黄兴此举说：“今日内阁，已为国民党内阁，民党与政府之调和，可谓跻于成功。”实际上，这个政党内阁“不驴不马，人多非笑之”，讥为“非政党内阁，乃系内阁政党”。 孙中山在京近一月，先后与袁世凯晤谈十三次，每次谈话由梁士诒一人陪同。谈话自下午4时至晚10时或12时，有三、四次直谈到凌晨2时。由于袁世凯竭力装出诚恳的样子，孙中山也推心置腹，畅所欲言，二人谈得十分投机。自然，袁世凯的“谦恭”，不过是为骗取孙中山的好感，实际上是要孙作更大让步。因此，谈话中他总是“谆谆以国家与人民为念，以一日在职为苦”，“诉党派竞争之苦”，并表示：“俟国会召集，选出新总统后，鄙人亦可一息仔肩，退为国民，与诸君子共谋社会上之事业。”袁世凯就这样终于取得了孙中山“十年以内，大总统非公（指袁世凯）莫属”的保证。 从孙中山和黄兴发表的大量言论来看，他们对会谈是满意的。孙中山说：与袁世凯“讨论国家大政策，亦颇入于精微。故余信袁之为人，很有肩膀，其头脑亦甚清楚，见天下事均能明澈，而思想亦很新。不过，作事手腕稍涉于旧，盖办事本不能全采新法”。“故欲治民国，非具新思想、旧经练旧手段者不可，而袁总统适足当之。”“今日之中国，惟有交项城治理。”黄兴同袁世凯晤谈后，也不止一次地对人说：袁“热心维持民国”，“实为今日第一人物”；“袁总统经营国事，不辞劳怨”，“实所钦服”。这些议论，显然不全是应酬之词。凡此种种，说明孙中山、黄兴确有为袁世凯的伪装与花言巧语所蒙骗的一面。 当然，无论在公开场合，还是同袁世凯秘密会谈中，孙中山和黄兴都不隐讳自己的观点，更没有放弃原则主张。例如：对于南北冲突，黄兴指出：“南北现已统一，而尚有以为仍未实行统一者，并非南北不愿统一实现，在政府无一定政策，南方各省无从遵守，故似未统一。若中央将此策拟定，则南北行政自然统一矣。”孙中山也说：“只须袁总统略为迁就，便可互相了解。”对于借款，孙中山告诫袁世凯说：“目下财政困难，势不能不出借款之一途，但用途宜加详审，数目不可太多耳。”黄兴批评说：“政府专借外债，以消耗于无形，而不谋生产事业，殊甚非计。”对于裁军，孙中山提出“宜南北同时举行”，反对只裁南方军队。对于军民分治，孙中山和黄兴都认为短期内难于实行，主张民政长“民选”和实行“有限的中央集权”。此外，孙中山还始终不渝地宣传民生主义，宣传他的“铁路计划”和坚持迁都的主张，指出北京处外人牵制之下，“万不可居，将来急速迁移”。黄兴既主张“调和”，又认为必须维护革命党人的地位。所有这些，都表现了孙中山和黄兴光明磊落、表里如一的革命政治家本色，说明他们从事“调和”，不单是为了“疏通”革命党人与袁世凯的“感情”，消除彼此的“隔阂”，最重要的是为了求得共和国的根本巩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