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黄、黎、袁达成“八大政纲”（3）

正因如此，孙中山、黄兴同袁世凯的会谈，除了同意由赵秉钧担任内阁总理之外，在上述问题上并未能达成一致协议，而这些问题则又是当时南北争执最烈和袁世凯一直在压革命党人屈从的问题。因此，黄远庸在评论孙中山同袁世凯会谈时说：“惟是二公之推襟解决，尚未触著于时局之痛痒问题之焦点。”这是符合实际的。 但是，孙中山和黄兴既热心“调和”，又公开表示信任、拥护袁世凯，就为袁利用会谈进一步施展诡谋提供了可乘之机。为给全国人民造成会谈圆满成功的假象，9月25日，袁以总统府秘书厅名义，抛出一个所谓共同协定的“内政大纲”。这个由袁世凯一手拟订的“内政大纲”，又称“八大政纲”，其内容是：1、立国取统一制度；2、主持是非善恶之真公道，以正民俗；3、暂时收束武备，先储备海陆军人才；4、开放门户，输入外资，兴办铁路矿山，建置钢铁工厂，以厚民生；5、提倡资助国民实业，先着手于农林工商；6、军事、外交、财政、司法、交通，皆取中央集权主义，其余斟酌各省情形，兼采地方分权主义；7、迅速整理财政；8、竭力调和党见，维持秩序，为承认之根本。十分明显，这个“大纲”的主旨是强调“统一”和“中央集权”，为袁世凯加强个人独裁服务的。其他“收束武备”、兴办实业等等，虽与孙、黄主张相似，但各自的内涵及出发点都不相同，这是当时无数事实证明了的。袁世凯正是利用这种似是而非的文字游戏，骗取了孙、黄对“八大政纲”的默认和赞同。“政纲”公布时，孙中山已离京南下，但他没有表示反对意见。黄兴当时尚在北京，他对袁世凯说：“承示内政大纲八条，……睹兹伟画，实所赞同。” 孙中山、黄兴身为革命领袖，在北京期间不仅对袁世凯大加赞赏，称他“忠心谋国”，决无“野心”，所谓“帝制自为”，纯属无识之徒妄相猜忌，而且同意了他提出的旨在加强专制统治的“八大政纲”，这就在实际上麻痹了革命党人和全国人民的革命斗志，帮助袁世凯摆脱了困境。关于这一点，袁的党羽是看得很清楚的。他们认为这是袁世凯“收笼异派”的一种高明手段，从此以后，“内可减群恶（指革命党人）之破坏，外可坚他族（指帝国主义列强）信吾南北确已统一，于承认、借款两端或易为力”，实在“令人钦仰”。总之，经他们这次北上“调和”，政局诚然出现了某种和缓的现象，但对革命是不利的。10月5日，英国《旁观者》刊载一则驻北京记者的通讯说：“此间情势已有惊人的进步。民众对民国政府深为满意，对临时大总统的反对声浪也沉寂下去了。”同一天的上海英文刊物《国民评论》也载文说：“黄兴到北京后，继续致力于消除党派之间的猜忌和纷争，其结果无疑是加强了政府的力量。”这清楚说明，孙中山和黄兴企望通过“调和”，消除南北冲突，维持共和国的努力，终究事与愿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