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洋时期“孔教会”与遵孔背后的故事（2）

　　 “孔教会”的活动立即得到了取得民国总统大位的袁世凯的支持和种种帮助，袁世凯还发表了一系列要求尊孔的文章、公告、公文。1913年6月22日，袁世凯正式发布“尊孔祀孔令”，陈焕章急忙离沪进京，以配合袁士凯尊孔。他联络一些孔教会代表向正在制定宪法的参、众两院请愿，呈交“请定孔教为国教书”，要求宪法明定孔教为国教。深通权谋之道的袁非常明白传统的“礼治”有利于实现自己的独裁专断，而现代的“法治”则是独裁的障碍，所以在1913年10月10日正式就任大总统的《在任正式大总统宣言》中明确提出治国要以“德治”:“道德为体而法律为用”，以礼义为主，法律为辅。但国会中，反对袁世凯、主张法治的国民党员占多数，支持袁世凯、主张礼治的进步党占少数，更达不到通过所需三分之二多数，所以袁想集大权于一身的条文和尊孔入宪并不顺利。社会舆论的反对之声更加强烈，多数人是从“学理”的角度来反驳，而复旦大学创办人、辛亥革命后受教育总长蔡元培之邀北上担任北京大学代校长的马相伯则指出了陈焕章背后的敛财目的。因为陈焕章等规定入孔教会者无论男女老幼必须交“会费”，一旦定孔教为国教，入会者将不计其数；而这次“请定孔教为国教书”还要求政府下令，凡婚配者都要到孔庙举行婚礼，由孔教会主持婚礼仪式并收取费用，规定每起收4元钱，而纳妾者初次征200元，以后再纳则加倍速征收。这些收入的一半归政府，一半归孔教会。马相伯粗算一下，以全国4亿人计，每年婚配者约3000万，仅此项收入即达1.2亿元；而纳妾者每年不止二三万户，收入也很可观。实际是将孔夫子当作“财神爷”，所以马相伯的结论是:“好贪心，好贪心！原来请定国教，只为金钱计耳！”

　　面对强烈反对，袁世凯只得亲自出马，通电各省都督及民政长，指摘宪法不良。副总统黎元洪也发“请颁定孔教为国教电”:“兹者国体维新，民族仍旧，廉耻之防未立，礼义之用未宣，人背常经，士越恒轨，心无定宰，则竞权攘利之弊滋，乡无善型，则犯上作乱之衅起。又其甚者，至欲废父子之伦，裂夫妇之制，群聚苟合，禽兽不如”，“拟请两院速定国教，籍范人心。孔道一昌，邪说斯息。”最后这句“孔道一昌，邪说斯息”倒是一针见血地道出了历代统治者尊孔的真正目的与用心。正副总统发电，浙江、山东、湖北、河南、福建、吉林、广西、江西、安徽、云南等省的都督、民政长自然“群起响应”，纷纷致电参众两院，责骂反对派议员，要求尽快通过有利于袁集大权的条款和陈焕章等定孔教为国教的申请。“辫帅”张勋最为积极，不仅立即通电支持，还就任孔教会曲阜总会事务所名誉所长。但国民党议员不为所动，所以这部宪法草案仍然于袁不利，袁世凯干脆下令解散国民党、取消国民党议员的资格，这样一来，宪法起草委员会已不足法定人数，遂于11月10日自行解散，所定宪法草案也随之流产。11月26日，袁世凯再向全国发出尊孔告令。由于尊孔拥袁有功，陈焕章终于得到回报，被袁世凯聘为总统府顾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