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洋时期“孔教会”与遵孔背后的故事（4）

　　从袁世凯夺得大权的1912年起，短短的十几年中，各路军阀互相厮杀争战，你方唱罢我登场，掌权者像走马灯一样换来换去。但无论谁掌权，陈焕章却都能得到赏识，并非这些军阀宽宏大量不计前嫌不管他是否曾为自己不共戴天的仇敌服务，而是他们都明白“孔道一昌，邪说斯息”有利于自己统治的道理，需要“孔教”来为自己的专制独裁服务。陈也明白，自己在乱世中谋权谋利的不败法宝就是 “孔教”，谁掌大权“孔教”就为谁服务，“孔教”成为权力的婢女甚至帮凶，再不济，也能成为分杯冷羹的“帮闲”。正是这段历史，使鲁迅在 《在现代中国的孔夫子》中得出了引起时人强烈共鸣的孔子只是“敲门砖”的结论:“孔子这人，其实是自从死了以后，也总是当着‘敲门砖’的差使的。一看最近的例子，就更加明白。从二十世纪的开始以来，孔夫子的运气是很坏的，但到袁世凯时代，却又被重新记得，不但恢复了祭典，还新做了古怪的祭服，使奉祀的人们穿起来。跟着这事而出现的便是帝制。然而那一道门终于没有敲开，袁氏在门外死掉了。余剩的是北洋军阀，当觉得渐近末路时，也用它来敲过另外的幸福之门。盘踞着江苏和浙江，在路上随便砍杀百姓的孙传芳将军，一面复兴了投壶之礼；钻进山东、连自己也数不清金钱和兵丁以及姨太太的数目的张宗昌将军，则重刻了《十三经》，而且把圣道看作可以由肉体关系来传染的花柳病一样的东西，用一个孔子后裔的谁来做了自己的女婿。然而幸福之门，却仍然对谁也没有开。这三个人，都把孔夫子当作砖头用，但是时代不同了，所以都明明白白的失败了。岂但自己失败，还带累孔子也更加陷入了悲境。他们都是连字也不大认识的人物，然而偏要大谈什么《十三经》之类，所以使人们觉得滑稽；言行也太不一致了，就更加令人讨厌。”

　　如果说因为鲁迅激烈反孔、且是文学家而不是所谓学者，所以他的这些深刻近于刻薄、尖锐近于尖刻的言论全是充满偏见和偏激情绪的 “小说家言”，“当不得真”，不足为据，那么，对儒学推崇备至、有当代大儒之称、对海内外当代儒学“复兴”厥功至伟的堂堂哈佛大学教授著名学者杜维明的观点则不能等闲视之吧？他在《道学政》中承认:“对儒学公共形象的最严重损害，并非来自自由主义者、无政府主义者、社会主义者或其他西化论者所组织的正面攻击，而是来自极右翼，尤其是利用儒家伦理巩固统治的军阀以及同流合污的传统主义者。”对当下中国的“利用儒家伦理”因此越来越强劲的“尊孔”主旋律，不知杜氏是贴“极右翼”标签还是“极左翼”标签，反正他所说的“同流合污的传统主义者”则非陈焕章一类莫属。

　　所以，如果真信、真爱、真想弘扬儒学尊孔敬孔，与其严责“五四”新文化运动激烈批孔反孔，不如严责那些把孔子当作“敲门砖”者和那些与恶势力“同流合污的传统主义者”。不是别人，正是他们，才是对儒学造成“最严重损害”的真正“肇事者”。如果说过去的历史不必细究，那么更重要、更应该深思检讨的是当下“尊孔”与“权”和“利”的复杂关系。

　　尽管反孔的鲁迅与尊孔的辜鸿铭两人立场完全不同，但鲁迅将孔子比为“敲门砖”的辛辣讽喻，与辜鸿铭“孔教拜孔子，孔子要上吊”的讽刺谩骂确有异曲同工之妙，一语点破了“尊孔”背后的权与利目的。的确，一代又一代，以“孔子”谋权谋利者从不乏人，且有愈演愈烈之势。这或许是“孔圣”的不幸，不过，或许这也正是“孔圣”千百年来香火一直不断的重要原因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