邵景均：中国共产党90年反腐败的基本经验

中国共产党90年的历史，是一部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的历史，也是一部反腐倡廉的历史。中国共产党90年来反腐败的基本经验是：始终高度重视反腐败斗争，从来没有丧失对腐败危险的警惕；不断加强和改善党对反腐败斗争的领导；始终坚持依靠人民，努力形成反腐败斗争的强大力量；始终坚持标本兼治反腐败，着重提高人的觉悟、加强法制建设；始终坚持从实际出发，灵活制定反腐败方针政策、确立反腐败体制机制；始终坚持边实践边总结，注重以发展的科学理论指导反腐败斗争实践。在新的历史时期，只要我们始终坚持党反腐败的基本经验，坚持中国特色反腐倡廉道路，贯彻落实党中央反腐倡廉一系列重大决策和战略部署，就一定能够夺取反腐败斗争的决定性胜利。

1921年前后，中国政坛风起云涌，世界局势风雷激荡，各式政党争相问世，尽显风流。如今，90年过去了，那个时期成立的绝大多数中外政党，早已风流云散，逐渐离开人们的视野与记忆，而中国共产党却始终保持着勃勃生机，作为世界上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执政党，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社会引领作用。为什么中国共产党能够如此坚强？一个重要原因，是它始终坚持了反腐败。

在人类历史上，没有哪一个政权能够跳出“其兴也勃，其亡也忽”的周期率。导致政权垮台有着复杂的原因和多种表现形态，但本质上，大都是掌权者自身腐败所致。有鉴于此，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日起，就把“保持廉洁、反对腐败”庄严地写在了自己的旗帜上。中国共产党90年的历史，是一部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的历史，也是一部反腐倡廉的历史。认真回顾和总结90年来中国共产党反腐败的基本实践和基本经验，不论是对深入开展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还是实现党的长期执政、国家的长治久安，都具有重要意义。

一、90年来，中国共产党始终高度重视反腐败斗争，从来没有丧失对腐败危险的警惕

中国共产党是马克思主义武装起来的中国工人阶级先锋队，在本质上与腐败水火不相容。民主革命时期，党在争取民族解放和夺取政权的斗争中，毫不留情地同自身的腐败现象进行顽强的斗争。

党在1921年起领导的安源工人运动中，针对革命队伍出现的经济方面的实际问题，积极组织开展反腐倡廉工作，取得了显著成效。这是我党有史可查的最早的反腐倡廉实践。

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一些品质不好的人混入党内，发生“吞款、揩油的情弊”。针对这个情况，在党的总书记陈独秀主持下，中共中央扩大会议于1926年8月4日向全党发出了关于《坚决清洗贪污腐化分子》的通告，严肃指出：“一个革命的党若是容留这些（腐败）分子在内，必定会使他的党陷于腐化，不特不能执行革命的工作，且将为群众所厌弃。所以应该很坚决的清洗这些不良分子……”这是党发布的第一个反腐败文件，第一次敲响了反腐败的洪亮钟声。

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党有了自己领导的根据地和政权，更加重视对腐败的斗争。1932年7月，中华苏维埃政府中央执行委员会发出第14号训令，指出，“对苏维埃中的贪污腐化分子，各级政府一经查出，必须给以严厉的纪律上的制裁，谁要隐瞒、庇护和放松对这种分子的检查与揭发，谁也要同样受到革命的斥责。”曾当过江西瑞金叶坪村苏维埃政府主席的谢步升，利用职权贪污打土豪所得财物。在时任中共瑞金县委书记邓小平的支持下，案件调查员向毛泽东主席汇报了情况。毛泽东当场表态：“与贪污腐化作斗争，是我们共产党人的天职，谁也阻挡不了！”就这样，谢步升成为中国共产党成立后被党枪决的第一个腐败分子，时间是1932年5月9日。

在之后的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党在同帝国主义和腐败的国民党反动政权斗争的同时，始终加强自身的反腐倡廉建设，使党和党领导的军队、根据地政府形成了前所未有的清廉风气，与国民党政府官吏那种贪赃枉法、卖官鬻爵、搜刮民脂民膏的腐败行为形成了强烈对比。1949年，时任美国驻华大使的司徒雷登说，共产党战胜国民党，建立新中国政权，靠的不是飞机大炮，而是廉洁，以及廉洁换得的民心。

中国共产党夺取全国政权以后，面临着反腐败斗争新的考验。在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告诫全党，资产阶级“糖衣炮弹的攻击”将成为党执政后的主要危险，有些共产党人“在糖弹面前要打败仗”。为了有效应对这个主要危险，党中央决定加强对全党同志特别是领导干部的教育，“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不当李自成”。新中国成立不久，党中央针对腐败现象迅速蔓延的实际情况，及时开展以反腐败为主要内容的“三反”运动，以后又进行了多次大规模的群众运动反腐败，有效保持了党和国家机关的清正廉洁。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国进入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的历史阶段，反腐败斗争展现出了与以往不同的新形势、新特点。邓小平及时提出，反腐败必须旗帜鲜明、坚定不移，要“一手抓改革开放，一手抓惩治腐败”。党中央改变了以往搞群众运动的做法，坚持依靠教育和制度反腐败，纠正领导干部特殊化，打击经济领域的各种犯罪行为，遏制了腐败现象蔓延的势头。

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我国经济逐步由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轨，腐败现象易发多发。江泽民指出：“腐败现象是侵入我们党和国家机关健康肌体的病毒。如果我们掉以轻心，任其泛滥，就会葬送我们的党，葬送我们的人民政权，葬送我们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大业。”党中央提出“反腐败三项工作格局”——坚持不懈地抓好领导干部廉洁自律、查办违纪违法案件、纠正损害群众利益的不正之风，加大了从源头上治理腐败的力度。

进入新世纪，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对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高度重视。胡锦涛同志强调：“在和平建设时期，如果说有什么东西能够对党造成致命伤害的话，腐败就是很突出的一个。”党的十七大把反腐倡廉建设与党的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和制度建设一起，确定为党的建设的基本任务，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在继承中发展，在改革中创新，特别是在查办大案要案、深挖腐败分子、加强制度建设、强化对领导干部的监督、治理商业贿赂、纠正损害群众利益的不正之风等方面取得重要进展。不断加强的反腐倡廉建设，有力地保证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健康发展。

90年来的实践充分证明，不论中国共产党面临什么样的环境、承担什么样的任务，不论党的自身结构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思想理论有了什么样的发展，都始终不渝地高度重视反腐败斗争，须臾没有放松对腐败危险的警惕，并取得了反腐败斗争的一系列成果和经验，有效保证了党的事业一步步发展壮大。

二、90年来，中国共产党不断加强和改善对反腐败斗争的领导，从来没有放弃或松懈自己的职责

领导问题，是反腐败斗争成败的头等重要的问题。中国共产党从登上历史舞台之日起，就自觉承担起领导反腐败的职责。

在政治领导方面，党始终坚持自己的政治纲领和政治原则，制定和实施反腐倡廉的重大决策，正确处理反腐倡廉建设与党的中心工作、全局工作的关系。新中国成立以后，党制定决策发动多次政治运动，打击各种腐败现象。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坚持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的任务提出、政策制定、工作部署，都以服从服务于科学发展为出发点和落脚点,与经济建设统筹谋划，将防治腐败寓于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重要决策和措施之中；反腐倡廉工作重点的确定、各项措施的实施，都放在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的进程中来把握，与改革发展的实践相适应，与改革发展的重要步骤相一致，与改革发展的重大举措相配套，保证党的重大决策的贯彻执行和现代化事业顺利发展。

在思想领导方面，始终坚持以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指导反腐倡廉新的实践。新中国成立前后，党坚持用毛泽东思想指导反腐败斗争，教育广大干部廉洁从政。改革开放以来，党坚持运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科学判断形势，正确制定反腐倡廉方针政策和决策部署；进一步解放思想,开拓创新,努力做到思想观念和思想方法、工作思路和工作方法、人员素质和工作作风的与时俱进。

在组织领导方面，始终坚持党委对反腐败斗争的统一领导。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后，逐步形成了党委统一领导、党政齐抓共管、纪委组织协调、部门各负其责、依靠群众支持和参与的反腐败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按照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的规定，各级党委坚持把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纳入党委工作的整体格局，通盘考虑，统一部署。各级纪委发挥党委的参谋助手作用，针对党风廉政建设全局性、倾向性问题，深入研究、通盘谋划，提出对策和建议，并协助党委抓好反腐倡廉各项工作的落实。在党委统一领导下，党政职能部门各司其职，各负其责，对职责范围内的党风廉政建设切实负起责任。通过这一套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巩固和发展了全党动手防治腐败的良好局面。

三、90年来，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依靠人民，努力形成反腐败斗争的强大力量，从来不脱离群众

中国共产党人是彻底的唯物论者，历来相信人民群众是世界历史的创造者，是战胜腐败的决定性力量。早在80年前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的时候，党就确立了工农兵代表大会制度，规定工农兵是国家权力的主人。人民群众不仅有权选派代表掌管政权，而且有权批评、监督、检查和罢免政府官员。在工作实践中，苏维埃政府工农检查机构设立了控告局，发动群众举报不廉洁的干部；组织临时检察委员会，检举、监察政府工作人员，清除腐化分子；建立突击队，组织轻骑队，设置巡视员、通讯员，加大检查工作力度。

新中国成立后，党依靠群众，多次开展各种形式的群众运动，有效地遏制了腐败现象的滋生蔓延。

改革开放以来，党鉴于“文化大革命”的历史教训，决定不再搞“群众运动”，而是把发展民主，加强对行使公共权力的监督，作为依靠群众有序参与反腐倡廉建设的基本途径。监督的主要形式是：人大监督，政府专门机关监督，司法监督，政协民主监督，一般群众监督和新闻舆论监督。实践证明，只有坚持以人为本，紧紧依靠人民，才能使反腐败工作更好地维护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更充分地调动最广大人民参与反腐败斗争的积极性，形成强大的反腐败斗争力量。

四、90年来，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标本兼治反腐败，着重提高人的觉悟、加强法制建设，从来不舍本逐末

标本兼治是中国人的政治智慧，也是中国共产党人反腐败的基本方法。对于反腐败来说，所谓治本，最重要的是两条，一是人心向廉，二是制度保廉。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十分重视思想教育，强调思想建党，努力从人的内心深处解决好反腐败问题。1929年毛泽东主持的古田会议提出，为纠正党内、军内的消极、腐败现象，必须加强正面教育，克服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的影响，并开展党内正确的批评和自我批评，使党内生活政治化、科学化。抗日战争时期，党加强对各级干部的“长工”教育即公仆教育。通过教育，广大干部过着清贫的生活，有的还不如普通的工人农民。勤俭节约、廉洁奉公，成为他们本能的行为。正因为如此，边区人民和来自国统区的考察者，都说在边区“只见公仆不见官”。新中国成立后，党更加注重对干部的廉洁教育，增强了广大干部抵制腐败的自觉性。

推行廉洁政治必须依靠法制。1933年12月15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主席毛泽东颁发《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训令，第26号——关于惩治贪污浪费行为》，是这一时期最有代表性的廉政法制文献。进入抗日战争以后，陕甘宁边区参议会于1938年8月15日颁布了《陕甘宁边区惩治贪污条例》（草案），为惩治新贪官污吏和新劣绅提供了法律依据。新中国成立以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惩治和预防腐败的法律制度体系日臻完善。实践证明，只有积极推进惩治和预防腐败制度体系建设，才能有效规范领导干部廉洁从政行为，增强反腐倡廉建设的整体性、协调性、系统性、实效性。

五、90年来，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从实际出发，灵活制定反腐败方针政策、确立反腐败体制机制，从来不僵化、教条

在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次大规模反腐败斗争的“三反”运动中，毛泽东根据实际情况提出的政策是：“应把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斗争看做如同镇压反革命的斗争一样的重要，一样的发动广大群众包括民主党派及社会各界人士去进行，一样的大张旗鼓去进行，一样的首长负责，亲自动手号召坦白和检举，轻者批评教育，重者撤职，惩办，判处徒刑（劳动改造），直至枪毙一大批最严重的贪污犯。”这一政策确保“三反”运动达到了预期效果。

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后，党坚持根据实际情况确定反腐败工作格局。20世纪80年代后半期，党中央提出纪委履行“保护、监督、惩处、教育”四项职能。90年代初，确立了领导干部廉洁自律、查办违纪违法案件、纠正部门和行业不正之风的反腐败工作三项格局，对于遏制腐败现象滋生蔓延的势头起到重要作用。十五大以后，在坚持三项工作格局的基础上，强调从改革体制、机制、制度着手，加大从源头上治理腐败的工作力度。进入新世纪，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实施纲要提出，教育、制度、监督、改革、惩处、纠风各项工作整体推进，从而使反腐倡廉工作格局进一步丰富和完善。与此同时，还坚持战略上整体规划、战术上分阶段实施；坚持以人为本，做到宽严相济，注重综合效果等。实践证明，只有适应世情、国情、党情的发展变化，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和改革创新，才能使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不断体现时代性、把握规律性、富于创造性。

六、90年来，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边实践边总结，注重以发展的科学理论指导反腐败斗争实践，从来不轻视理论

中国共产党是非常重视理论指导的党。90年来，党所以能够根据实际需要及时制定出正确的方针政策，不断取得领导反腐倡廉工作成效，首先得益于理论指导的正确和反腐倡廉建设理论的不断发展。

毛泽东是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解放军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要缔造者，为党的反腐倡廉建设奠定了重要的理论基础和策略基础。在为什么反腐败方面，毛泽东认为，政治思想上的蜕化变质，经济上的贪污受贿，生活上的挥霍享受，均属于腐败的范畴；腐败是反党反社会主义行为，坚持反腐败，才能保证党不变修、国不变色。在依靠谁反腐败方面，必须坚定不移地依靠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依靠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在怎样反腐败方面，主要方法是教育、惩治、监督三者密切结合，同时注意反腐败斗争与中心工作的有机配合。正是在毛泽东反腐败思想的指引下，中国共产党人才创造了新中国成立初期那种廉洁从政的光荣岁月。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作为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总设计师的邓小平，科学地揭示了新的历史条件下为什么反腐倡廉和怎样反腐倡廉这两个根本性问题，形成了邓小平反腐倡廉理论。其要点是：执政党的党风和廉政问题，关系党和国家的生死存亡；在整个改革开放过程中都要坚持反腐败，两手抓,两手都要硬；反腐败不搞群众运动但必须紧紧依靠群众；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要以领导干部为重点，领导干部尤其是高级领导干部要做全党的表率；反腐败要靠教育，更要靠法制；坚持从严治党，严肃纪律，在法律和纪律面前人人平等；坚持和发扬党的优良作风，保持艰苦奋斗的传统才能抗得住腐败；党要接受监督,要加强党内监督,要有专门机构进行铁面无私监督检查；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消除腐败,我们党和国家有能力逐步克服并最终消除腐败。

十三届四中全会以后，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对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提出了一系列新论断、新举措。其理论要点是：坚持党要管党、从严治党的方针，首先要治理好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坚持领导干部廉洁自律、查处大案要案、纠正不正之风为主要内容的反腐败工作格局；构筑思想道德和党纪国法两道防线；坚持标本兼治、综合治理，逐步加大治本力度；教育是基础，法制是保证，监督是关键，通过深化改革，不断铲除腐败现象滋生蔓延的土壤；坚持党的群众路线，发展社会主义民主，从决策和执行上加强对权力的制约和监督；坚持全党一起抓，严格实行责任制，形成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的合力。

十六大以来，针对反腐倡廉工作面临的新形势，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进一步加大防治腐败工作力度，在理论上提出了一系列重要观点：党越是长期执政，反腐倡廉的任务越艰巨，越要坚定不移地反对腐败；越是改革开放，越是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越要从严治党；执政基础最容易因腐败而削弱，执政能力最容易因腐败而降低，执政地位最容易因腐败而动摇；坚定不移地贯彻标本兼治、综合治理、惩防并举、注重预防的战略方针，抓紧完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把反腐倡廉工作融入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和党的建设之中，拓展从源头上防治腐败工作领域；在坚决惩治腐败的同时，更加注重治本，更加注重预防，更加注重制度建设；党内民主是党的生命，是保持党的生机和活力的关键，也是搞好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的根本途径；大力推进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和先进性建设，做到为民、务实、清廉；反腐倡廉建设必须坚持以人为本、执政为民，等等。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经过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和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连续不断地努力实践和理论探索，我们党成功地走出一条中国特色反腐倡廉道路：在领导力量上，始终坚持中国共产党对反腐倡廉建设的领导；在指导思想上，坚持以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在依靠力量上，反腐败不搞群众运动但始终紧紧依靠群众，努力形成强大的反腐败合力；在价值取向上，坚持以人为本，积极主动地服务于全党工作大局，以人民满意为最高准则；在指导方针上，坚持标本兼治、综合治理、惩防并举、注重预防；在工作重点上，坚持以建立健全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为重点，着力解决损害群众利益的突出问题；在反腐败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上，坚持党委统一领导、党政齐抓共管、纪委组织协调、部门各负其责、依靠群众支持和参与，等等。我们党反腐败思想理论的与时俱进、中国特色反腐倡廉道路的形成，从根本上保证了反腐倡廉建设的健康、有序推进。

中国共产党90年反腐败的上述基本经验，是中国人民、也是全人类的宝贵财富。在当前和今后反腐倡廉的实践中，需要更加自觉地坚持这些基本经验。我们共产党人不是狭隘的经验主义者，但我们是实践论者，始终重视实践经验在社会发展、人类进步过程中的特殊重要作用。总结经验，是人类进步的重要阶梯，是社会发展的必要环节。只有正确总结经验、运用经验，才能在新的实践中形成新的理论新的决策，不断提高领导水平和执政能力，创造新的经验、新的业绩，开辟未来。

当前，面对腐败易发多发的严峻形势，必须从我们党90年反腐败的经验中吸取营养，增强信心，增长智慧，增加力量，按照十七大以来党中央一系列重大决策和战略部署，扎扎实实地推进反腐倡廉建设。主要是：围绕中心、服务大局，突出重点、整体推进，改革创新、狠抓落实，不断提高反腐倡廉建设科学化水平，为促进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提供有力保证；健全惩治和预防腐败的法律制度，通过教育、监督等手段，确保已有的法律制度得到全面的贯彻落实，使之发挥出让人不敢腐败、不能腐败的作用；努力形成结构合理、配置科学、程序严密、制约有效的权力运行机制，加强对公共权力的制约和监督；以树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重点，加强廉政文化建设；深化用人制度改革，加强干部管理，促进领导干部廉洁自律；毫不放松地严厉惩治腐败，努力形成反腐败的威慑力和大优势。可以相信，只要我们始终坚持党的领导，坚持党90年反腐败的基本经验，就一定能够在争取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伟大胜利的同时，争取反腐败斗争的决定性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