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军：五十年来的中国与世界

"中国与世界"是一个复杂而又十分重大的课题。自1840年鸦片战争至今150年来，中国人对这一问题的思考和回答，从根本上决定着中国外交的走向和成败。这一百年课题演化至今，可以基本上浓缩为、或者说其核心部分就是中国与现存国际体系的关系。

从中国研究界思考的脉络看，中国与现存国际体系之关系这一命题的提出，最初是由思考冷战后的中美关系引起的。90年代中美关系的曲折发展表明，影响中美关系的最深层因素，是中国与当今国际体系的关系问题，这是由冷战后国际政治经济格局的基本特征、中美各自在其中的地位、以及中国所处的历史进程所决定的。当然，从中国对外关系的角度看，中国与现存国际体系的关系远不是中美关系可以涵盖的，尽管它是其中至关重要的部分。

改革开放近20年来，中国与外部世界的关系发生了巨大和深刻的变化。也许正是由于中国与外部世界正形成着越来越密切的关系，同时又遇到了意想不到的困难和麻烦，中国人开始越来越多地关注和谈论中国与现存国际体系的关系。与之相伴而生的诸如"与国际经济接轨"、"参与全球化进程"、"建设性融入"、"做负责任的大国"等等观点，从不同层次和不同角度，反映了中国人在此领域的思考及其达到的深度。迄今为止给人的印象似乎是，人们已经多少达成了一种朦朦胧胧的共同意向，即中国最终将融入--不论是建设性地、互动地，还是什么地--现存的国际体系，是不大可能逆转的趋势。

但是，事情并不是如此简单和确定。中国对外政策出现的一些波动实际上表明，在一些关键性问题上，中国人中还没有达成足以使政策保持稳定所必要的共识，也没有居压倒性的主流意见。如：中国与现存国际体系到底是什么关系？中国除了不挑战现存国际体系和争取从与之交往中获利外，是否要与之认同？进一步说，冷战结束后中国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努力要达到何种程度、取得何种成果，它才会明确地表示认同现存的国际体系？等等。

中国人很可能长期难以得出明确的结论，只能继续"摸着石头过河"。一些学人断言，中国不做现存国际体系的挑战者，却又实在说不出它该做什么"者"，可能是因为实际上谁也说不清楚。关于"平等的一员"的说法毫无疑问是必须坚持的原则，但是它也确实需要进一步解释和具体化。

"中国与现存国际体系的关系"之所以成为一道难解之题，无疑包括内外两方面的原因。外部原因主要与现存国际体系的一些主要特征联系在一起，即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发达国家在其中占主导地位，这个体系的主要规则是由它们主导制订的，当然也就更符合它们的利益，而且一些规则还在按照它们的愿望修改或调整。特别是美国正特别起劲地到处干预，还不断向中国的一些重大利益挑战。中国目前的多重国家属性（社会主义国家、发展中国家、曾经遭受侵略和压迫的国家、有悠久文明历史的东方国家、正在崛起为强国的非西方国家，等等）已经决定了不论从哪方面考虑，上述状况至少都是难以完全认同的。

影响中国人回答那道难题的另一个更为深刻一些的因素，是中国发展道路的选择。在20世纪后五十年的历程中，中国只有在第一个十年里，国家的发展战略、安全战略和外交战略是高度协调的。当时世界上存在着被称为社会主义阵营和资本主义阵营的两大国际体系。新中国选择了苏联模式的发展道路，这是决定它一诞生便主动加入到苏联的社会主义国际体系之中的根本原因。

近年来，历史学家已经达成共识，即刘少奇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对莫斯科的访问，奠定了新中国与苏联建立战略同盟的基础，斯大林也从此决定，接纳中国成为社会主义大家庭的一员。

有关这次访问中一个经常被忽视的重要情节是，刘少奇在历时40多天的访问中，与斯大林会谈的次数并不多，其余的时间大部分都在参观访问苏联的政府部门、职能机构和工矿企业，了解苏联国家管理和建设的各个领域，包括企业党组织的活动和作用。他回国时不仅带回了一批苏联专家和一些苏联援助的承诺，还有一整套苏联的国家模式，新中国就是据此模式建国的。所以它与社会主义国际体系全面接轨，包括政治、经济、贸易、教育、国防、外交等等领域，从政策到体制，无一不是即迅速又顺畅，当然还包括中国承认苏联在社会主义国际体系中的领导地位。不可否认的事实是，那十年中国取得了巨大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它和后来的历史有力地证明，在发展战略和安全战略高度协调的时候，中国的发展速度比较快，外交战略也比较清晰。

导致中苏同盟破裂和中国脱离苏联阵营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关键的因素是斯大林去世后，中国不再能容忍这个体系中苏联与其他国家那种"父子"、"猫鼠"式的"不平等关系"，以及在赫鲁晓夫试图对苏联的政治经济体制进行有限的改革时，中国的发展道路却在向相反的方向延伸。

众所周知，七十年代初中国决定打开对美关系，主要是因为安全战略的需要。但是，发展与美国以及其他西方国家的关系与当时中国国内文革的极端左倾政策极不协调，这其实是制约中美关系正常化进程、使谈判长达多年的原因之一。而恰恰是对这一问题的忽视或缺乏研究，给相当多的中国人造成这样一种看法，即只要在战略安全方面有共同的利益，就足以维系与美国的关系。但事实是，共同的战略利益只不过促成了中美关系的缓和，而中美关系的正常化却是与中国决定改革开放直接联系在一起的，即使在时间上也是完全同步的。

以中美关系正常化为标志，中国的国家发展战略、安全战略和外交战略，实际上完成了一次历史性的协调，这一过程的出现是以国家发展道路的转变为基础和主要动力的，它为中国同现存国际体系建立积极的和日益密切的关系，提供了强大的动力，开拓了广阔的空间，并且使这种关系经受住了苏联解体及其阵营崩溃后中国战略地位变化所造成的严重冲击。可以设想，如果没有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发展战略的重大调整，冷战后要中国与发达国家占主导地位的国际体系维持和发展积极的和建设性的关系，至少也会困难得多。

历史的进程表明，改革开放以来的国家发展道路固然给中国发展与现存国际体系的关系，提供了巨大的推动力，也构成了中国能够积极处理与现存国际体系之关系的基本根据。不过这条发展道路在其演变过程中逐步显露出来的某些特点，同样也构成了中国与现存国际体系融合的内在限度。如果说发达国家在现存国际体系中占据主导地位、这个体系更符合它们的利益等等，规定了中国与现存国际体系发展关系的限度，那么中国发展道路本身的特点，则是中国暂时还难以下决心"融入"其中的内部原因。

正是内外两方面的因素，决定了中国人在未来一个时期里，仍然难以在中国同现存国际体系之关系的问题上达成共识。中国将融入现存国际体系这一点即使真的是不可逆转的趋势，也注定要经历一个曲折和漫长的过程，才会变成现实。在这个漫长的过程中，中国外交战略在内外因素的影响下出现波动甚至挫折，并不是完全不可想象的。例如当前中国外交面临的困难，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中国发展战略和安全战略之间内在的不协调，即对中国安全的主要压力甚至威胁，恰恰来自中国在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中必须与之积极交往的方向上，所以对安全威胁的应对难免要冲击到改革开放的许多方面，包括经济（市场经济取向的）、地缘政治（东南沿海）和外交（与发达国家的关系），等等。困难就在于当前这种不协调暂时只能通过外交手段和技巧加以调适或缓解，而不再可能象过去那样"大踏步前进"或"大踏步后退"。

一位中国学者说过："中国往往是通过改变自己来改变世界的。"50年来中国与世界的关系证明，这是有一定道理的。从这个意义上说，在当今中国与世界的关系中，中国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掌握着主动权。改变自己--不断实现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并稳妥地逐步推进与之相适应的法制建设和政治体制改革，对于解决"中国与世界"这个关键性的命题，仍然是至关重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