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军：三十年来当代中国外交研究

为了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89周年，纪念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及全国党史部门成立30周年，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与光明日报社于6月29日在京联合召开了“改革开放以来党史研究进展及党史学科发展”座谈会，20余位专家学者参加了会议。以下为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牛军教授的发言摘登：

本文所谈的当代中国外交是指1949年以来的中国外交。改革开放30多年来，经过学术界共同的努力，当代中国外交研究有了很大的发展，这主要反映在四个方面：（1）越来越多和质量逐步提高的科研成果问世；（2）越来越多的高等院校开设中国外交的课程；（3）越来越多的学者参与这个研究领域，研究队伍整体素质逐步提高；（4）这个领域的国际学术交流发展得非常迅速。其中最能代表中国外交研究发展的是已经出版和发表的一大批科研成果。

它们包括通史、专门史、专题著作、不同类型的教科书、论文集等等。还有一些专业杂志刊载了相当多的学术论文，其中一些质量相当高。在这些研究成果中，教科书和通史类的著作所占比重比较大。在这类著作中，最初影响比较大的是1988年出版的《当代中国外交》，它是《当代中国》丛书中的一种，在当时有一定的权威性。外交学院谢益显主编的《中国外交史——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1949—1979》和《中国当代外交史1949—2009》对后来的研究影响甚大，这主要是指编纂体例。前一部是谢益显主编1840年以来的《中国外交史》的第三册，同前两卷近代时期和中华民国时期等是一个系列；后一部延续和补充了1979年到2009年的内容。这两部书有相当的连贯性，它们的主要特点是系统和全面。另外，外交部裴坚章主编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是一部通史类的多卷本著作，目前已出版的三卷，包括从1949年到1978年的中国外交。这部著作也比较全面地梳理和描述了中国外交的各个方面，特别是作者为外交部的资深外交官，他们可以比较多地了解外交档案和一些实际情况。北京大学牛军编著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关系史概论》是新近出版的，该书不仅有意地运用规范的史学研究方法和学术话语系统，而且明确地提出了一套比较完整的学习和研究当代中国外交史的分析框架。

如果以通史类的著作为参照，另外两类成果显然更引人注目，它们是专题类著作和论文集。专题类著作又可分为：(1)双边关系史，如中美关系史、中苏关系史、中印关系史、中日关系史、中越关系史等；(2)重大事件史，如中苏同盟的兴衰、抗美援朝战争、中美关系正常化、中印边界冲突、中国的贸易最惠国地位问题等；(3)人物研究，如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等领袖人物的外交思想和重大外交决策活动等。论文集包括的内容更为广泛，几乎涉及当代中国外交中的大部分重要事件、双边或多边关系、人物和思想研究等。由于这两类成果数量很多，在此不作专门介绍。从学术研究的角度看，这两类成果理应受到更多的重视，它们是对通史类著作的重要补充，对一些重大专题有比较深入的分析，并能反映有关领域的前沿状况。尤其需要指出的是，一些通史类的著作并没有能反映很多专题研究的新成果，以致观点和话语都显得陈旧。这固然同通史类著作问世周期长有关，但也不应否认目前这个领域还有些封闭，学术交流还不够活跃，受到的政治限制还比较多等等，这种状况需要逐步改进。 

推动当代中国外交研究较快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是改革开放以来历史档案的整理出版工作和重要历史人物的年谱编纂工作等，都取得了重要成果，这为研究工作提供了比过去有利得多的条件。80年代以来，有关部门整理出版了大量的历史档案，包括：《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20册）、《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2卷）、《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13卷）、《毛泽东文集》（8卷）、《毛泽东军事文集》（6卷）、《毛泽东外交文选》、《建国以来毛泽东军事文稿》（3卷），《周恩来外交文选》、《周恩来军事文选》（4卷）、《建国以来周恩来文稿》（已出版3卷），《建国以来刘少奇文稿》（已经出版7卷），《邓小平文选》（3卷）、《邓小平军事文集》（3卷），江泽民《论国防和军队建设》、《江泽民文选》（3卷），等等。中国外交部档案馆对外开放以来，已经先后编辑出版了《解密外交文献——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档案1949—1955》、《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档案选编（第一集）:1954年日内瓦会议》、《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档案选编（第二集）：中国代表团出席1955年亚非会议》等。还有一些参与外交工作的中国领导人的文集，以及中国政府有关部门出版的大量文件集等，都包含着涉及当代中国外交的历史文献。

有关部门编纂了一批高质量的中国领导人的年谱和传记，如《毛泽东年谱》和《毛泽东传》、《周恩来年谱》和《周恩来传》、《邓小平年谱》、《叶剑英年谱》等。这些年谱均为中共中央和解放军的研究机构编纂，它们披露了大量历史文献，并具有较高的可靠性，在学术上有其参考价值。此外，有关单位还编辑出版了一些大事记，如外交部宋恩繁、黎家松等主编出版了1949年到1978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大事记》（4卷），《周恩来外交活动大事记》，《周恩来军事活动纪事》，《伟人的足迹——邓小平外交活动大事记》等。同样重要的是，有关单位编纂出版文集、年谱和传记的过程，也在客观上促使中央档案馆保存的一些档案被披露。

除了编辑整理并出版的历史档案外，中国外交部档案馆的开放对当代中国外交研究也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并受到研究者的重视。一些地方档案馆也为研究者提供了查阅档案的条件。一个特别重要的方面是苏联和东欧国家一些档案馆开放，为当代中国外交研究提供了大量有价值的第一手资料，其中尤以俄罗斯开放的档案为最。中国有关部门与俄罗斯方面合作编辑出版了《中国与苏联关系文献汇编（1949年10月——1951年12月）》，其中包括了两国档案馆提供的历史档案。据了解，与美国方面的合作也在进行当中。

20世纪80年代以来，还陆续出版了一些领导人或参与制定对外政策的高级干部（包括解放军高级干部）的回忆录和日记等，而且今后肯定会有更多的此类回忆录和日记等出版。这些回忆录与日记包含大量有价值的信息，对了解中国外交决策的有关情况是有帮助的。其中一些回忆录还包含了当事人的分析和思考，本身就有一定的学术含量。总之，当代中国外交研究得益于并有赖于历史档案的开放和历史文献的整理与编纂工作，是显而易见的。

从90年代后期开始，当代中国外交研究的格局发生了重要的变化，一些从事国际关系理论和外交学研究的学者将研究重心逐步向当代中国外交转移，并陆续出版了一些高水平的学术著作。最早的一部应该是清华大学阎学通所著《中国国家利益分析》（1997年出版），后来有北京大学王逸舟所著《全球政治和中国外交》（2003年出版），外交学院秦亚青等著的《国际体系与中国外交》（2009年出版），等等。在国际政治和国际关系领域的学术刊物上，大量刊载有关当代中国外交的论文，在那里当代中国外交研究似乎正在成为“显学”。值得重视的是一批国际政治和国际关系专业的博士研究生，他们有意地将运用国际政治理论解析当代中国外交作为自己博士论文的选题，即使是研究历史案例也是如此。 

国际政治与国际关系研究向当代中国外交的延伸，极大地拓展了这个研究领域的范围，提出了大量新的研究课题。例如中国国际危机管理、中国对外政策分析、改革开放后出现的中国“地方国际化”现象、次国家行为体对中国对外政策的影响等。这一发展趋势已经而且将继续极大地改变当代中国外交研究的格局，传统的研究方法正面临社会科学方法的严峻检验。中国当代外交研究本来就应该是在检验和挑战中发展的，也只有在这样的环境中努力发展，才能不断保持其生命力。

当然，在当代中国外交研究中还存在一些问题，如在研究中重策论而轻学术、重诠释而轻批判、重描述而轻思辨。这些问题反映在已有的研究成果中，则是不少论著缺乏有创新性的思考，不重视基本的学术规范，以及文化品位不高。另外，研究成果的数量增加较快，但重复研究很多，特别是缺乏深入的和内容更为丰富的案例研究和理论方法的探讨。不论是哪个领域，都必须遵守基本的学术研究规范，在这方面，当代中国外交研究不能继续落后下去。

从客观上看，档案开放的有限程度和缓慢的速度极大地限制了研究的发展。一些经过整理和修订后出版的档案固然为研究者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好条件，但那些档案毕竟是被选择过的，它们的局限性是客观存在的。如果按学术研究的规范严格地要求，它们本身还是需要研究者进入档案馆进行鉴别和检验的。

总而言之，为了促进当代中国外交研究的发展，首先需要建立有利于多学科交流、合作的平台，当前尤其应重视社会科学理论与历史研究的结合，鼓励对理论和研究方法的创新性探索。其次是针对这个领域研究存在的问题，有必要更加强调档案和其他历史文献在研究中的重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