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里•托马斯•狄金森：历史、学术与社会进步

在今年的北京论坛上，约 300名来自不同学科和领域的学者从40多个国家和地区齐聚一堂，在“文明的和谐与共同繁荣——文明的普遍价值和发展趋向”这一总主题下就具体问题展开探讨。各位与会者必定会在六个分论坛的讨论中发挥各自所长与专业学识。我的整个学术生涯都投入到了历史学研究之中，所以，现在我想从一名历史学家的角度来为今年北京论坛的主题做一些总体性的陈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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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学家在看待文明的发展与趋势以及和谐与繁荣是否已经实现时，会意识到它们是复杂的过程而不是简单的事件。当公众看待重要的历史发展，如欧洲文艺复兴，美国、法国和中国的革命以及工业革命时，他们通常会将这些重要的发展同某些具体的个人在具体的时间完成具体的事件联系在一起。比如他们会把美国革命理解为杰佛逊于1776年7月在费城起草独立宣言。然而，历史学家会将这个孤立的事件放到一个非常广阔的历史过程中，会思考导致美国独立宣言诞生的长期历史趋势，考虑参与其中、推动或阻碍这一决定的很多人，和这份文件在随后很长一段时间对数以百万计人在世界其他地方产生的长期而深远的影响。因此历史学家会把特定的事件看成是复杂过程的一部分，这个过程涉及整个社会并且经常产生无法预料的，甚至几十年后才能被人们发现的结果。这样的历史学家会承认重要的历史发展并不简单是已知行为导致的明显和可预料的结果，而是由连当代人都无法全面感知的复杂交错的原因，和后代人都无法完全发觉的结果所构成的。中国著名的革命家和政治家周恩来，早年曾在法国留学；1972年，美国总统尼克松问他如何看待1789年法国大革命对欧洲文明的影响时，他说：“现在回答还为时尚早。”这一回答幽默并且谨慎，但同时也是意义深远的。

让我们拿民主作为一种政府形式的发展和影响做个案研究。我们可以发现北美和西欧的很多政治家和公众认为民主与稳定和繁荣相关，而且它们相信民主早在很久以前就已经通过相对简单的方式实现了。历史学家则会提出一种非常不同并且更加复杂的观点。他们知道民主政府是通过几个世纪的发展才建立起来的，通向这种政府形式的道路是困难、不确定的，远不是一帆风顺的，并且这种政府形式的未来在今天来说也并不确定。西方的评论家可能会搬出2500年前古代雅典的民主作为论据，但历史学家会注意到这个社会里存在着很多奴隶，妇女没有政治权利。美国的独立宣言可以声称：“我们认为下面这些真理是不言而喻的：人人生而平等……”，但这份文件的起草人拥有黑奴，他们建立的政府系统在90年后才释放这些黑奴并继续剥夺他们的政治权利长达一个世纪。法国大革命迅速宣布对“自由，平等，博爱”的支持并诞生了著名的《人权和公民权宣言》，但法国却迅速退化到暴力和恐怖之中，一个军事独裁者上台试图征服全欧洲，之后的1814到1815年，一个“什么没学到，什么也没忘记”的波旁王朝复辟。在我的国家，政治家和公众把威斯敏斯特议会夸耀得就好像它在存在的700多年历史里一直是一个民主的机关，但实际上只有下议院是选举产生的，而且在很长的一段历史里它的选民只包含比例极小的成年男性，而且它的权力也极其有限。

的确，争取自由的斗争由来已久，但自由的取得是一条漫长而艰辛的道路，直到现在还没有哪个国家可以说自己赢得了这场斗争。举个例子，在英国，我们至少可以将限制国王权力的行动追溯到1215年的《大宪章》。我们知道，十七世纪四十年代的平等派和十九世纪三四十年代的宪章运动分子试图使行政和立法机构对人民负责。我们可以从洛克的《政府论两篇》（1690），托马斯·佩恩的《人的权力》（1791-92）和约翰·斯图尔特·密尔的《论自由》（1869）里看到在思想上对人权和政治自由的有力支持，但是，要寻找实际的改革发生的时间，我们的目光则更要向今天靠近。英国所有的成年男性直到1918才取得投票权，成年女性直1928才取得这项权利。北美和西欧国家的完全民主选举制度没有一个存在超过一个世纪的。美国1919-1920年通过宪法第19条修正案赋予女性投票权，法国在1944年赋予女性投票权，瑞士是在上世纪七十年代早期，西班牙则是在1976年。因此与通常所想象的情况相比，民主体制实际是更加现代的产物。此外，理论上还不能说这些民主体制实现了我们全部的民主理想。例如在我的国家，国家元首和上议院不通过选举产生，上议院的席位通过世袭和政府指派产生。北美和西欧国家的任何一位诚实的历史学家都能够指出，他或她的国家的民主制度与经常宣传的民主理想还有一定差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