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社会中的知识分子（2）

一般说来，我们认为知识分子，特别是那些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领域的知识分子，与高等教育机构有密切的关系。这一点是可以理解的，因为致力于研究世界文化遗产、社会的结构和功能、运用权力的仪式和过程或经济特点的教授和学生必须要对世界的状态特别敏感。现实中，这一情形却全然不同;绝大多数的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学者都是专家。他们被职业的严酷现实需要所左右，他们沉浸于研究之中，以至于没有时间或精力超越界定好的专业领域去做对他们事业发展没有直接利益的事情。分析哲学家和数理经济学家是突出的例子，但文学家、考古学家、历史学家、语言学家、从事社会学和政治学研究的理论家及体质人类学家也无一例外。另一方面，自然科学家和工程师们如果他们选择将其专业技术与社会问题相联系，他们也会成为知识分子，但通常情况下， 他们全神贯注于自己的研究领域。值得注意的是作为基础知识的保存者和创造者，经院学者为社会和文化提供的服务对人类的繁荣是极为重要的。他们对社会的贡献是显而易见的。他们不去扮演知识分子的角色，或者批评扮演知识分子角色的同事，这样的决定是值得尊重的。

显然，学术圈并不是知识分子实现他们使命的唯一舞台。在一个多元的市民社会里，知识分子的角色和功能事实上可以通过各种层面的利益领域得以实现。的确，除了学术圈外，大众传媒、企业、宗教、专业团体、娱乐、自愿社群、非政府组织和社会运动都为知识分子活动提供了空间。政府官僚机构也不例外。但这里需要提出一个防止误解的说明。从词源学上， 英语的“知识分子”(intellectual) 一词来源于沙皇俄国时期知识分子(intelligentsia) 的观念。俄国知识分子的一个显著特点是其反抗精神。作为一种惯例，俄国知识分子是官吏制度的批判者，并且经常作为持不同政见者而遭到迫害。他们与政治确立的关系是对手关系。俄国知识分子这种独有的特征至今在俄罗斯仍然很突出。如果一个知识分子参政或不再对政府权威提出挑战政治激进主义与法国、德国、，就会失去声誉和地位。这种英国或美国的知识分子有很大不同。以法国为例，让·保罗·萨特(Jean Paul Sartre) 的反对既有建制(anti-establishment) 及雷蒙·阿龙( Raymond Aron) 与戴高乐政府的亲密关系象征两个特别而又同等受到尊敬的知识分子类型。现代西方的知识分子通常是现有体制的一部分，并且他们习惯将自己看成政治精英的合作者或同僚。

儒家人文学者能够很贴切地被看作是现代知识分子的先驱。作为学者型官员，他们认定其政治角色并通过官僚机构行使其社会功能。像印度教长老，他们是老师;像佛教的和尚，他们是道德的榜样;像犹太教教士，他们是学者;像希腊的哲人，他们是智者;像基督教的牧师，他们是精神导师;以及像伊斯兰教的毛拉，他们是社区领袖。然而，在最终的分析中，是他们对改善人类环境所承担的义务而并非是对现世以外的真实所承担的义务，促使他们能够担负起可与现代知识分子相当的社会责任。

与其他精神传统塑造的人格类型相比，典型的儒家文士在理论上和实践上与现代知识分子更相似。对于儒家文士来说，此岸与彼岸、神圣与世俗、地球上的现世与来世的天国的分离，既是不必要的，又是不希冀的。从儒家观点来看，无法想象一个尽责的道德及宗教领袖不深切地关心政治事务、不积极参与社会服务以及对文化事务不敏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