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社会中的知识分子（5）

通识教育的概念以培养全面人才为先决条件。在通识教育的课程设置中，尽管对社会和自然科学中技术信息的重要性有充分的认识，但重点是放在对广义文化的学习上，文学、历史和哲学在课程中占有突出位置。所有学生必须选修这些核心课程，以奠定其智力基础，这一基础对学习成为世界公民和未来国家领袖至关重要。这种教育方式显著区别于职业教育方式。通识教育学院将受教育的人看作是全面的、具有持续发展潜力的知识分子，而职业教育以在技术领域培养就业能力为目的，提供知识和技能。尽管综合性大学以通识教育为重心的学院都面临适应市场威力和汲 取科学技术发展最新成果的巨大压力，但对人文通识教育的承诺和信心依然坚定。这就为我们在信息时代的知识经济中关于领导者的培训提出了关键课题。

对宗教的挑战可能作为一种参照。正如我已经提到的，新的人类环境需要宗教领袖精通两种语言:一种是与有共同信仰同伴交往时所使用的语言，一种是作为世界公民使用的语言。同样地， 专家和职业人士也应感到有责任掌握两种语言。他们必须能够回应两个相互重叠的群体提出的要求。一种是与其职业相关的专家语言，另一种是公共知识分子语言。除非他们能够超越他们自己的利益集团，否则他们将无法恰当地为自己的专业技能或职业技术在一个知识的经济和社会中找到适当的位置。

列文森关于现代化对儒家文士(学者式官员和官僚) 产生消极影响的事实作了悲观解读，反映了信息时代到来前20 世纪60 年代的思想状况。在现在的背景下，超越仅有专业技术的需要是显而易见的。人类环境的复杂性需要一个全方位的人文视角来作行动的指导。没有什么能够使新的宇宙论和新的人生观更能帮助我们应对人类物种生存能力所面临的严重危机。我们相对确定的是我们拥有足够的数据、信息和知识可以运用，但我们却无法保证自己会变得更有智慧。

为我们的时代提供紧迫需要的智慧而恢复“官僚文人”的地位是不切实际的。然而，专家、职业人士和技术管理者必须能成为公共知识分子。在深层次意义上，他们提醒我们正视儒家文士或英国文官的角色。然而，两者之间存在一个关键的差别。拥有专业知识、可以确定最好的实践方式来管理世界的公共知识分子，必须能够为我们提供一个合理的机会去学习如何在我们蓝色的星球上生存和繁荣。无论是儒家文士还是英国文官，均不曾担负如此沉重的责任。孔子最得意的门生之一曾子，在这一方面有中肯观察:“士不可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 死而后已，不亦远乎?”

(郑世杰、佟佳家译，译文已经著者审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