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社会中的知识分子（3）

从比较宗教的观点，这一看似独特的儒家精神取向——将世俗看作是神圣的，或更恰当地说， 拒绝红尘大地与崇高苍天的分离——已经被我们这个时代的即使不是全部也是绝大多数的宗教传统所接受。实际上，所有以往轴心时代的文明已经经历了实质的转换，以至于它们能够对现代社会的危机作出有意义的回应。没有主流的伦理道德或宗教信仰可以忽视环境的恶化、赤贫、社会解体、暴力、犯罪或毒品这些当今世界性的问题，把这些事实置于他们以上帝为核心的精神视野之外。无疑，一个明确的宗教特征即其公开宣布的对人类的怜悯和爱心。因此，从残忍的酷刑到普通的厌倦，所有形式的苦难都是精神领袖们深切关心的问题。然而，这种“终极关怀经常被导向别处，获救很难在当前的世界中实现。那些把凯撒的事归凯撒把上帝的事归上帝的人们，是不会把政治看作自己的一种天职，更不必说把官僚机构看作宗教承担义务的恰当领域了。

由于原因过于复杂，在此我们不作进一步讨论，现代性的出现实际上已经基本转换了所有的宗教。马克斯·韦伯将现代化定义为合理化(rationalization) 。合理化的显著特征是世俗化。不像前现代社会，当代绝大多数社会由世俗政府管理。美国可能是西方最信奉宗教的国家，也保持着教会与政府的分离。在政治程序上，宗教被看作是内心状态，并因此作为私事不宜进行公共讨论。教育机构对宗教的主张极为谨慎，小心翼翼地在宗教纷争中保持中立。

宗教领袖需要有双语能力是显而易见的。他们精通各自教民社区的语言是自然的。但另外， 他们也必须学会精通世界公民的语言。换句话说，他们不能放弃其作为公共知识分子角色的责任。理想上，双语能使他们用自身的精神资源影响地球村的重大事务:保护环境、减轻贫困、消除性别不平等及废除童工，仅举几例。在信息时代， 即使宗教领袖们选择将注意力集中在他们自己社区的福祉，也无法不受到世界上发生的重大事件的影响。

如果宗教领袖将其职责与关注政治、参与社会、具有文化敏感相关联，其他职业的负责人员必会更加参与到世俗世界中。除了世俗化，现代性的另一表现是专业化，即暗示着职业化。专业化、职业化、理性化的世俗世界中最显著特征是官僚机构。尽管韦伯所勾画的高效的、有区别的官僚机构是军队组织，但现代官僚机构就像其先例一样，是英国市民的服务机制，是主要的市民组织。“市民的”(civil) 一词在“市民社会”中是与野蛮的、军事的和官方的相比照的。但在英国以及儒家传统中，虽然市民的与野蛮的或军事的相反，但却与官方的十分相容。在大英帝国或儒教中国(Confucian Middle Kingdom) ，定义上的官场职员主要是市民服务人员。正像所期待的那样，文明礼貌的社会风气，而非尚武的精神，盛行于现代官僚机构之中。

官僚机构作为行政单位随处可见:国际性组织、地区性组织、国家、地方政府、跨国公司、大学、大型媒体集团、非政府组织、娱乐行业、自愿社群以及宗教机构都由管理人才掌控。科举考试作为儒教中国遴选官员的手段为英国文官制度的建立提供了模板，这种情形的发生并非偶然。在儒家思想中经典教育对官员培训至关重要，这一思想也可能影响到对英国官员的培训。

作为学者式官员和官僚的儒家文士在文学、历史和哲学上都很有修养。他们通过作诗和棋琴书画自娱自乐。总之，他们是人文主义者，与欧洲文艺复兴时代的人物颇为相似。约瑟夫·列文森(Joseph Levenson) 用“业余爱好者”一词来形容他们的生活方式。儒家文士对高雅艺术拥有纯熟的技巧或知识，通常他们是有成就的诗人、熟练的书法家、围棋高手、优秀的琴筝演奏家和高超的画家。以书法和绘画为例，他们中的一些人，如董其昌(1555 -1636) ，受到其同时代及后代的极大尊敬，以至于他界定了中国一个多世纪的艺术品味。他们表达自我修养与自然界的传神，而且体现高超技艺的“文人风格”(文人画) 被鉴赏家和收藏家(包括富有的商人) 认为大大超越了职业画家所能到达的成就。这种意义上的“业余爱好者”意味着有极大的兴趣从事优雅艺术，其本身即为个人和公共的乐趣，既是一种消遣又是一种精神寄托。列文森悲叹由于现代化的结果这种业余爱好者的概念业已消亡。他评述道，专业化和职业化所体现的理性主义彻底摧毁了儒家文士的生活方式。在现代社会，是专家，而非业余爱好者在统治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