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社会中的知识分子（4）

值得注意的是，尽管儒家学者式的官员是通才，他们却通常小心翼翼地、有效率地处理日常政务。作为地方官，他们处理法律案件、监督预算、管理公共设置、组织赈灾济贫、打击犯罪以及最重要的监督教育。在特别的情况下，以伟大的儒家思想家王阳明(1472 -1529) 为例，他们甚至领导军事行动平息暴乱。当然有来自不同领域的幕僚协助他们执行特殊任务。但他们的领导为官僚机构顺利运作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总之，并非他们的专门技术或职业精神，而是他们的洞察力，正直、公正、判断与适度感实际上在起作用。

在职责高度分明的现代官僚机构中，对专家和职业人士的需要决定性地将业余爱好者理想地引退于幕后。例如，市场经济是一个很难被业余爱好者理解及管理的极为复杂的机制。新古典经济学家当然坚持自由市场不应被管理。然而，完美的市场，或百分之百的自由市场是不存在的，制度的或政治的干预方式是不可避免的。知识经济的出现使得信息技术的运用在市场所有层面都不可或缺。在民主进程和生气勃勃的市民社会中也是如此。我们生活的世界几乎没有不被专家或职业人士触及的领域。律师和医生是最显著的例证。即使在宗教领域，牧师和僧侣的行为越来越像专家或职业人士。他们常同心理学家、心理分析学者和社会工作者竞争。技术官僚(technocrats) 概念的出现似乎是这一不可避免趋势的逻辑结果。

然而，得出技术官僚掌控的时代业已来临，专家不可避免地要统治世界的结论尚言之过早。20 世纪60 年代中国关于“红与专”划时代的讨论明显地已经不流行了。毛泽东试图“举起一面红旗反对党内的官僚化、经济上的体系化和大学里的专家化”，但这一做法基本失败了。他的浪漫的革命主义与中国政治不再相关。革命的词汇也被官方意识形态所抛弃。“改革开放”政策强烈预示着专家的胜利和红色的逐渐消失。然而，在中国重新获得经济政治地位后所发生的寻求文化认同的时代思潮中，技术管理专家治国的思维方式并不足以提供必要的领导能力。当社会结构已经被猛烈的自由市场经济充分侵蚀时，一种紧迫感在知识分子和政治精英中浮现出来，中国急需一种伦理道德，希望它既植根于自身的文化传统又能接纳西方影响。“红与专”之争所显示的价值优先尚议论不休。

存在于前现代时期的儒家学者式官员时代或英国文官制度时代似乎已消失了。如今，很难发现技术专家管理者也同时是文人。被儒家行政官员所珍视的价值并作为日常练习的高雅艺术，与技术专家的职业工作毫不相关联，最多只是可有可无的奢侈品。显然，从未来的观点来看，官僚可能是法律、商业或信息技术的专家。然而，尽管这种趋势是无法阻挡的，但认为通才的作用、儒家学者式官员或英国文官的功能已与现代管理不相关的假设为时过早。相反，由于全球化所聚集的发展势头，对领导能力的真正挑战不是专家可以解决的确定问题，而是超越任何可以理性计算的、完全无法预计和预测的问题。

在界定领导能力中，对整个社会长期利益而非短期效验的洞察力具有同等的重要性。更重要的可能是储蓄社会资本、培养文化能力以及在青年中强调伦理道德。在未知水域航行的艺术以及对计划项目意外结果的预见力是负责的行政人员的特点。真正的领导者应该足智多谋、能鼓舞人心。他们必须能在其自身文化中选择有丰富的象征资源。当他们致力于生气活泼的传统而冲动十足时，他们就有能力激励其他人参与其预想的共同事业。狭隘的集中科技的教育不能训练出具有想象力、创造力、灵活性以及有责任感的领袖。美国大学里的通识教育(liberal arts education)一直在社会上扮演举足轻重的角色就是很好的例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