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社会中的知识分子

“公众知识分子”(public intellectual) 这一概念近来引起了人们的广泛关注。“知识分子”一词最早出现于19世纪俄国。表面看来，公众知识分子似乎与印度教、佛教、犹太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的传统以及希腊传统没有任何的渊源关系。印度教徒追求的是将真我与梵天统一，佛教徒的解脱是从红尘的纠缠中解放出来，犹太教将与上帝之间的契约作为其所有价值观的源泉， 对心灵生活的沉思寻找真理，基督徒信仰天堂里的主，穆斯林信徒对真主阿拉的信奉，所有这些信念预示当前这个世界现存的多种精神避难方式， 即使不是彼此针锋相对，但也存在着本质上的差异。这种对世间事物的约定与管理是通过对某类社会背景所形成的选择或缺失造成的。

正如我们今天所理解的，知识分子与印度教长老、佛教僧侣、犹太教教士、哲人、牧师或毛拉的功用并不相等。对公众知识分子的最低要求，是要关心政治、参与社会、有文化敏感，与那些热情地服务于超越世俗世界的、高于现实的人有着基本的不同。当然，所有的精神传统不可避免地与其皈依者的普通生活相交织。但在以上提及的所有宗教中，不可否认的是，人类的日常存在与被给予特权的“净土”或“天国”之间的联接是断裂的。

孔子选择了不同于其他轴心文明的独特的生活方式，他通过把人作为世界一部分的存在主义的主张，从世界内部改变世界。孔子的追随者主要是实干的知识分子(action intellectuals) ，他们专心致志地在经济、政治和社会领域“治理世界”(经世济民) 。他们的策略是通过文化、特别是道德教育，改造由财富和权力界定的世界。从历史的观点来看，儒家在发展独特的东亚人的个性中是工具性的，它认为没有必要积攒大量的权力和财富，但作为社会、政治、经济的意见领袖、批评家、顾问、官僚或官员却格外具有影响力。儒家的影响超越了治理国家事务的界限，它当然对国家政策有非常重要的影响。但是它的影响也体现在文化价值观、社会道德规范和艺术表达上。儒家学者式的官员被认为是民心所向，因为儒家学者式的官员为整个国家长期的福祉服务。这正是一个现代知识分子所被期望的行为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