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伦工人联合会第一分会的决议[422]

科伦工人联合会第一分会的决议[422]  

 马克思 恩格斯/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

（1）鉴于哥特沙克医生在“自由、劳动”报中把公民卡尔·马克思描绘成为法兰克福议会议员弗兰茨·拉沃的朋友和同道者，而公民马克思在2月8日委员会会议上发言的意思是，虽然他在目前支持把拉沃和施奈德尔第二提为候选人，但他远不是要在原则方面与这些人团结起来；相反地，拉沃恰好在他活动的最盛时期遭到了“新莱茵报”的无情攻击；但是，现在根本谈不到红色民主主义者和无色民主主义者［ｂｌａｓｓｅｎ  Ｄｅｍｏｒｋｒａｔｅｎ］，因为目前的任务主要还是反对君主专制，而为了达到这个目的，红色民主主义者和无色民主主义者就必须联合起来反对“抱怨派”；

（2）其次，哥特沙克医生在法兰克福民主主义者代表大会上表示，他能使科伦工人倾向于红色君主政体，就像倾向于红色共和国一样，从而把工人本身描绘成为对他盲目服从的机器；

（3）上述报纸对拉沃的攻击极为卑鄙、恶毒，并且指责他身体上的疾病，说什么他生病是假装的；

（4）这家报纸的其他攻击大部分也是完全没有根据的，其荒唐可笑简直不值一驳；然而这些攻击暴露了它们的作者可鄙的仇恨，狠毒和卑劣的、背信弃义的性格；

（5）哥特沙克医生在被宣判无罪以后，对许多工人联合会会员谈到改组工人联合会的计划以及他为了这个目的想把他本人（作为主席）和由他选定的另外五人（作为委员会委员）置于联合会领导地位的意图，这证明有专制独裁的趋势并违反最基本的民主原则；

（6）由于企图实现这个新的组织方案，他背弃了真正无产者的政党而投入了小资产者的怀抱，因为他准备把每月会费提高到五个银格罗申；

（7）哥特沙克医生未受联合会委托，甚至没有通知联合会或它的领导机关，就擅自变动联合会的报纸，因而两个星期没有出报[423]；这是违反联合会权利的行为，这种行为是无法开脱的，无论是哥特沙克此后很快就走了，或是有任何必要性或者认真的原因，都不能作为原谅这种行为的理由；

（8）哥特沙克医生在被宣判无罪以后，辜负了科伦工人的期望，没有像以前一样在他们当中重新开始他的进步活动，而是令人奇怪地连一句告别的话也没有说，对工人所表现的忠诚和毅力没有表示任何谢意，就走掉了；

（9）哥特沙克医生由于过分迂腐而自愿流亡国外，并从布鲁塞尔寄来一个声明，这个声明无论如何既不能为他的行为作解释，也不能为他的行为辩护，因为他作为一个共和主义者，竟在这个声明中说，他是否能回来只取决于“当今国内最高审判官”或是“人民的呼声”，可见他不是把全体人民的呼声，而是把别的什么人当作最高审判官；他这里所说的最高审判官只能是国王，因此他便直接转到正统主义者和君主主义者方面去了；另一方面，在这个声明中他又嘲笑人民，认为人民能够把凡是承认和求助于别的什么最高审判官而不承认和求助于人民呼声的人都召回来，他在这里扮演了一个最可怜的伪君子的角色，并力图为自己保留一条既通向国王又通向人民的道路；

（10）哥特沙克医生对于工人联合会请他解释他那个看来难以了解的所谓声明，尤其要指出他所说的“当今的最高审判官”是谁的要求，没有给予答复；

（11）哥特沙克医生虽然没有得到谁的召请，还是回到了德国，因此这段自愿流亡国外的插曲就完全失去意义，而且，如果估计到这时他的弟兄们和朋友们都为了把他选入柏林议会而卖力活动的话，那末这看来必定是一种考虑不周的竞选花招，——

鉴于这一切，科伦工人联合会第一分会声明：本会无论如何不能赞同哥特沙克医生自从此地陪审法庭宣判他无罪以后的行为，并且坚决地、愤怒地粉碎这样一种意图，即认为工人联合会能够让人利用去为红色君主政体的利益服务，或者容许人家利用对个别人的攻击把它引入歧途，或者强迫它接受一位主席和由谄媚者组成的委员会，或者召回为了赎罪同时恳求国王和人民宽恕的自愿流亡者，或者容许任何人像对待一群无知的小伙子一样对待工人联合会。

载于1849年4月29日“自由、博爱、劳动”报第24号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自由、博爱、劳动”报

俄译文第一次发表

注释：

[422]这个决议批评了哥特沙克在1848—1849年革命时期的立场。哥特沙克同马克思和恩格斯在策略路线上的分歧一开始就暴露出来了。1848年7月，哥特沙克同安内克和克·约·埃塞尔一起被捕，接着他们被以“煽动武装起义反对王权”的罪名被交付法庭审判。12月21日至23日举行了审判。在社会舆论的压力下，陪审员不得不宣判被告无罪。哥特沙克被释放后积极进行了分裂科伦工人联合会的活动。本决议于1849年4月24日经科伦工人联合会委员会批准。——第699页。

[423]关于哥特沙克对科伦工人联合会机关报（“自由、博爱、劳动”报）事务的干涉见注408。——第700页。

出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6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