恩格斯致马克思 1846年12月

恩格斯致马克思 1846年12月  

马克思 恩格斯/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

布鲁塞尔

［1846年12月于巴黎］

亲爱的马克思：

我不久前写了一封短信给日果[72]，是由于以下的原因。在审讯圣安东郊区十月风潮[73]参加者的过程中，也审问了许多被捕的德国人，第二批受审的全都是施特劳宾人[50]。在这些现在就要被驱逐出境的糊涂虫当中，有几个大概给艾韦贝克和我捏造了很多东西。的确，这些卑鄙的施特劳宾人出于极端的恐惧，会真真假假供出许多事情，这一点是完全可以预料到的。除此以外，我所认识的施特劳宾人虽然对他们自己的勾当严加保密，但是对我同他们的聚会却无耻地作了宣扬。这些家伙就是这样。

我大概已写信告诉过你们，在城门口的集会上，高尚的艾泽曼向密探报告了我的全部情况。云格也干了几件蠢事，这个家伙有点夸大狂，他想叫法国政府出钱把他送到加来和伦敦去。总之，德累赛尔先生向我和艾韦贝克派来了一批又一批密探（艾韦贝克早就受到注意，对他已经有了一个暂时停发的驱逐出境的命令），这些密探成功地盯我们的梢，一直盯到小酒铺里，那是我们有时同郊区的蠢家伙聚会的地方。这也就证明，我们是一伙危险分子的首领，而此后不久我就得知：德累赛尔先生向汤讷吉·杜沙特尔先生请求发出命令驱逐我和艾韦贝克出境，同时在警察局里，在紧靠着对妓女进行体格检查的地方，放着一大堆有关这个案子的公文。

我当然是根本不想为了施特劳宾人而被驱逐的。当我觉察到，这些施特劳宾人是怎样毫不在意地到处吵吵嚷嚷，争论格律恩和我谁是谁非的时候，我就预见到有可能发生这样的事情。我对这种种坏事感到遗憾，而且这些人又难以纠正，他们完全不象伦敦人那样，在讨论中从来不直截了当地发表自己的看法。但是我的主要目的达到了，即战胜了格律恩。出了这件事虽然令人很不愉快，但倒是光明正大地摆脱施特劳宾人的一个绝好机会。因此，我向他们表示，现在我再也不能教他们了，他们一切应当小心谨慎。艾韦贝克当即决定远行，他好象立刻就动身了，至少我再也没有见到他。他去哪里，我也不知道。

警察也在搜寻小家伙（贝尔奈斯），但是，他由于经历了种种风波，又回到他先前的住处去了（真没想到，他一进入文明世界就碰到那样一些不可思议的烦恼）。他什么时候再回巴黎来，我不知道，不过他绝不会搬进他想搬进的寓所，因此，告诉你的地址已不适用了。他已经顺利地收到了他的手稿。

同时，我要感谢高贵的警察，他们把我从施特劳宾人中拉了出来，并且使我记起了生活中的欢乐。如果说两星期来一直跟踪我的那些可疑的家伙果真是密探（其中有几个我确切地知道就是密探），那就是说警察局在最近发出了许多参加孟德斯鸠、瓦伦提诺、普腊多等地舞会的入场券。我得感谢德累赛尔先生，他使我愉快地见识了一些浪漫女郎和许多乐事，因为我想把我呆在巴黎的最后几个白天和夜晚充分加以利用。最后，既然直到现在还让我安然无恙，那末看来一切都已平静下来了。但是今后你们写信请都寄到画家阿·弗·克尔纳先生那里，巴黎新布勒达街29号。在里面装一个写着我的缩写姓名的信封，这样透着光也看不见。

在这种情况下，我只好完全放弃搞威廉·魏特林了，这一点你是理解的。这些人我一个也没有见到，也根本不知道他是否到过这里或者还在这里。这也无关紧要。魏特林分子我根本不认识，而在我所认识的人中间，他不会受到殷勤的接待。他们由于同他的裁缝朋友们长期干仗，正对他怀着很大的敌意。

伦敦人的问题[74]之所以令人烦恼，正是由于哈尼，同时也由于他们在施特劳宾人中间是唯一能够与之干脆地、直接地建立联系的人。但是，如果这些家伙不愿意，那就随他们去！说不定什么时候他们又会发出象给隆格或什列斯维希—霍尔施坦人的呼吁书[75]那种可怜的呼吁书。何况还始终猜忌我们这些“学者们”。不过，如果他们要反叛，我们有两种办法摆脱他们：或者是公开决裂，或者是逐步停止通信。我赞成后一种办法，如果他们最近的一封信允许回答的话——这种回答最好不太刺激他们，十分冷淡，叫他们没有兴趣急于回信。然后，就长时间不给他们回信，由于他们通常懒于写信，这样过两三封信后，一切都会见鬼去了。老实说，如果要嘲笑这些家伙，我们用什么办法呢，为了什么目的呢？我们又没有刊物，即使有刊物，他们也不是著作家，只不过有时发出一些任何人都看不到、也与任何人无关的宣言。如果我们是一般地嘲笑施特劳宾人，那我们任何时候都可以针对他们的那些绝妙的文件；如果停止通信，那就十分方便；决裂是逐步发生的，不会引起喧嚷。在此期间，我们将同哈尼沉着地协商一切必要的事情，并且设法使他们对我们最后的一封信不作回答（他们会这样做的，如果让他们等待回信六至十星期的话），让他们在这以后叫嚷去吧！

直接同这些家伙决裂不会给我们带来好处或光荣。同这些家伙在理论上的分歧很少有可能，因为他们没有理论，而且他们还想向我们学习，尽管内心有所怀疑。他们连表述自己的这点怀疑都不会，因此同他们不可能发生什么论战，要有也只是口头上的。如果公开分裂了，他们会利用渴求共产主义知识这种空泛言词来攻击我们，说他们原来是愿意向这些博学的先生学习的，如果说这些先生们还有点什么高明东西的话，如此等等。实践中的党内分歧，由于在委员会里他们的人也不多，我们的人也没几个，很快就会降低为纯粹的私人事件和争吵，或者让人看起来是这样。反对著作家我们可以以党的身分出面，但是反对施特劳宾人却不行。这些家伙最后还是有那么二百来人，他们通过哈尼在英国人那里被看作代表，《莱茵观察家》等等报刊在德国各地把他们鼓吹成十分激烈的、绝非软弱无力的共产主义团体。另外他们总还是施特劳宾人中间比较最象个样子的人，只要在德国没有发生变动，显然这是能从施特劳宾人当中造就出来的佼佼者。我们从这件事中学到的是，只要在德国不存在真正的运动，对施特劳宾人就无法做出什么事来，甚至对其中的佼佼者也是如此。最好是平心静气地随他们怎样干去，只把他们作为一个整体，整个地加以批判，而不要引起争吵，发生争吵我们只会陷到污泥中去。这些人对我们自称是“人民”，“无产者”，而我们只能诉诸将在德国形成的共产主义无产者。另外，在普鲁士很快就要立宪，也许还可以用这些人来签签名什么的。

不过，也许我的主意出得太晚，大概你们对这件事已经作出了决定，并且已经实行了。我本来是要早点写信的，但我一直在等待警察局的事情有个结局。

刚才收到瑞士出版商[注：施累费尔。——编者注]的回信。随此信附去的信又一次证明，这个家伙确是个坏蛋。通常一个出版商，是不会让别人等了几星期以后又这么友好地接受下来的。现在我们要看看，那个不来梅人[注：屈特曼。——编者注]会怎样回信，然后再看怎样做合适。在康斯坦茨的别列坞还有一个出版商，也许能够同他达成协议。如果那个不来梅人不愿意，我可以去试试同这一个接洽。同时我还要打听一下黑里骚的出版商。要是我们能在瑞士有一个正派的人，把手稿[注：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编者注]寄给他，让他去换成现钱就好了。然而，我们在那里只有一个贪心的家长皮特曼！

在最近一段倒霉的日子里，我除了同姑娘们玩玩，还研究了一下丹麦以及北方其他各国，作为正当的附带消遣。你想象不到，这是一件多么恶心的事情。作一个最渺小的德国人也比作一个最伟大的丹麦人强！任何地方，都没有如此程度的道德贫乏以及行会的和等级的狭隘性。丹麦人认为德国是人们去“轧轧姘头，同姘头一起挥霍金钱”的地方（在丹麦的一本教科书里写着：当一个丹麦人在德国旅行时，他有一个姘头，她使他花掉了他的大部分财产！）丹麦人把德国人叫做“德国轻浮汉”，认为自己是日耳曼精神的真正代表。瑞典人却又鄙视丹麦人，说他们是“德意志化的”，变了种的，饶舌的和娇惯了的。挪威人则又看不起法国化的瑞典人及其贵族，并且为挪威还盛行高贵的卡纽特时代那样的蒙昧的农民经济而感到欣喜；挪威人却又因此而遭到冰岛人盲目的鄙视，而冰岛人还说着与九百年前的贪婪的海盗一样的语言，喝鱼油，住小土房，只要闻不见烂鱼的腥味就活不下去。我有好几次产生了骄傲的念头：我至少不是丹麦人，更不是冰岛人，而只不过是一个德国人。

最进步的瑞典报纸《晚报》的编辑曾两次来巴黎了解组织劳动问题，他多年来订阅《理智报》和《和平民主日报》[16]，还同路·勃朗和孔西得朗进行过严肃的谈话，但是他仍然是一点也没有弄明白，回国的时候并不比来的时候更聪明一点。现在他所鼓吹的仍然是竞争自由，或者用瑞士人的话说，生计自由，也叫sj?lff?rs?rjnings-frihet，即自立的自由（这看来比行业自由还好听一点）。当然，那些深深地陷在行会泥坑里并坐在瑞典议会中的资产者，也正是最激烈的保守主义者。在全国只有两个象样的城市，分别有大约八万和四万居民，第三个城市诺尔彻平只有一万二千居民，其余城市的居民大约是一千，二千，三千。所有的邮政驿站每站只有一个人。丹麦的情况看来也并不更好些，他们只有唯一的一个城市，那里有十分可笑的行会诉讼，比巴塞尔或不来梅的还要无聊，同时一个人没有入场券就不允许到散步场所去散步。

这些国家只有一点好处，就是它们表明了如果德国人有了出版自由会干些什么，也就是象丹麦人实际上所做的那样，会立即成立一个“正确行使出版自由协会”，开始出版基督教劝善历书。瑞典的《晚报》象《科伦日报》那样温和，但却认为自己是“真正民主”的报纸。因此，瑞典人有布莱梅小姐的小说，而丹麦人则有枢密顾问、丹麦国旗骑士团首领厄伦施莱格先生的小说。此外，那里黑格尔分子也多得令人吃惊，而每三个字就借用一个德文字的语言，对思辨思维来说也是再合适不过的。

报告早就动笔，日内即将寄出。请回信告诉我，你们是否有蒲鲁东的书[注：比·约·蒲鲁东《经济矛盾的体系，或贫困的哲学》。——编者注]。

如果你在写书时想要用蒲鲁东的那本书（这本书很坏），我可以把我的十分详细的摘要寄给你。这本书不值书价所要的十五法郎。

注释：

[16]恩格斯谈到《和平民主日报》时，指的是出版《和平民主日报》的傅立叶派的模仿者的观点，这些人使傅立叶的学说带上了十分突出的宗派主义教条主义性质。马克思和恩格斯不止一次批判过该报所宣扬的“掺了水的傅立叶主义”，这种主义实质上反映了资产阶级慈善家的思想。——第14、20、83页。

[50]施特劳宾人（Straubinger）是德国的流动的手工业帮工。马克思和恩格斯用这种名称来称呼那些在很大程度上还受着落后的行会意识和成见支配的德国手工业者，这些人抱着反动的小资产阶级幻想，认为可以从资本主义的大工业退回到小手工业去。——第48、55、68、69、75、79、90、113、127、136、169、265、300、307、370、377、393、400、619页。

[72]恩格斯提到的给日果的信没有找到。——第78页。

[73]1846年9月30日到10月2日巴黎圣安东郊区因面包行将涨价，发生工潮。工人们袭击了面包铺，构筑了街垒。发生了工人与军队的冲突。——第79页。

[74]指的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同伦敦正义者同盟领导人（卡·沙佩尔、约·莫尔、亨·鲍威尔）的相互关系，这些人于1846年11月发表了告全体盟员书。在这个文件里，除了许多正确的论点以外，也反映出了正义者同盟领导人的一些不成熟的和错误的观点，特别是在魏特林的影响下而沾染上的对“学者”——理论家、革命知识分子的不信任态度。这个文件的起草者认为他们提出在1847年5月召开的国际共产主义者代表大会是停止共产主义运动中思想斗争和分歧的唯一手段。正义者同盟的伦敦活动家们事前未通知马克思和恩格斯而提出这样的计划，是和布鲁塞尔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当时科学共产主义拥护者都团结在这个组织的周围）背道而驰的。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召开这样的代表大会之前，应先把现有的一些德国共产主义者组织团结在一起，加强它们的国际联系，首先是加强和英国宪章派及其以哈尼（他组织了英国的通讯委员会）为首的左翼的国际联系。同时，马克思和恩格斯不断地阐说了科学共产主义的一些原理，对空想社会主义和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的各种不同体系进行了无情的批判。正义者同盟的伦敦领导相信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观点是正确的，于1847年1月底建议他们加入同盟，参加它的改组，并制定以科学共产主义原理为基础的同盟纲领。马克思和恩格斯表示同意。——第80页。

[75]伦敦德意志工人教育协会1845年3月致资产阶级“德国天主教”派头目约·隆格的呼吁书，证明了当时处在魏特林思想和“基督教社会主义”影响下的协会和正义者同盟领导人的理论上的不成熟。在这个文件里表达了一种思想，认为“净化”的、改良了的基督教是能够为共产主义事业服务的。

伦敦教育协会关于什列斯维希—霍尔施坦问题的宣言，见本卷第55页。——第81页。

出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7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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