恩格斯致马克思 1851年9月8日

恩格斯致马克思 1851年9月8日  

马克思 恩格斯/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

伦敦

［1851年］9月8日星期一［于曼彻斯特］

亲爱的马克思：

明天我的弟弟[注：大概是海尔曼·恩格斯。——编者注]要走了，我终于又可以安静下来。这一段时间我没有一分钟是一人独处的，在星期六以前根本无法把银行券寄给你，并且两个半截只好在同一次邮班寄出，因为星期日邮局只送不收。因为这样寄有危险，所以我把银行券的情况告诉你：号码是E/X01780，注有1850年7月15日于里子的字样。这样，万一你收不到，就马上到银行去要求停止兑现，这还来得及。这是一张五英镑的银行券。

星期五晚上突然接到我的老头[注：恩格斯的父亲老弗里德里希·恩格斯。——编者注]的来信，说我花钱太多，应该只用一百五十英镑。对这种可笑的要求，我当然不能听从，尤其是他同时还威胁说，必要时要告诉欧门兄弟，超过这个数目就不再给我钱。我当然马上给他写了信，说只要他试图干出这种卑鄙勾当，我就再也不进办事处的门，立即收拾行装去伦敦。这个人简直发疯了。关于这一点本来我和他在这里口头上早就谈好了，而且我也没有让他抓到任何借口来这样做，所以整个这件事就更加可笑和荒唐。我希望通过我的弟弟和我的老太太[注：恩格斯的母亲爱莉莎·弗兰契斯卡·恩格斯。——编者注]能够解决这问题，不过最近我的确要稍微约束一下自己，因为我总共已经花掉了二百三十英镑，在11月即我到这里期满一年以前，这个数目不能超过太多。无论如何这又一次的卑劣行径令我十分不快，非常生气，特别是我的老头在这里使用了卑鄙的手法。的确，他今年在这里赚的钱远没有去年多，但这完全是由于他的股东们经营管理不善，而这方面我是管不着的。

巴黎的新事件是怎么回事？[267]这一次“河马”[注：沙佩尔。——编者注]集团看来处境不妙；被捕的德国人名单中，凡是我认识的，全是1847年时期和更早的老魏特林主义[40]者。其中可能夹杂着一些欺诈的手法。士瓦本的那个救世主看来也属于这种幸运者之列。这对他就更好了。你听到什么情况，请告诉我。

据德国各家报纸报道，科伦人[163]不会在最近，即10月开庭的陪审法庭上受审。

明天或后天再详谈。

你的  弗·恩·

注释：

[40]指的是正义者同盟（见注46）的巴黎各支部，当时是由海·艾韦贝克领导的。参加这些支部的是当时旅居巴黎的德国手工业工人，主要是裁缝（单独一个支部），以及制革工人和木工。

魏特林主义是十九世纪三十年代末和四十年代初由威廉·魏特林创立的一种空想的工人共产主义。他的学说在一些时候曾是正义者同盟的政治和思想的纲领，在科学共产主义产生以前，在工人运动中基本上起了积极的作用。然而，魏特林的观点的空想内容旨在建立一种粗糙的平均共产主义，使他的学说很快就成了不断发展的工人运动的障碍，因为工人运动要求有科学根据的思想体系和政策。从四十年代中起，魏特林使自己的学说的落后面变得日益突出，并使自己日益脱离工人运动。1846年5月，在关于“真正的”社会主义者海尔曼·克利盖的一场争论中，马克思、恩格斯及其拥护者同魏特林发生了彻底的决裂。——第41、127、355页。

[163]指共产主义者同盟分裂后于1850年10月成立的科伦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的委员们。——第170、356页。

[267]1851年9月法国逮捕了在1850年9月脱离共产主义者同盟并成立了单独同盟的维利希—沙佩尔集团地方支部的一些盟员（马克思和恩格斯把它与瑞士的“宗得崩德”——1847年被解散的天主教各州的单独同盟——加以类比，讽刺地称之为“宗得崩德”）。这个集团采取小资产阶级密谋性策略，不顾实际情况，打算立即组织起义，致使法国和普鲁士警察当局能够借助领导巴黎的一个地方支部的奸细舍尔瓦尔（真名是克列美）捏造了所谓德法密谋。在1852年2月，被捕者以图谋政变的罪名被判了罪。奸细舍尔瓦尔被安排越狱逃跑。普鲁士警察当局诬蔑马克思和恩格斯领导的共产主义者同盟参加了德法密谋的企图就完全破产。1851年9月也在巴黎被捕的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康拉德·施拉姆因缺乏证据而很快就被释放了。见马克思的著作《揭露科伦共产党人案件》（《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8卷第472—487页）和《福格特先生》（《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4卷第437—447页）。——第355页。

出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7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