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录[109]:《火星报》同《工人事业》实行统一的尝试

附录[109]:《火星报》同《工人事业》实行统一的尝试

  附录[109]

  《火星报》同《工人事业》实行统一的尝试

  我们还要把《火星报》在组织方面对《工人事业》所采取的并且一贯执行的策略说明一下。这个策略在《火星报》创刊号上《国外俄国社会民主党人联合会的分裂》[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4卷第339—340页。——编者注]一文中,已经作了充分的说明。我们当时立即认定,真正的“国外俄国社会民主党人联合会”这个为我们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所承认的党的国外代表机关,已经分裂成为两个组织,党的代表机关问题成了一个悬案,至于在巴黎国际代表大会上由俄国方面选出两个代表,即由已经分裂的“联合会”的每一部分各选一人参加常设的社会党国际局[110],这只是使这一问题得到暂时的和相对的解决。我们已经声明,《工人事业》实际上是不正确的,我们在原则上坚决地站在“劳动解放社”一边,但同时我们不谈分裂的详细情况,并指出了“联合会”在纯粹实际工作方面的功绩。[注:我们对分裂作出这样的估计,不仅是以我们所看到的书刊为根据,并且是以我们组织中某些到过国外的人在国外所收集的材料为根据。]

  由此可见,当时我们的立场在某种程度上是观望等待。我们对当时在大多数俄国社会民主党人中流行的意见作了让步,这种意见认为,最坚决反对“经济主义”的人也可以去和“联合会”同心协力地工作,因为“联合会”曾经屡次声明,说它原则上同意“劳动解放社”的立场,似乎并不想在理论和策略的根本问题上保持什么独立的面貌。我们所采取的这种立场的正确性,已经由下面的事实间接证实:差不多在《火星报》创刊号出版的同时(1900年12月),有三个成员退出“联合会”而组成一个所谓“发起团”,并向1.《火星报》组织国外部、2.“社会民主党人”革命组织[111]、3.“联合会”提出建议,说他们愿意充当和解谈判的中介人。前两个组织马上表示同意,第三个组织却表示拒绝。固然,去年“统一”代表大会上在一个发言人叙述这些事实的时候,“联合会”的一个主管人曾经声明说,他们拒绝这个建议只是由于“联合会”不满意这个发起团的成员。我认为我有责任把这种解释提一下,但我不能不指出,我认为这种解释是不能令人满意的,因为“联合会”既然知道两个组织已经同意进行谈判,那它可以通过另一个中介人或者直接去同这两个组织接洽。

  1901年春天,《曙光》(4月,第1期)和《火星报》(5月,第4号)都同《工人事业》进行了直接论战。[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5卷第1—10页。——编者注]《火星报》着重抨击《工人事业》的《历史性的转变》,因为这个杂志在它4月的附刊上,即在春季事件已经发生之后,对醉心于恐怖手段和“流血的”号召的倾向表现了动摇。尽管发生了这次论战,“联合会”还是表示同意通过新的“调解团”[112]来恢复和解谈判。于是上述三个组织的代表在6月举行了预备代表会议,并制定了以极详细的“原则协议”为基础的协定草案,这个“原则协议”已经由“联合会”在《两个代表大会》一书中,由同盟在《“统一”代表大会文件汇编》一书中公布出来了。

  这个原则协议(或者象大家时常称呼的:六月代表会议决议)的内容极其清楚地表明,我们当时提出了最坚决地排斥一般机会主义包括俄国机会主义的一切表现作为实行统一的必要条件。第1条写道:“我们反对把机会主义带进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的任何尝试,这种尝试的表现就是所谓‘经济主义’、伯恩施坦主义、米勒兰主义等等。”“社会民主党的活动范围包括……同一切反对革命马克思主义的人进行思想斗争”(第4条第3项);“社会民主党在一切组织活动和鼓动活动范围内,一分钟也不应当忽视俄国无产阶级当前的任务——推翻专制制度”(第5条第1项);“……不仅要根据雇佣劳动同资本的日常斗争来进行鼓动”(第5条第2项);“……不承认……纯粹经济斗争和为局部政治要求而斗争的阶段”(第5条第3项);“……我们认为,批判那些把运动的低级形态的原始性……和狭隘性推崇为……原则的思潮,对运动来说是重要的”(第5条第4项)。即使是完全无关的局外人,只要他稍微仔细地读过这些决议,也能从它们的表述中看出,这些决议所反对的正是机会主义者和“经济派”,正是那些即使只是一分钟忘记了推翻专制制度的任务的人,正是那些承认阶段论,把狭隘性等等推崇为原则的人。谁只要稍微了解“劳动解放社”、《曙光》和《火星报》对《工人事业》进行的论战,那他就一分钟也不会怀疑,这些决议逐条驳斥的正是《工人事业》所陷入的那些错误观点。所以,当“联合会”的一个成员在“统一”代表大会上发表声明,说《工人事业》第10期上的文章并不是由于“联合会”发生了新的“历史性的转变”,而是由于这些决议内容过分“抽象”[注:这种断语在《两个代表大会》第25页上也重复说过。]所引起的时候,一个发言人就完全有权讥笑这种说法。他当时回答说,决议的内容不但不抽象,而且非常具体。只要把这些决议瞧一眼,就可以看出这里是“捉什么人”了。

  最后这句话在代表大会上引起了一段颇有代表性的插曲。一方面,波·克里切夫斯基马上抓住了“捉人”这两个字,认为这是把我们这方面的恶意(“设置圈套”)泄露出来的一种失言,并高声叫喊道:“究竟是在捉什么人呢?”当时普列汉诺夫就以讽刺的口吻问道:“真的,是在捉谁呢?”波·克里切夫斯基当时回答说:“让我来帮不善猜测的普列汉诺夫同志猜测一下吧;我可以向他说明,这里是在捉《工人事业》编辑部(全场哈哈大笑)。可是我们没有让人家捉住!”(左边有人插嘴说:这对你们更不利!)另一方面,“斗争”社(调解团)的一个成员发言反对“联合会”对决议提出的修正,想替我们那位发言人辩护,他声明说:“捉人”这个说法显然是在论战激烈时脱口而出的。

  至于我,那么我认为,这种“辩护”对使用了这个说法的那位发言人是不利的。我认为“在捉什么人”这句话“开的是玩笑,说的是真话”,因为我们向来都责备《工人事业》不坚定和动摇,所以我们当然是应当设法把它捉住,使得往后再不会发生动摇。这里根本谈不到有什么恶意,因为问题关系到原则上的不坚定性。于是我们就用这样一种同志态度[注:其表现就是:我们在六月决议的导言中说,俄国社会民主党整个说来一直是坚持“劳动解放社”的原则的,“联合会”的功绩特别表现在它所进行的出版和组织活动方面。换句话说,我们表示完全愿意忘掉过去的一切,并承认我们那些参加“联合会”的同志们所进行的工作有益处(对事业有益处),只要他们完全停止我们“捉住”的那种动摇态度就行了。每一个公正的人,读过六月决议以后,都只会这样理解这些决议。如果目前“联合会”用自己重新转向“经济主义”的行为(第10期的文章以及它所提出的修正)引起了分裂之后,郑重其事地责备我们,说我们讲他们的功绩的话是撒谎(《两个代表大会》第30页),那么这种责备当然只能令人发笑。]“捉住了”“联合会”,以至波·克里切夫斯基本人以及“联合会”的另一个主管人签署了六月决议。

  《工人事业》第10期上的那些文章(我们的同志只是在到达代表大会开会地点的时候,即在代表大会开幕前几天,才看到这一期杂志的)清楚地表明,在从夏天到秋天这段时间里,“联合会”中已经发生了新的转变:“经济派”又占了上风,随“风”转舵的编辑部又来为“最明显的伯恩施坦派”和“批评自由”辩护,为“自发性”辩护,并通过马尔丁诺夫之口来鼓吹缩小我们的政治影响范围的“收缩论”了(据说是为了使这种影响本身复杂化)。这就又一次证明了帕尔乌斯所说的一句很中肯的话:无论用什么公式都很难捉住机会主义者,机会主义者很容易赞成任何公式,同时也很容易背弃这个公式,因为机会主义恰恰在于缺乏任何明确和坚定的原则。今天机会主义者排斥了任何灌输机会主义的企图,排斥了任何狭隘性,郑重其事地答应说“一分钟也不忘记推翻专制制度”,说“不仅要根据雇佣劳动同资本的日常斗争来进行鼓动”等等。明天他们又会改变说法,借口维护自发性,维护平凡的日常斗争进程,推崇能产生显著结果的要求等等,来玩那套老把戏。“联合会”继续断言说,在第10期上的那些文章中,“‘联合会’过去和现在都看不出有什么背离代表会议草案的一般原则的异端行为”(《两个代表大会》第26页),这种说法只是暴露它完全不能或者不愿意了解意见分歧的实质。

  在《工人事业》第10期出版以后,我们只好作这样一个尝试:举行一次普遍的讨论,弄清楚是不是整个“联合会”都对这些文章和它那个编辑部表示同意。“联合会”对我们这种做法特别不满,责备我们企图在“联合会”中散播不和,说我们干涉旁人的事情等等。这种责备显然是没有道理的,因为在一个有点微风就会“转舵”的选举产生的编辑部里,一切都是由风向决定的,而我们当时就在秘密会议上确定这个风向,参加这种会议的除了打算实行统一的那些组织的成员之外,没有任何旁人。用“联合会”名义对六月决议提出的修正,使我们对达成协议所抱的最后一线希望也消失了。这种修正确凿地证明“联合会”已经重新转向“经济主义”,证明“联合会”的大多数是对《工人事业》第10期的内容表示同意的。他们要求从有关机会主义表现的文句中删去“所谓经济主义”(理由似乎是这几个字“意思不明确”,虽然根据这个理由只能得出结论说,必须把这个广泛流行的错误思想的实质更明确地规定一下),还要求把“米勒兰主义”也删掉(虽然波·克里切夫斯基在《工人事业》第2—3期合刊第83—84页上维护过这个主义,并且在《前进报》上更加公开地维护过这个主义[注:该报现在的编辑部、考茨基和《曙光》就这个问题已在《前进报》上展开了论战。我们一定会使俄国读者了解这次论战的[113]。])。尽管六月决议已经明确地指明,社会民主党的任务是要“领导无产阶级为反对各种形式的政治压迫、经济压迫和社会压迫而进行的斗争的一切表现”,因而要求使斗争的所有这一切表现都具有计划性和统一性,然而“联合会”却还加进一些绝对多余的字句,如说“经济斗争是对群众运动的强有力的刺激”(这些字句本身是无可争论的,但是在狭隘“经济主义”存在的条件下,却只会给人用作种种曲解的借口)。并且,他们还对六月决议提出一种简直是直接缩小“政治”概念的修正,要求删去“一分钟也”(不应当忘记推翻专制制度的目标)这几个字,又要求加上“经济斗争是吸引群众参加积极的政治斗争的最普遍适用的手段”这句话。当然,这样一些修正提出之后,我们这方面的所有发言人都相继拒绝发言,认为继续同这些重新转向“经济主义”方面去,并要求保证自己有动摇的自由的人进行谈判,是毫无益处的。

  “正是‘联合会’认为是保证未来协议的稳固性,即保持《工人事业》的独立面貌及其自主地位的绝对必要条件的东西,《火星报》却认为是阻碍达成协议的绊脚石。”(《两个代表大会》第25页)这种说法是很不确切的。我们从来也没有侵犯过《工人事业》的自主地位。[注:如果为建立统一组织的共同最高委员会而召集的编辑会议不算是对自主地位的一种约束的话,因为《工人事业》在6月份也曾经表示赞成召集这种编辑会议。]至于《工人事业》面貌的独立性,如果把它理解为在理论和策略的原则问题上的“独立面貌”,那我们确实是无条件地排斥过的。六月决议中正是无条件地反对这种独立面貌的,因为这种“面貌的独立性”在实践上始终是意味着——我们再说一遍——各种各样的动摇,并以这种动摇来维护我们这里盛行的、在党内关系中所不能容忍的混乱状态。《工人事业》通过它第10期上的那些文章和它提出的“修正”,清楚地表明它想要保持的正是这种面貌的独立性,而这种愿望也就自然地和必然地导致了决裂和宣战。但是,如果《工人事业》的“独立面貌”是意味着把它的作用集中在一定的写作职能上,那么我们大家都是愿意承认的。这种职能的正确分工自然是:1.学术杂志,2.政治报纸,3.通俗的文集和通俗的小册子。《工人事业》只有同意这种分工,才能证明它真心愿意彻底抛弃它那些为六月决议所斥责的错误思想;也只有这种分工,才能消除任何发生摩擦的可能性,真正保证协议的稳固性,同时又能成为保证我们的运动达到新高潮和获得新成就的基础。

  现在,任何一个俄国社会民主党人都不会怀疑,革命派所以同机会主义派最终决裂,并不是由于什么“组织上的”情况,而正是由于机会主义者想要坚持机会主义的独立面貌,企图继续用克里切夫斯基之流和马尔丁诺夫之流的议论来搞乱人们的头脑。

  1902年3月在斯图加特印成单行本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6卷第1—19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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