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全俄工会第三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155]

在全俄工会第三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155]

  (长时间热烈鼓掌,转为欢呼)同志们,首先请允许我代表人民委员会向全俄第三次代表大会表示祝贺。(鼓掌)同志们,苏维埃政权现在正处在一个特别重要的时期,我们在许多方面都面临着转折时期那种非常复杂而又非常有意义的任务。正是这个时期的特点,使工会在社会主义建设中担负着特殊的任务,负有特殊的责任。  
  
  因此,我现在不想多谈刚刚结束的党代表大会的各项决议(这方面你们会听到比较详尽的报告)。我想谈谈苏维埃政策方面所发生的变化,那些把社会主义建设的一切任务同工会工作联系起来的变化。当前时期的基本特点,就是从迄今苏维埃政权全力以赴的军事任务向和平的经济建设任务转变。首先应当指出,苏维埃政权和苏维埃共和国并不是第一次经历这种时期。我们已是第二次回过来解决这个问题了——在无产阶级专政时期,历史第二次把和平建设任务提到了首要地位。  
  
  第一次是在1918年初,当时旧资本主义军队已经完全瓦解,而自己的军队我们还没有,并且一时也建立不起来,就在这种条件下,德帝国主义强盗发动了为时短暂然而来势凶猛的进攻,迫使我们签订了布列斯特和约。由于苏维埃政权实力薄弱,军事任务当时似乎已退居次要地位。我们当时似乎可以转向和平建设了。于是我在1918年4月29日,即差不多两年以前,在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作了一个报告。[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34卷第223—256页。——编者注]中央委员会通过了根据我的报告写的提纲[注:同上,第257—260页。——编者注],并印了出来。我向你们提起这一点,是因为列入这次代表大会议程的关于劳动纪律等等的一系列问题当时在提纲里就已列举出来了。当时的情况与我们现在的情况有相似之处。我肯定地说,两年前在工会运动中所发生的争论和意见分歧,也是我们今天注意的中心。说俄共第九次代表大会的决议是现时争论的结果,那是极其错误的。这样说会歪曲事情的真实过程。因此,为了正确理解问题的实质并正确解决问题,拿1918年初的情况和现在的情况对照起来考虑一下是有好处的。  
  
  当时,我们在同德帝国主义短期休战后,和平建设任务对我们来说摆到了首位。我们当时似乎可能有一个长期的和平建设时期。那时国内战争还没有爆发。克拉斯诺夫靠德国的帮助,在顿河流域还刚刚露头。在乌拉尔和北方还没有任何动乱。除布列斯特和约割去的地区以外,苏维埃共和国管辖着大片领土。从当时的情况看来,长期进行和平工作是可以指望的。在这种情况下,共产党提到日程上的首要任务,在一系列决议中,特别是在1918年4月29日的决议中着重强调的首要任务,是必须广泛进行宣传,坚决实行劳动纪律。  
  
  独裁权力和个人管理同社会主义民主制并不矛盾。现在应当重温这一点,以便理解刚刚举行过的党代表大会通过的决定以及我们所面临的总任务。这决不是对今天才提出的问题的答复,而是与当前时代的情况本身有关的。对这一点有所怀疑的人,只要比较一下两年以前的情况,就会明白目前的局势使我们的全部注意力都转向劳动纪律问题,转向劳动军问题,虽然两年以前还谈不上什么劳动军。只有把现在问题的提法和当时问题的提法比较一下,我们才能得出正确的结论,才能撇开细枝末节,抓住共同的和基本的东西。共产党和苏维埃政权的全部注意力现在都集中在和平经济建设问题上、独裁问题上和个人管理问题上。促使我们这样来解决这些问题的,不仅是我们在两年艰苦卓绝的国内战争中所取得的经验。  
  
  当我们在1918年初次提出这些问题的时候,我国还没有发生什么国内战争,也没有什么经验可谈。  
  
  可见,不只是红军的经验和胜利的国内战争的经验,而且还有某种与整个工人阶级专政任务有关的更深刻的东西,使我们现在也和两年前一样,把全部注意力都集中在劳动纪律问题上,因为劳动纪律是整个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关键,是我们理解无产阶级专政的基础。资本主义被推翻以后,我们的革命每一天都使我们彻底抛弃旧国际的代表这些彻头彻尾的小资产者所叫喊的那种观点。他们认为,在保存土地、生产资料和资本的私有制的条件下,资产阶级议会制民主机构所实行的多数决定的办法,可以作为解决问题的办法,事实上,只有激烈的阶级斗争才是解决问题的唯一办法。我们解决了夺取政权的问题以后,就着手在实践中来实现无产阶级专政,在这个过程中,我们逐步认识到无产阶级专政的意义及其真正的实际条件。我们看到,在这以后阶级斗争并没有终止,对资本家和地主的胜利并没有消灭这些阶级,他们只是被击溃了,但是并没有被彻底消灭。这只要提一下资本的国际联系就足以明白,资本的国际联系比当前工人阶级的联系要长久得多,牢固得多。  
  
  资本,就国际范围来说,不但在军事上,而且在经济上现在仍比苏维埃政权和苏维埃制度强大。应当从这一基本情况出发,而且任何时候也不要忘记这一点。反对资本的斗争形式在不断变化,有时具有公开的国际性质,有时集中在一个国家。这些形式正在不断变化。不管在军事方面、经济方面或者在社会生活的其他方面,斗争都在继续进行,阶级斗争的基本规律正为我们的革命所证实。无产阶级在推翻资产阶级的时候团结得愈紧密,它学到的东西就愈多。革命是在斗争本身的进程中发展的。就是在推翻资本家以后,斗争也并未终止。只有这个胜利在一个国家内得到巩固之后,它才会对全世界具有实际影响。十月革命初,资本家就曾把我们的革命看成是怪事,认为在边远地区什么古怪事都会发生。  
  
  要使无产阶级专政具有世界影响,必须使这个专政实际上在某一个国家中得到巩固。只有到那个时候,资本家——不只是立刻向别国资本家求援的俄国资本家,而且还有其他各国的资本家——才确信对这个问题采取什么态度是有国际影响的。只有到那个时候,资本家的反抗在国际范围内才达到倾其全力的程度。只有到那个时候,俄国才展开了国内战争,所有战胜国都跑来帮助俄国资本家和地主进行这场国内战争。  
  
  俄国的阶级斗争到1900年已经充分表现出来了,而社会主义革命是在1917年才获得胜利的。被推翻的阶级不仅在他们被推翻以后进行了反抗,而且从无产阶级和农民的相互关系中得到了进行这种反抗的新的力量源泉。凡是多少学过一点马克思主义的人,凡是认为社会主义是国际工人阶级运动的唯一科学基础的人,都知道这一点。大家都知道,马克思主义是对消灭阶级的理论论证。这是什么意思呢?要使社会主义取得胜利,只打倒资本家是不够的,还必须消灭无产阶级与农民之间的差别。农民所处的地位是这样的:一方面,他们是世世代代受地主、资本家压迫的劳动者阶级,因此他们过很久也不会忘记,只有工人才把他们从这种压迫下解放出来。关于这一点可以争论上几十年,关于这个问题的论述连篇累牍,在这个问题上形成了许多派别,但是现在我们看到,这些意见分歧在实际生活面前都失去了意义。作为劳动者的农民过多少年都不会忘记(事实也确实如此),只有工人才把他们从地主的压迫下解放出来。这一点是用不着争论的。但是,他们在商品经济条件下还是私有者。在自由市场上每出售和倒卖一次粮食,每搞一次投机,都是在恢复商品经济,也就是在恢复资本主义。我们推翻了资本家,从而解放了农民这个在旧俄无疑是占居民大多数的阶级。农民在自己的生产中仍然是私有者,他们在资产阶级被推翻之后产生过并且还在产生新的资本主义关系。这就是我国经济状况的基本特征。我们听到的不明情况的人的胡说八道,就是从这里来的。在目前的情况下,侈谈平等、自由和民主就是胡说八道。我们正在进行阶级斗争,我们的目的是消灭阶级。只要还存在着工人和农民,社会主义就还没有实现。在实际中,时时处处都在进行不可调和的斗争。应当考虑的是,握有国家政权这个有力的强制机构的无产阶级,要怎样并在什么条件下才能把作为劳动者的农民吸引过来,才能战胜作为私有者的农民的反抗,或者使这种反抗起不了作用,不致造成危害。  
  
  这方面阶级斗争在继续进行,因此无产阶级专政对我们说来具有新的意义。在这方面,它不仅仅是、甚至不完全是运用整个国家政权机构的强制手段来镇压剥削者的反抗。有人说我们用这种手段做了很多事情,这样说自然是对的,但是除此而外,我们还有另一种办法,这就是要无产阶级起一个组织者的作用,起一个受过劳动训练、技能训练和资本主义工厂的纪律训练的组织者的作用。我们应当善于在新的更完善的基础上组织经济,同时利用和重视资本主义的一切成就。否则,我们就决不能建成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这个任务比军事任务困难得多。军事任务在许多方面我们能够比较容易地完成。军事任务可以依靠昂扬的斗志和自我牺牲精神来完成。对农民来说,去反对他们的世仇——地主,比较容易做到,比较好理解。他们当时用不着懂得工人政权与战胜自由贸易的必要性之间的联系。战胜俄国的白卫分子、地主和资本家以及他们以孟什维克为代表的一切帮凶比较容易,但是要战胜自由贸易,无论在时间上或精力上我们都要付出更高的代价。  
  
  要象在军事任务方面取胜那样在经济任务方面取胜是不可能的。依靠热情和自我牺牲精神来战胜自由贸易是不可能的。这方面需要进行长期的工作,这方面需要一寸一寸地进展,这方面需要无产阶级的组织力量,只有在无产阶级实现自己的专政,使之成为全体劳动者(包括非无产阶级劳动群众在内)最大的有组织的组织力量和精神力量的情况下,才能在这方面取得胜利。既然我们曾经胜利地完成了并且还将同样胜利地完成第一个最简单的任务,即镇压公然试图搞掉苏维埃政权的剥削者,那就能够提出第二个较为复杂的任务,即组织无产阶级力量,学会做一个出色的组织者。应当按新的方式组织劳动,创造新的形式来吸引群众参加劳动,遵守劳动纪律。连资本主义完成这个任务也用了几十年的功夫。在这方面,常常会犯最严重的错误。在我们的反对者中有许多人对这个问题一窍不通。当我们说政权可以取得时,他们说我们是空想家。另一方面,他们又要求我们在几个月内完成要好几年才能完成的组织劳动的工作。这是荒谬的。在一定的政治形势下,也许不顾全世界的反对,依靠工人的热情,政权是可以保持住的。我们已经证明了这一点。但是建立公共纪律的新形式,这是几十年的事情。就连资本主义也花了好几十年的时间,才把旧的组织改造成新的组织。如果有人期待我们短期内就能改造好组织劳动的工作并向工人和农民灌输这种想法,那在理论上完全是荒谬的。  
  
  这不仅是荒谬的,而且有很大的害处,因为这会使工人弄不清楚新任务与旧任务的区别。新的任务是组织工业,首先是组织我们的力量,但是我们在组织工作方面是很差的,比一切先进国家都差。这种本领是从大机器工业中得来的。没有任何其他的物质历史基础。除千百万人按照预定计划用大机器工业设备进行生产之外,没有任何其他的基础。在这方面,无产阶级与农民的利益是不相吻合的。在这方面进入了一个困难的斗争时期,同农民斗争的时期。另一方面,我们应当向农民证明,他们或者同工人一道前进,帮助无产阶级,或者重新受地主的统治,此外别的出路是没有的。中间道路是不存在的。孟什维克鼓吹走中间道路,但它腐朽不堪,到处遭到失败,在德国也遭到失败。农民群众不能从理论上以及从对第二国际和第三国际的观察中理解这一点。千百万农民群众只能从自己的实践中,从日常生活中理解这一点。农民能够理解对高尔察克和邓尼金的胜利。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最爱用工人阶级专政来吓唬农民,现在他们还想用它来吓唬农民,但是农民却把工人阶级专政同高尔察克和邓尼金作了明显的对比。农民过去和现在事实上都不可能研究理论。但是农民群众看到,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都在说谎;农民也看到我们同投机倒把行为所作的斗争。应当承认,孟什维克向我们军队的政治部学习后,在鼓动方面也获得了一些成绩。农民所看到过的,不是上面写着无产阶级专政的旗帜,而是上面写着立宪会议、民权制度的旗帜,他们没有看见过“专政”这个词,他们不理解“专政”这个词。但是,他们从实际中领悟到,还是苏维埃政权好。  
  
  现时摆在我们面前的第二个任务,就是从精神上影响农民。我们对农民采取暴力手段是不会有多大成效的。这里要解决的是农民内部经济矛盾的问题。推翻资本家之后,工人在两年国内战争的斗争中联合起来了,他们是团结的。而农民则愈来愈分裂。农民总是记得地主和资本家的,不会把他们忘掉。另一方面,今天的农民不统一,一部分人的利益与另一部分人的利益不一致。农民是不团结的。要知道,并不是每一个农民都有余粮。这方面没有什么平等。这是废话。为了分裂农民并把非富农分子吸引到我们这方面来,需要很多时间。这将是一个长期的斗争,在这个斗争中,我们将利用我们的一切力量,我们的一切手段。但是要取得胜利,不能单凭强力,还应当利用精神手段。这就产生了关于独裁权力和个人管理的种种问题,在许多人看来(至少可以肯定,在某些人看来),这些问题只是我们昨天的争论造成的。但这是错误的。拿1918年来比较一下吧。那时什么争论也没有。  
  
  对德和约刚一缔结,我们就碰到了一个问题:政权以什么为基础。我们共产党人回答说:应当说明,苏维埃政权的民主制与专政并不矛盾。这一点旧国际的许多领袖是不喜欢的。考茨基也骂过我。  
  
  农民一半是劳动者,一半是私有者。为了把他们吸引到我们这方面来,就需要统一的意志,就需要大家在每一个实际问题上行动一致。统一的意志不能是一句空话和一个象征。我们需要的是实际上的统一的意志。在战场上,意志的统一表现在:如果有谁把自己的个人利益、本村本集团的利益置于整体利益之上,那谁就会被斥为自私自利分子,就要被枪毙。这种做法是正确的,因为工人阶级从道义上认识到它要取得胜利就必须这样做。关于这种枪毙我们曾公开说明过,我们说,我们并不隐瞒使用暴力,因为我们意识到,不对无产阶级中的落后部分实行强制,我们就不能摆脱旧社会。意志的统一就表现在这方面。这种意志的统一实际上体现在对每一个逃兵的惩罚上,体现在每一次战斗和进军时共产党员都奋勇当先、以身作则上。现在的任务就是要把这种意志的统一试用于工业和农业。我们有广阔的国土和无数的工厂。在这里,你们会明白,我们只靠暴力是不能实现这一点的。在这里,你们会明白,摆在我们面前的是多么巨大的任务,你们会明白,这种意志的统一意味着什么。这不仅仅是一个口号。应当考虑和思索这一点。这个口号要求我们进行长期的日常工作。拿1918年来说吧,当时并没有这些争论,当时我已经指出必须实行个人管理,指出必须从贯彻苏维埃的思想这一观点出发承认个人的独裁权力。所有关于权利平等的言论都是胡说八道。我们不是站在权利平等的立场上进行阶级斗争的。只有这样,无产阶级才能胜利。无产阶级能够取得胜利,是因为这里有几十万个严守纪律、意志统一的人。无产阶级能够战胜农民的经济分散性,因为农民没有那种能使无产阶级在城市和工厂里团结起来的共同基础。农民在经济上是分散的。他们一方面是私有者,另一方面是劳动者。私有制把他们拖向资本主义:“我卖得愈贵愈好。”“如果发生饥荒,我卖得还要贵。”劳动者农民知道,他们受过地主的压迫,是工人把他们从这种压迫中解放出来的。由于农民所处的经济地位,在这里进行着两个灵魂的斗争。应当把这两个灵魂区分开来。只有当我们执行坚定不移的路线时,我们才会胜利。一切劳动者在我们看来都永远是劳动者。而对私有者农民,我们必须同他们斗争。他们除彼此争吵外,还愚昧无知。“国际联盟”的先生们,谢天谢地,并不愚昧无知,他们大概比我们的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学识多一些,但是,他们在那里做些什么呢?日本对“国际联盟”大加赞颂,同时却在暗中算计美国,如此等等。  
  
  他们都在争斗,而我们是团结的,所以各国工人都在转向我们这方面。我们把那些身为国际政治领导者的文明先生,那些大炮和军舰比我们多百倍的经验丰富的富人都打败了,如果有人认为我们解决不了农民问题,那就很可笑了。在这方面,纪律、忠诚以及意志的统一一定会取得胜利。几万和几十万人的意志可以由一个人体现出来。这种合成的意志是通过苏维埃产生出来的。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象我们这样召开过这么多的工农代表大会。我们正是用这种方法来提高觉悟的。苏维埃宪法所给予的东西,是任何一个国家在200年内都不曾给过的。(鼓掌)单拿代表大会的次数来说吧,在实行民主制度以来的100年中,任何一个国家都没有召开过这么多的代表大会,而我们正是用这种方法来制定共同的决议和锤炼共同的意志的。  
  
  我们的苏维埃宪法和我们的苏维埃政权就是建立在这种极其广泛的基础之上的。因此苏维堆政权的决定具有世界上空前的权威力量即工农的力量。但是,这对我们说来还是不够的。我们是唯物主义者,靠权威力量是吃不饱肚子的。不,一定要努力加以贯彻。我们看到,在这里占上风的是旧的资产阶级自发势力,它比我们更有力量,这是我们必须公开承认的。独自经营和加强自由贸易这些旧的小资产阶级习惯比我们更有力量。  
  
  工会是从资本主义中产生的,它是新阶级借以发展的手段。阶级这个概念是在斗争和发展中形成的。一个阶级同另一个阶级之间并没有隔着一道城墙。工人和农民之间没有隔着一道万里长城。人们是怎样学习联合的呢?开始是通过行会,而后是按照职业。一旦无产阶级形成为阶级,它就变得非常强大,足以把整个国家机器都掌握到自己手里,向全世界宣战并赢得了胜利。于是行会和职业工会都成为落后的东西了。过去,在资本主义时代,无产者也曾按行会和职业联合起来。这在当时是进步的现象。否则无产阶级就不能联合起来。说无产阶级能够一下子就联合成为一个阶级,那是谬论。这样的联合要有几十年的工夫才能实现。对于这种宗派主义的近视观点,谁也没有象马克思那样坚决斗争过。阶级是在资本主义的环境中发展起来的,当革命的适当时机到来时,这个阶级就把国家政权掌握到自己手里。那时一切行会和职业工会就都过时了,它们起着落后的作用,它们在促退,这并不是因为那里有什么坏人,而是坏人和共产主义的敌人在那里找到了进行宣传的地盘。我们被正在恢复自由贸易和资本主义的小资产阶级包围着。卡尔·马克思同旧的空想社会主义作斗争最多,他要求用科学的观点来说明:阶级是在阶级斗争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必须帮助这个阶级成长。马克思还同犯错误的工人阶级领袖们进行了斗争。1872年,联合会委员会曾通过决议谴责马克思,因为他说,英国的领袖们被资产阶级收买了。[156]当然,马克思的意思并不是说,那些人是叛徒。这是瞎说。他说的是有一部分工人同资产阶级结成了联盟。资产阶级直接或间接支持这一部分工人。资产阶级的收买就表现在这一点上。  
  
  派代表参加议会,——在这方面英国资产阶级创造了奇迹,走在别人的前面。马克思和恩格斯从1852年到1892年的40年间,不断地揭露资产阶级。但是要知道,一切国家的资产阶级都是在这样做的。在世界任何地方,工会由奴隶的角色变成建设者的角色,这是一个转变。我们已存在两年,出现了什么情况呢?现在,这就意味着工人阶级挨饿挨得更厉害。在1918年和1919年,全国产业工人每人一年只得到7普特粮食,而产粮省的农民每人却得到17普特。在沙皇时代,农民顶多能得到16普特粮食,可是在我们的政权下他们却得到17普特。这有统计材料为证。无产阶级挨了两年饿,这种挨饿说明工人不仅能够牺牲自己的行会利益,而且能够牺牲自己的生命。在这两年当中,无产阶级忍饥挨饿,是因为它得到一切劳动者的精神上的支持,因此它为了工农政权的胜利而作出了这些自我牺牲。诚然,工人仍然是按职业分的,在这些职业中,有许多是资本家所需要而我们不需要的。我们知道,这些职业的工人比其他工人更挨饿。也不能不是这样。资本主义被摧毁了,但是社会主义还没有建成,还需要建设很长的一段时间。在这里,我们碰到很多误会,这些误会不是偶然的,而是工会所起历史作用的结果,因为在资本主义下它是行会联合的工具,而在工人掌握了国家政权之后则是工人的阶级联合的工具。这些工人不惜任何牺牲,建立了纪律,这种纪律迫使人们议论和模糊地感到:阶级利益高于行会利益。我们把那些不能作出这种牺牲的工人看作自私自利的人,把他们从无产阶级大家庭中赶出去。  
  
  这就是党代表大会对劳动纪律和个人管理这个基本问题的总的提法。这就是党代表大会的决定的实质,这些决定你们都知道,并将由专门的报告人作更详尽的说明。它的基本思想是:工人阶级成长壮大起来了;它掌握了政权并且正和整个资产阶级世界进行斗争,而斗争是愈来愈困难了。在战场上进行斗争比较容易。现在需要进行组织工作和思想教育工作。现在俄国无产阶级的人数还不怎么多。它的队伍在战争时期变得更小了。我们的胜利使我们管理国家的工作更困难了。不论是工会工作者或是工人群众都必须懂得这一点。当我们谈到独裁时,这并不是集中主义者的心血来潮。我们收复了不少地区,大大地扩展了苏维埃俄国的领土。我们在西伯利亚、顿河流域和库班都获得了胜利。那里的无产阶级所占的百分比极小,比我们这里少。我们的责任就是直接到工人中间去向他们公开说明工作的复杂情况。必须加强纪律,加强个人管理和加强独裁。没有这些,就休想取得更大的胜利。我们有300万有组织的大军。60万共产党员应该是这支大军的先锋队。  
  
  但是应当明白,除60万共产党员和300万工会会员之外,我们没有其他能夺取胜利的大军。农民和富农地区的收复,要求无产阶级作出更进一步的努力。我们面对的是无产阶级群众和非无产阶级群众之间、他们的社会集团利益和阶级利益之间的新的相互关系。在这方面,只靠暴力是什么也做不成的。特别需要组织和道义上的权威。我们在党代表大会上得出的、我认为我有义务坚持的一个绝对信念就是由此而来的。我们的基本口号是:更多更快地实行个人管理,加强劳动纪律,振奋精神,象作战那样坚决、果断、奋不顾身地进行工作,抛开小集团和行会的利益,牺牲一切个人的利益!不这样我们就不能胜利。如果我们能够贯彻党的这个决定,能够通过300万工人,再通过几千万农民——他们会感到为社会主义胜利而牺牲个人的那些人们在道义上的权威和力量——万众一心地贯彻这个决定,那我们就是绝对完全不可战胜的。(热烈鼓掌)  
  
  载于1921年《全俄工会第三次代表大会。速记记录》一书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40卷第299—313页

  【注释】

  [155]这是列宁代表人民委员会在全俄工会第三次代表大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发表的讲话。
  
  全俄工会第三次代表大会于1920年4月6—13日在莫斯科工会大厦举行。出席大会的代表约1600人,其中有布尔什维克及其同情者1180人,孟什维克57人,其他政党的代表69人。代表大会以刚刚闭幕的俄共(布)第九次代表大会提出的经济建设纲领为其全部工作的基础。代表大会的议程是:全俄工会中央理事会的工作报告;劳动人民委员部的工作报告;工会的任务;组织问题;工资政策;工人的物质生活资料的供应;工会和国民经济;国际工会运动;文化教育工作。代表大会在列宁讲话以后通过决议,号召苏维埃俄国的工人和全体劳动人民积极同经济破坏作斗争,立即在所有工会组织中实行严格的劳动纪律,在共产党的领导下通过工会积极吸引工人群众参加共产主义建设。代表大会坚决驳斥了孟什维克党团代表所作的主张工会独立、把工会与共产党对立起来的发言。——[328]。  
  
  [156]这里指马克思在海牙代表大会上谴责英国工联首领的发言(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8卷第724页)。1872年9月12日,第一国际不列颠联合会委员会主席约·黑尔斯在改良主义多数派的支持下,对马克思的这个发言提出了指责。——[3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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