访中国社科院文化研究中心贾旭东研究员

记者：文化软实力成为重要的政策议题和学术热点，始于党的十七大报告明确提出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以及对软实力的价值给予的充分肯定。为何要在其文化建设部分提出国家文化软实力战略？

贾旭东：文化是发展的手段，更是发展的目的。党的十七大报告之所以在文化建设部分提出国家文化软实力战略，正是为了表明我们对文化工具性价值高度重视的根本目的，是旨在实现它的目的性价值。要激发全民族的文化创造活力，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必须深刻分析软实力的内在矛盾，明确中国文化软实力的基本理念，把握中国文化软实力的构成要素，探索国家文化软实力的战略路径。

记者：作为国家综合实力的两大组成部分之一，而且是具有战略意义的一部分，软实力注定要受到世人关注。在硬实力影响逐渐式微，文化与价值观的影响力日渐凸显的时代背景下，软实力的确具有空前的重要性。

贾旭东：最先提出软实力这一概念的是美国哈佛大学教授约瑟夫·奈。他提出了软实力的两种定义方法：一是从行为角度定义，指通过吸引而非强迫或收买的手段达到自己意愿的能力；二是从资源角度定义，指所拥有的可影响结果的能力和资源。其中，资源定义面临一个基本问题，就是权力转化问题，即如何将以资源来衡量的潜在权力转化为可以改变他者行为的权力。因此，拥有资源和将资源转化为权力的技能，就显得至关重要。软实力与硬实力，其根本不同在于实现方式的差异。硬实力的实现方式是“强迫”和“收买”（即大棒加胡萝卜），软实力的实现方式则是“吸引”。在加拿大学者马修·弗雷泽看来，两者实现方式的不同是由于其基础不同，前者建立在事实基础上，后者建立在价值观基础上。

记者：但是，在我看来，软实力与硬实力的差异，只是实现方式上的差异，而非本质上的差异。从功能的角度看，软实力和硬实力都是通过控制他者的行为来实现自己的目的。

贾旭东：软实力和硬实力，本质上的确具有一致性。但是，软实力的提出具有毋庸置疑的历史进步意义。强迫（大棒）---收买（胡萝卜）---价值观吸引，反映了人类自我利益实现方式社会化的文明进程，开启了通往世界和平的希望之路。当然，软实力与硬实力相同的利己性现实主义本质，也埋下了冲突的种子。通过价值观的吸引使他者自愿改变其行为而实现自我的目的，是软实力的基本特征和本质属性。尽管软实力对他者的控制靠的是吸引和自愿，但是没有任何国家喜欢被控制，即便是被软实力控制。控制与被控制的矛盾，是软实力的内在矛盾。如何解决这一软实力问题，是软实力理论面临的根本挑战。

记者：有没有比较典型的例证，来证明这个作为内在矛盾和理论挑战的软实力问题的确是现实世界的真实存在？

贾旭东：美国即是如此。美国是世界上软实力最为强大的国家。美国流行文化渗透到世界各个角落，星巴克咖啡店此前甚至曾开进故宫，这多少是可以作为佐证的。然而，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世界性的反美浪潮此起彼伏。它不仅出现在伊斯兰世界，也出现在欧洲以及一切美国软实力发生作用的地方。

记者：如此说来，软实力越强大，引起的反抗也越大？

贾旭东：软实力并非总是和平的，控制与反控制可能演变为冲突。软实力激发的不仅仅是敬畏和羡慕，还有愤恨和敌意，这恰恰是软实力理论的致命缺陷，而它的根源来自冷战思维的软实力观。在这种软实力观下，软实力不过是硬实力零和博弈逻辑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继续和发展。国际上散布的中国软实力威胁论的各种论调，就是这种软实力观的产物。如果不从根本上摒弃这种软实力观，仍然沿着它的逻辑走下去，一场人类软实力竞赛即将上演，世界的和平将面临新的威胁。克服软实力的内在矛盾，寻求软实力问题的破解之道，是世界和平的客观要求和世界各国面临的共同课题。

中国表明自身软实力观

记者：硬实力的发展可以推动软实力的提升，中国经济的持续高速发展，势必将提升中国软实力。而国际上的一些媒体和舆论甚至已经制造出“中国威胁论”的新版本---“中国软实力威胁论”。软实力的内在矛盾和如此国际背景下，提出国家文化软实力战略会不会对我国的发展产生负面影响？

贾旭东：我认为不会。持传统软实力观的学者和媒体，以冷战思维审视中国软实力的提升，认为美国软实力的下降是因为中国软实力的崛起，这就是所谓的“中国软实力威胁论”。近来，西方一些主流媒体和政府官员借奥运火炬传递，肆意歪曲事实，妖魔化中国，其目的也是为我国发展设置障碍、制造麻烦。遏制中国发展是一些西方国家的均势政策目标。国际上已经或可能存在的不利于我国发展的负面因素和影响，与我国是否提出文化软实力战略无关。相反，表明我国的文化软实力观，并使之有效传播，反而可能有助于我国软实力的提高，有助于消除或减小我国发展的国际阻力。

记者：我们所要表明的我国的文化软实力观，与以往的传统软实力观，到底有何不同？

贾旭东：一是竞争理念不同。软实力竞争是不可避免的，问题是这种竞争并非传统软实力观主张的零和博弈，而是非零和博弈。二是价值理念不同。软实力当然要服务于国家利益，问题是国家利益并非传统软实力观主张的本国的现实利益。事实上，为世界文化发展和人类和平作出贡献也是一种长远和根本的国家利益。三是目的理念不同。通过吸引、赢得他者认同是软实力的基本属性，问题是赢得他者认同并非传统软实力观主张的控制他者、领导世界，而是通过共享价值观的逐步确立创建一个和而不同的和谐世界。

记者：我国的文化软实力观的基本理念，即在竞争中实现共赢，在获得中作出贡献，在互相认同中共创和谐世界。

贾旭东：是的。遵循这样的基本理念，我国的文化软实力观就从根本上抛弃了传统软实力观的冷战思维，为破解软实力问题找到了正确的方向，也为完善软实力理论提供了有益的启发。摒弃竞争思维、倡导贡献理念、共创和谐世界，是我国文化软实力观的基本特征。共赢、贡献与和谐，是我国文化软实力观的核心价值取向。这三个基本理念，得到国际社会认同的可能性是很大的，因为在一个相互依赖日趋增强的地球村中，共赢、贡献与和谐将成为维系共同生存、发展与繁荣的基础。

提高软实力要动真格的

记者：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文化软实力的概念首先应该理解和明确。

贾旭东：我们首先要“跳出文化”，从国家战略的高度来理解文化软实力。文化软实力的基础是价值观，并且是具有普世意义的、能够为他者共享的价值观。共赢、贡献与和谐，就是具有鲜明中国文化特色的、能够为他者共享的、普世性的价值观。由于价值观广泛渗透于经济、政治、文化、外交、军事和社会生活的其他各个领域，因此文化软实力必然要通过这些领域来表现。

记者：人们似乎总是更多地关注着如何将软实力资源转化为软实力的技能，比如，将我国优秀的文化资源转化为软实力。您的意思是，文化软实力的构成较之前者更值得关注？

贾旭东：文化软实力就是价值观的吸引力。一切能体现价值观的要素都是我国文化软实力的构成要素。在当前国际国内环境条件下，我国文化软实力共赢、贡献与和谐的核心价值取向，有助于解决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有助于解决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面临的瓶颈问题，而硬实力友好度、内外关系融洽度、文化发展匹配度、社会生活和谐度等，是今后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衡量我国文化软实力的基本指标。

记者：您此前一直呼吁提高软实力要动真格的，并系统地提出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的三个实施战略：一是国内实践战略，二是国际合作战略，三是交流对话战略。这三个战略能够实现您提到的四个文化软实力基本指标的提高吗？

贾旭东：软实力要发挥功能有两个条件，一是能得到认同，二是能转化为行动。所以，提高软实力首先要提高价值观的可认同性，在此基础上提高可转化性。提高可认同性和可转化性需要提高三个能力，一是表达能力，要能够全面、准确、清晰地表达自己的价值观；二是传播能力，要善于运用各种媒介、各种主体和各种机会广泛传播自己的价值观；三是示范能力，要将自己主张的价值观全面付诸实践，切实做到身体力行。我所说的要动真格的，就是不能光说给人家听，更要做给人家看，也就是要提高示范能力。你所提到的“三个战略”，我以硬实力的友好度为例来解释一下。友好度包括两层含义：一是发展或获得硬实力的过程中，对所涉及的他者利益的贡献程度；二是运用硬实力时实现公平和正义的程度。当前，我国经济发展过程中最为突出的矛盾，是环境问题和与贸易伙伴间的利益平衡问题。落实科学发展观，降低能耗和对不可再生资源的依赖性，加快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努力实现贸易平衡；在能源和环境等全球问题上加强国际合作；在全球贸易和区域发展问题上加强国际交流与对话等，目的都是为了在我国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实现与环境、贸易伙伴的共赢，对世界经济发展作出贡献，营造和谐的经济发展环境。实现硬实力友好度的国内实践、国际合作与交流对话，看起来是一个经济领域的问题，但是，因为实践中始终秉承并落实和实现共赢、贡献与和谐的价值取向，因此这也同时是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的战略。

记者：看来，我国的文化软实力的提高，就是要靠共赢、贡献与和谐这三大理念和国内实践、国际合作、交流对话这三大战略。

贾旭东：是的。如果到2020年，我国硬实力的友好度、内外关系的融洽度、文化发展的匹配度和社会生活的和谐度都达到相当高的水平，一个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中国屹立于东方，我国的文化软实力就一定会得到显著提高。国内实践、国际合作、交流对话，是共赢、贡献与和谐价值取向的三个主要领域，应该成为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的三大战略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