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国经济的刘易斯转折

一、中国的“大国经济”特征

在研究中国时，认识国情是很重要的，如何描述国情也是重要的。过去我们一直讲中国人口多、负担重、底子薄、剩余劳动力多，但这些都会发生变化，唯一不变的是：中国是一个大国，即使再过十几年，印度人口可能超过中国，中国大国的特征依然不会发生改变。

（一）“大国经济”的特征及其在中国的表现

规模是定义大国（小国）的一个重要指标，但笔者认为定义大国与小国时不能只强调规模，还要看资源禀赋结构从而产业结构的同质性。小国经济的核心特征正是在于其资源禀赋结构从而产业结构具有同质性，即不同地区之间具有相同的发展水平、相同的资源禀赋条件和类似的产业结构。而大国的核心经济特征之一，却在于地区之间因资源禀赋、产业结构从而最终发展水平不同而具有异质性①。按此标准，中国是最典型的大国经济，因为中国在较长时间里没能形成全国统一的要素市场，地区之间的资源禀赋、要素相对稀缺程度从而相对价格以及发展水平等存在巨大差异。突出表现在：一是中国地区之间及城乡之间的居民收入差距巨大；二是地区之间特别是城乡之间的生产要素流动存在障碍，从而地区之间的要素回报率存在差异；三是各地区之间及省际之间的发展水平存在差异，这方面的差异是上述差异的结果；四是在发达地区要素禀赋结构从而比较优势发生变化的情况下，相对落后地区的变化却并不显著甚至尚未发生。也就是说，一部分地区已经出现劳动力短缺，农民工工资大幅上涨。与此同时，另一部分地区却存在大量剩余劳动力，这是大国经济发展必然的阶段性结果。

需要说明的是，地区之间的异质性是区分“大国”和“小国”的关键因素，并不是说规模不重要，而是强调要把规模和地区之间的异质性或差异性结合起来说明大国经济的特征，特别是分析中国的大国经济特征。因为对中国来说，这种差异性不仅体现在国内各地区之间，也体现在中国与其他国家之间，且地区之间的差异性比我国与其他国家之间的差异性还大。

（二）中国的“大国经济”与“雁阵模型”

区域差异产生空间，而空间可以提供机会，此即所谓“后发优势”。中国最近30年的快速发展在很大程度上便是源于“后发优势”。差异的存在使“后发优势”具有梯次性，如有来自国际差距的“后发优势”和来自区域差距的“后发优势”。从经济发展史来看，美国赶超英国、欧洲时的增长率大概是3%，日本为5%～6%，亚洲四小龙为7%～8%，有时甚至接近10%。中国以平均10%的增长率持续增长30年，其中，“后起之秀”内蒙古更高达20%。速度来自“后发优势”，发展得越晚发展速度越快。因为与其他国家和地区存在距离，而距离意味着技术、制度、管理等各方面的差距，因此可以借鉴、购买已有的先进技术，消化、吸收制度方面的经验教训，而且可以引入外资，不需要自己积累，所有这些后发优势都能为中国的发展所利用。

“后发优势”中一个很重要的理论是产业转移。中国与亚洲四小龙和日本存在差距，一方面从这些国家和地区引进了技术、资金、管理和制度，另一方面从这些国家和地区转移了大量的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中国国内区域间可能产生的“后发优势”创造了一个机会，这也就是发展经济学中的“雁阵模型”。国家或地区之间在发展阶段、资源禀赋以及历史遗产等方面的巨大差异，被认为是导致产业发展飞雁式相互继起关系的关键。也就是说，正是差异导致了“雁阵模型”的出现。“雁阵模型”最早由日本经济学家赤松为解释日本如何赶超发达国家而提出，而美国经济学家Vernon指出，雁阵式产业转移与产品生命周期相关的特征相联系，从而丰富了“雁阵模型”。中国是大国，差异性是大国的特征，笔者认为中国的发展也会出现“雁阵模型”。以往讲雁阵模型时，都是指独立经济体之间的产业转移，如沿着“日本—亚洲四小龙—东盟国家—中国沿海”的路径。按照这个逻辑，中国的劳动力已经出现短缺，农民工工资上涨，成本提高，劳动密集型产品的竞争力下降，那么下一个具有劳动密集型产品竞争优势的国家应该是印度、越南等国家。而美国咨询公司得出的报告也认为，中国已经没有竞争优势，已经被印度、越南替代[1]。但是他们没有考虑中国大国经济的特征，因为基于东部与中西部的较大差距，中国完全可以独立完成若干周期的雁阵式产业转移，31个省市自治区在某种意义上相当于31个“国家”，可以不断进行产业转移。这种特征切断了“雁阵模型”在各个国家之间的转移路径，使得“雁阵模型”的中国国内版本在理论上得以成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