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国经济的刘易斯转折（3）

对东中西部的资本劳动比进行分析表明，中西部的这种赶超是背离比较优势的赶超。它会导致如下结果：一是按照资本密集程度及其重化工业化的趋势，中西部地区不能创造更多的就业，因而不是一个分享型的经济。如内蒙古鄂尔多斯地区的人均GDP已经超过15 000美元，是全国平均水平的4倍，但其城乡居民收入水平仅是全国平均水平的1倍多。这说明该地区的经济分享度不高，而这与该地区重化工业化和资本密集型产业的发展密切相关。二是这种赶超可能造成更多的污染，使得中国发展低碳经济遇到更多挑战。在分析污染问题时也可以采用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即随着经济的发展，污染水平会逐渐上升，在达到一个顶点之后又出现下降。图6分别画出了中国东、西部地区的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左侧反映东部沿海地区的趋势，即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污染水平不断上升，然后逐渐变得平缓，进而出现下降趋势；右侧反映中西部地区的趋势，可以看出到目前为止，该曲线还没有出现任何转折的迹象。

从世界范围来看，意大利的北部和南部长期存在较大差异，被经济增长学家称为“梅佐乔诺现象”（南部意大利被称为“Mezzogiorno”，经济增长学家因此将北部与南部长期不能趋同的发展称为“梅佐乔诺现象”）。德国统一之后，东部德国与西部德国之间也存在较大差异。由于这两个国家的国内地区差异、政府采取的措施及实施的结果均有相似之处，有经济学家提出意、德两国有“两个梅佐乔诺”(Sinn et al., 2001)[5]。具体来说，它们有如下共同点：一是持续存在的地区差距没有趋同趋势。如南方意大利是农业经济占主导，是二元经济结构；东部德国原来是计划经济，存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问题。二是意大利和德国都是发达国家，政府以大量转移支付实施了倾斜式的投资政策和其他补贴政策。三是两个梅佐乔诺都不尽如人意，都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人均收入水平没有出现趋同，产业结构仍不符合比较优势，就业增长缓慢，劳动参与率低，甚至支出大于所得。

中国的中西部地区是二元经济结构，也面临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问题。那么中国是否会成为第三个“梅佐乔诺”？中国与意大利和德国是否可以进行比较？笔者以为，中国的中西部地区的起点确实与意、德两个国家的梅佐乔诺有一些共同点，并且也实施了一些相似的政策。如我国的中西部大开发战略中，也有很大一部分政府的财政补贴是用于发展资本密集型的产业。这些政策的用心是良好的，但没能达到缩小中西部与东部收入差距的目标，即没能导致中西部发展与东部趋同的结果。因此，向中西部和东北等老工业基地倾斜的区域发展战略，应当从现行的政府投资干预型实施模式，转变到依靠市场机制引导和利用比较优势的轨道上来。

四、城市化：中国新经济的增长点

城市化与经济增长密切相关。一般来说，经济高涨时城市化水平提高，经济衰退时城市化水平下降。

（一）中国城市化的历史轨迹

历史地看，1700年中国和欧洲人均GNP水平几乎相同，1820年出现差距但差距不大，且1820年中国的GNP大概占世界GNP的1/3，此后，我国的GNP水平一直没有提高，而欧洲的人均GNP却出现大幅增长。从城市化水平来看，我国在宋代的城市化水平远高于欧洲，到明朝后期基本接近，但自此之后我国的城市化水平反而下降，而欧洲的城市化水平与人均GNP不断提高（见图7左图），作为一个大国，我国在经济衰落的同时，城市化也在衰落。

（二）中国城市化的现状与问题

当代中国的城市化发展迅速，但从城市化对经济发展的影响来看，仍存在诸多问题。突出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中国的城市化滞后于工业化。改革开放之后，中国的城市化发展很快，每年大概增长1个百分点。但与高速发展的工业化相比，城市化的增长显得微不足道。图8清晰地表明，我国的城市化滞后于工业化的发展。

二是我国城市化在很大程度上是统计意义上的城市化。一般意义上的城市化意味着城市人口增加，我国目前大概是46%的城市化率，也就是有46%的人口居住在城市（在城市居住6个月以上的常住人口）[7]，但我们很多“在城市居住6个月以上的常住人口”依然是农业户口。相比2000年，2005年中国的城市化水平提高了，但图9表明，具有城市非农户口的人的比重上升微不足道，城市化水平的提高主要是由于居住在城市但依然是农业户口的人数的增加②。因此我国的城市化是依靠定义堆积出来的，即很大程度上是一种统计意义上的城市化，笔者把它称作“非典型化的城市化”。

三是中国的这种“非典型城市化”统计扭曲了农村人口结构。因为外出打工的农村劳动力年龄基本在10多岁到30多岁之间，留在农村的则是他们的孩子、妻子、父母，也就是说留在农村的是依赖型人口。农村人口在为城市作出贡献，城市人口结构得到改善的同时，农村的人口结构却越来越扭曲，越来越不具有生产性。

四是中国的城市化妨碍了劳动力市场功能，延误了劳动力的供求调节。受金融危机的影响，我国的“民工荒”和“返乡潮”交替出现。第一次报道称有2000万农民工提前返乡，之后是7000万返乡，然后是7000万返乡的农民工大部分已经返回城市，而且失业率不会超过3%，最近又是全国大范围出现民工荒，甚至存在大量失业的东莞也出现了民工荒。通过“周期性失业+劳动力市场的分割”的框架对这些现象进行解释，周期性失业是说失业与经济增长周期相关，出现经济危机使失业增加，另一方面是我国存在特殊的劳动力市场分割，由于户籍制度没有改革，我国的城市化是不稳定的。加之对劳动力的需求集中在沿海地区，劳动力供给的很大一部分来自中西部农村，地理因素足以使劳动力供给与需求产生分割，使这部分劳动力对劳动力市场的变化不敏感。结果当出现大规模失业时，有一大部分人要流走，而当对劳动力的需求突然增加时（如圣诞节订货增加），这部分人并不能及时返回，造成劳动力市场功能紊乱。有人认为不应该搞户籍制度改革，因为农民工如果没有老家的土地，那么当他面临这种金融危机时，就只能留在当地成为失业人口，或者是到处流动，不利于社会稳定。然而这种现象本身就是劳动力市场割裂造成的。城市化慢于工业化的另一个弊端是产业结构单一。例如东莞工业聚集的结果是形成城市，但它并没有考虑把这部分农民工变为市民，不是按照城市来进行建设和管理，而依然是按照工业园区的方式进行管理。由于没有公共服务，没有多样式的产业结构，因此所谓的城市并不具备城市应有的功能，尤其是没有化解风险的功能。

（三）中国城市化的新理念和新思路

笔者认为，中国新的城市化理念应该包括以下几个方面：一是人口的城市化比土地的城市化更重要；二是新增人口作为市民的意义比作为劳动者的意义更突出；三是对于全体城市实际居民而言，均等地获得公共服务比获得居住权更加重要。例如一个农民工如果可以获得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其孩子可以接受义务教育等公共服务，那么对他来讲是否具有城市户口并不重要。

未来中国经济的增长会由依靠物质和劳动力的投入向依靠生产率的提高转变；产业的发展由过度依赖第二产业向第二、三次产业协调发展转变；推动经济增长的需求因素会由出口和投资拉动向国内消费拉动转变。融入以上理念的城市化有利于这种发展方式转变。

与此同时，融入以上理念的城市化更有利于提高农民收入，从而创造新的需求。老百姓并非天生喜欢储蓄，消费信心来自于工资性就业、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如图11所示，收入状态决定储蓄状态。如果期望提高消费，不可能通过减少储蓄来实现，而是要通过提高收入来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