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环境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影响及其现状

国际环境（有时亦称国际形势、世界形势、世界情势等），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密切关系，是制约与决定性的。这就是说，在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的时候，不能只考虑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国内具体实际的相结合，还必须考虑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当时所处世界的具体实际的相结合。谁也无法否认，仅就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这件事本身而言，就离不开当时中国所处的国际环境。俄国1917年十月革命的发生；是“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在冷战和冷战后，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这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形成过程，除了与中国的具体实际相联系以外，也离不开各自所处的错综复杂的国际环境。

一、什么是完全意义上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在我国，一般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马克思主义同中国的实际相结合的过程。这种结合，既是运用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国的国情的过程，同时也是在研究中国国情的基础上形成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的过程。

很显然，这种在中国传播比较普遍的认识，其表述本身并没有错误；但仔细研究一下，我们就会发现，这种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概念的认识和表述，还不够全面；它忽视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国际环境这一制约性因素，它只考虑到了中国国情的具体实际，即只考虑到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国内实际相结合的过程，而忽视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马克思主义同中国所处的国际环境，即与世情的结合。因为：中国是世界的中国，即中国离不开世界，世界也离不开中国，中国是国际社会大家庭中的一个重要成员。事实告诉我们，无论过去还是现在，甚至将来；也无论是革命，还是建设，对中国来说都离不开世界；事实还告诉我们，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是在一定的国际环境中进行的，而且受其制约性影响很大。对此，毛主席他老人家在世时曾有过明确的论述：“我们必须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具体实际、并且同今后世界革命的具体实际，尽可能好一些地结合起来，从实践中一步一步地认识斗争的客观规律。”[1]很显然，毛主席在这里讲的是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和世界革命的两个“具体实际”，就是指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和世界两个“具体实际”相结合，而不是仅指与中国国内一个“具体实际”相结合。

迄今为止，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中，已经形成许多辉煌的理论成果。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科学发展观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而且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中国共产党中央还在继续丰富与发展这一理论成果。从时空观上看，只要共产主义还没有在全世界范围内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就不会结束。

基于上述我们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认识和理解，对什么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问题，我们可以作出这样几点重要结论：

1、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前提条件是：必须相信马克思主义，相信马克思主义是真理。

2、不仅要相信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的正确性，而且在中国革命或建设中还要具体实践马克思主义。

3、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马克思主义同中国与世界的两个“具体实际”相结合的过程。这种结合的过程，既是运用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国的国情的过程，同时也是运用马克思主义研究世情的过程，更是在研究中国国情与世情的基础上形成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的过程。在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和世界的两个“具体实际”的结合上，毛泽东和邓小平同志给我们作出了光辉的典范。

4、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都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理论成果；科学发展观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而且还在继续丰富与发展中的理论成果；不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成果还是最新成果，都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即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

二、国际环境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密切关系

国际环境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具有密切关系，是指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在与中国的国情相结合的同时，也必须同世情相结合，这一“同世情相结合”的全过程，就是本文所说的“国际环境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密切关系”。毛主席生前曾经讲过，马列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的同时，也必须与世界的“具体实际”相结合。本文所说的“国际环境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密切关系”，同毛主席讲过的也必须与世界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全过程中实际上是指一个意思。在中国革命与建设的丰富多彩的实践中，以及在形成理论的升华过程中，中国与世界的两个“具体实际”与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的密切关系，不仅是密不可分，而且是具有制约性和决定性。

1945年5月14日刘少奇同志首次提出“毛泽东思想”这一概念后[2]，在毛主席领导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国情和世情相结合的过程中，不断丰富和发展了毛泽东思想及其科学理论内涵。也就是说，在毛泽东思想的形成与发展的全过程中，中国国情和世情，一直直接影响和制约着中国革命和建设步伐的每一进程；有时，世情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如毛泽东思想）某一理论成果的形成，甚至发挥着制约和决定性的作用。

如：我们从作为毛泽东思想重要组成部分的统一战线理论的形成与发展中，就可以清楚地看出国情、世情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密切关系是具有何等的制约性和决定性。

当中国革命由土地革命战争向抗日战争转变时，由于国际环境的急剧变化，中华民族与日本帝国主义的矛盾急骤上升为当时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时，中华民族处在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也正是在这时，国际环境的骤变促使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作出英明决策，团结全中国各党派、各阶层人士，其中包括把土地革命时期曾作为主要敌人的地主阶级、民族资产阶级中爱国反日或具有爱国反日倾向的人士，也作为爱国抗日统一战线中的一种积极力量加以团结和利用，从而扩大全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力量，减少日本帝国主义的同盟军，彻底打败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毛主席当时之所以把地主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中的一部分人士团结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来，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中国当时所处国际环境的变化---日本帝国主义及其侵略---成了关乎中华民族生死存亡而又必须要彻底解决的主要矛盾和矛盾主要方面。

在抗日战争取得伟大胜利后，当中国人民进行解放战争时，国际环境又一次发生深刻变化：国际上有两面大旗高举着：一面是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阵营的大旗，一面是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的大旗。蒋介石集团和美帝国主义相勾结，成为中国人民解放战争时期的主要敌人。在国际上美国取代日本成为中国人民的敌人时，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统一战线又有了新的内涵。当时毛泽东同志曾指出：“由于我党采取了彻底的土地政策，使我党获得了比较抗日时期广大得多的农民群众的衷心拥护。由于美国帝国主义的侵略、蒋介石的压迫和我党坚决保护群众利益的正确方针，我党获得了蒋介石统治区域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和中等资产阶级的广大群众的同情……他们就不断地掀起了反对美国帝国主义和蒋介石反动政府的斗争，他们的基本口号是反饥饿，反迫害，反内战和反对美国干涉中国内政。…….因此我们说，我们的新民主主义的革命的统一战线，现在比过去任何时期都要广大，比过去任何时期都要巩固。”[3]由此看来，由于国际环境的变化，美国帝国主义者取代日本法西斯分子转变成为中国人民的敌人，导致中国人民解放战争时期的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中增加了反对美国帝国主义的内容。作为毛泽东思想重要组成部分的统一战线理论，在发展过程中之所以发生这样明显的变化，很显然，它是同当时国际环境的不断的深刻变化而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当中国人民的解放战争取得胜利、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国际环境再次发生深刻变化：这时已经明显地变成分别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阵营和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两极格局对立的冷战局面。在这种两极冷战的国际环境下，对于毛主席他老人家领导中国共产党在对外战略决策中作出完全倒向苏联、完全倒向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一边，即采取所谓“一边倒”的对外战略决策，是完全顺理成章和意料之中的事。

请看毛主席1949年6月30日在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28周年所作《论人民民主专政》的报告中对“一边倒”的论述。他说：“一边倒，是孙中山的四十年经验和共产党的二十八年经验教给我们的，深知欲达到胜利和巩固胜利，必须一边倒。积四十年和二十八年的经验，中国人不是倒向帝国主义一边，就是倒向社会主义一边，绝无例外。骑墙是不行的，第三条道路是没有的。我们反对倒向帝国主义一边的蒋介石反动派，我们也反对第三条道路的幻想。”[4]由此看来，毛泽东思想的丰富内涵（其中当然包括毛泽东外交思想和战略理论），其形成与发展过程，与当时国际环境的关系是多么具有密不可分的制约性和决定性关系。

总之，毛泽东思想的丰富内涵，不仅仅是统一战线理论，而是全部理论成果，其中包括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的理论等，从其理论成果形成与发展的过程看，都是同中国的国内实际和中国所处当时世界的实际密不可分的。

1978年12月18-22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北京胜利召开。从此，全党和全国人民在邓小平同志带领下，在党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这一基本路线指引下，开始谱写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篇章，即在继承、发展和丰富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上，形成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又一新成果---邓小平理论。

从邓小平理论的形成与发展过程看，同样是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同中国与世界的具体实际相结合的过程。从邓小平政治、经济、文化、科技、外交、军事等各个领域的理论形成过程看，除了同中国国内实际紧密联系以外，还始终同世界两极格局发生美攻苏守、苏东剧变、多极化趋势继续发展等国际环境的不断变化是分不开的。至于说作为邓小平理论重要组成部分的“对外开放”理论、“一国两制”构想、“世界两大问题”，即“和平和发展”的正确判断，以及“冷静观察、稳住阵脚、沉着应付，韬光养晦、善于守拙、决不当头，朋友要交、心中有数，抓住时机、有所作为”的对外工作指导方针等等，那就更是与国际环境密不可分了。

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又一新理论成果的“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形成与发展，同样也是同国际环境的制约性影响分不开的。在此，就不一一赘述了。

三、冷战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所处的国际环境

上个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国际环境发生剧变：东欧剧变，苏联解体，延续了近半个世纪的两极格局画上了一个句号。由此，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处于两极格局中间的有利战略地位，突然消逝。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面临的发展机遇前所未有，但是，面对的严峻挑战也前所未有。

在邓小平同志带领下，中国共产党和全中国人民认真总结自己和东欧各国与苏联的经验教训，更加坚定了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决心和信心。对内，下决心改革所有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力发展水平不相适应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各个方面；对外，在和平与发展依然是世界主题的国际大背景下，实行维护国家利益前提条件下不结盟、不当头的全方位开放政策，既对社会主义国家开放，也对资本主义国家开放，还对转型国家开放。这在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形成时期表现得尤为突出。

在2002年党的16大以后，全党和全国人民在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领导下，继承和发展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坚持以科学发展观统领经济社会各个领域，努力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从国内看，由于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在整个社会不断向前发展、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也出现了一些严重阻碍生产力发展和社会和谐而又非解决不可的社会矛盾，如：政治经济体制、机制相互适应的问题，生产过余粗放，能源消耗偏多而污染又特别严重，社会管理、政治、教育、文化、医疗卫生等体制方面的改革相对滞后，不适应、不配套的问题比较突出等。就从我国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来说，在全世界比较中显现的差距和压力还是比较大的。从2003年申请国际专利的情况就可以看清楚这一问题的严重性：全世界申请国际专利总共有11 万件，其中美、日、英、德、法五国申请国际专利占全世界总数的73%，而我国在2003年才申请国际专利占全世界的2%。

从国际上看，世界多极化趋势在继续发展，但单极还是多极的斗争依然深刻复杂；美国为矛盾和斗争的主要牵动力，其霸权主义本质没有改变，国际社会反美独霸意识增强；国家利益是彼此斗争的基本出发点。 世界经济全球化趋势继续发展，但围绕谁来主导和建立什么样的国际经济秩序的斗争依然深刻复杂。世界不同文化和文明各有所长，各有所短，相互学习和交流继续发展；但国际思想文化领域的斗争依然深刻复杂。世界大战短时间内打不起来，国际战略安全形势总体稳定态势将继续发展；但人类面临的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挑战依然深刻复杂。以联合国为主导的国际协调合作继续发展，但围绕主导权和建立国际新秩序的斗争依然深刻复杂。世界科技发展日新月异，突飞猛进，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经济科技上占优势的压力与挑战，将会长期存在；相比较而言，包括我国在内的广大发展中国家，还处于不利的地位。

面对纷繁复杂的国内外形势，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对内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对外高举和平、发展、合作的旗帜，继续执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走和平发展道路，同世界各国人民一道努力构建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综合中国国内外两个“具体实际”，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明确提出以科学发展观统领经济社会各个领域，十分英明，完全正确。

总起来看，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形成与发展都离不开中国的国内外两个“具体实际”；同样，科学发展观的形成和发展，既离不开中国国内的“具体实际”，也离不开世界的“具体实际”即国际环境。从一定意义上说，国际环境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形成和发展，有着决定性、制约性的密切关系。

[1] 毛泽东：《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1962年1月30日），《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第828-829页。

[2] 参见刘少奇《论党》（1945年5月14日），《刘少奇选集》上卷第335页。

[3] 、参见毛泽东《日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1847年12月25日），《毛泽东选集》第4卷1256-1258页。

[4] 、参见毛泽东《论人民民主专政》，纪念中国共产党28周年（1949年6月30日），《毛泽东选集》第4 卷1472-147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