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级领导干部对待亲戚的态度和做法，不仅关系到个人的家事，而且关系到整个社会的风气，关系到党与国家的前途和命运。开国总理周恩来与所有普通人一样，都有着浓厚的家庭和亲属之情。但是，他的这份人之常情往往又表现得比较“不近人情”，他严以律己，廉洁奉公，把无限的关怀和浓浓的爱意融入到对家属亲戚的严格要求之中。为了从严要求家属，周恩来亲自制定了10条家规：一、不准晚辈丢下工作专程看望他，只能是公差顺路看看；二、亲人来一律住国务院招待所；三、一律到食堂排队打饭，有工作的自己买饭票，没工作的由周恩来付伙食费；四、看戏以家属身份买票入场；五、不准请客送礼；六、不准动用公家汽车；七、生活要艰苦朴素；八、个人生活上能做的事不让别人代办；九、任何场合不能说自己和周恩来是亲属关系，不能炫耀自己；十、不谋私利，不搞特殊化。这些家规内容虽然涉及的都是一些生活小事，但却体现了鲜明的原则性。
予陈绣云开除 给予劳动改造
陈绣云是周恩来十四姨娘的女儿，比周恩来小十多岁,是周恩来嫡亲姨表妹。1908年，周恩来生母、嗣母相继去世，而周恩来又要离家读书，两个弟弟无人照管，只好将6岁的小弟弟周恩寿送去十四姨娘家，请十四姨娘代为抚养了两年。因此，十四姨娘对于周恩来来说，远胜于一般的亲戚关系。
新中国刚成立不久时，陈绣云就主动与表哥周恩来联系。周恩来因为工作忙，无暇回信，邓颖超便按周恩来的意思给陈绣云写了一封回信。陈绣云拿着邓颖超的信找到上海中共中央华东局民主妇女联合会，请求安排工作。妇联便把她介绍到松江县人民政府。松江县人民政府经过核实其身份，加之新政府也确实需要用人，就把她安排在县文教科做扫盲等“社教”工作。
当时，扫除文盲工作面广、工作量大，要经常下农村，可陈绣云自恃其表哥是一国总理，不肯下乡。当地领导就把她调到松江县印刷厂做统计工作，而她业务不熟，又不愿好好干。
1951年8月，邓颖超到上海治病。陈绣云获悉后，就去邓颖超的住地看望并向邓颖超“诉苦”，提出要去北京找周恩来给她安排一份好的工作。邓颖超婉转而又明确地拒绝说：“你表哥非常忙，平常我要见他都很困难，你就不要去了。”
病中的邓颖超身体虚弱，不能久听陈绣云那没完没了的诉说，就劝她先回松江，有些问题以后再答复她。病稍好之后，邓颖超给陈绣云写去一封信，信中说：
绣云表妹：
来沪以后，因病不能同你详谈，曾托胡耐秋同志告诉你一些独立奋斗的意见，希望你采纳。解放了，我们不仅是在政治上从旧的统治下翻了身，我们还需要从思想里用自己的努力掏出那些旧社会带给我们的渣滓，只有那样，我们才能真正地变成新社会的主人。从你的来信和言谈中我们感觉到你缺乏一种艰苦奋斗、自力更生的自信心，仍然存在有依赖的思想。这必须认识（到这）是旧社会留给我们的坏东西，必须要勇于抛弃它，你才能获得在新社会里开辟你自己前途的力量与勇气！
上海正在为了抵抗帝国主义及其走狗之封锁实行精简、节约、疏散……等六大任务，这个方针你一定会在报上看到，因此，找事情是非常困难的，况且人民政府的用人，主要依靠他自己的工作表现，只要他的工作努力，吃苦耐劳，工作效率高，群众关系好，则不管他是谁，将得到人民政府的器重；相反，则不管谁的“情面”去“提携”也是没有用的。这种作风是我党长期坚持的优良传统，特别是我和你表哥现在的工作岗位，更不能因亲故而违反原则。特告你。
对于你的工作意见，我意以去苏北生产或从事义务工作为宜，现人民政府正有组织地在进行，望你注意读报，直接前去接洽。
此复并问近好！
邓颖超8月17日
陈绣云收到邓颖超的信后，并未完全认识到自己的错误，仍然不好好工作。松江县印刷厂的领导又调她到食堂搞伙食工作，这项工作不仅比原来工作辛苦，而且厂大人多，众口难调，群众意见纷纷。陈绣云不堪忍受群众的指责，主动提出离职。
松江县人民政府为慎重起见，就把有关陈绣云的材料全部上报国务院。周恩来接报后，大为震怒，明确指示:一、予陈绣云开除；二、给予劳动改造；三、拟登报声明与她脱离亲戚关系。
陈绣云这才真正认识到，想利用亲情关系攀表哥周恩来这棵大树是完全“攀”错了，便找到华东局妇联，一再检讨错误，要求重新给予工作，结果未能如愿。后来，她报名支边，得到批准后去了大西北的甘肃，直到20世纪60年代中期，才退休返回上海，后于80年代中期去世。
这里要说明的是，周恩来的三点指示是基于当时的时代背景提出的。如“开除”一说，那是因为我们国家刚刚建立，希望各方面人士参加工作，谁如果自己提出不干革命工作，那就意味着是对新建立的人民政权的一种抵触或对抗，是个很严重的问题。而“改造”一说，并非是现在司法意义上的“改造”，而是要陈绣云在艰苦的劳动中去改造自己的世界观；至于周恩来“拟登报声明与她脱离亲戚关系”，则是周恩来明确向陈绣云和他的所有亲属们宣布：我们中国共产党是为人民服务的党，我周恩来的亲戚不能以我的名义去向人民讨价还价。
这封邓颖超半个多世纪前写给陈绣云的信，已在淮安周恩来故居北侧刚落成的“邓颖超纪念园”陈列展出。
“你不要拿国家的工资了，以后由我来照顾你”
周恩来的大弟弟周恩溥去世后，他的妻子王兰芳拉扯着独子周荣庆艰难生活。1950年，王兰芳带着周荣庆来到北京。
周恩来的伯父和王兰芳的父亲是至交，王兰芳在哈尔滨时就认识了周恩来和邓颖超。王兰芳参加革命以后，在东北打游击时负过伤。新中国成立后，周恩来为了减轻国家的负担，对王兰芳说：“你不要拿国家的工资了，以后由我来照顾你。”王兰芳听从大哥的建议，从此成了一位不拿国家工资的老干部。
1957年，国家开始实行机关干部下基层劳动锻炼，周恩来鼓励刚从部队转业的周荣庆到基层学习劳动人民的优秀品质，学习科学文化知识和劳动技能，并送他一句话作为勉励：“布衣暖，菜根香，读书滋味长。”于是，王兰芳随儿子周荣庆来到了河南焦作。从此，他们扎根焦作，一直到病逝。
1958年大炼钢铁运动开始后，来到焦作市九里山钢铁厂的周荣庆也投身其中。期间，他和“三八”炼钢炉组里踏实肯干、长相俊俏的晋菊清建立了恋爱关系。1959年1月的一天，“三八”炉的几位姑娘神秘地对晋菊清说：“你知道周荣庆是什么身份吗？”晋菊清不在乎地说：“他不就是从北京来的一个工人嘛！”而几位姑娘的话却让晋菊清大吃一惊：周荣庆是周总理的亲侄子！在吃惊之余，晋菊清又感到生气，她找到周荣庆质问：“你是周总理的侄儿，你为什么不告诉我？”见瞒不住了，周荣庆说：“我大伯是我大伯，我是我。我大伯要求严，不让我说我和他的关系。”
晋菊清认为自己父母是农民，高攀不上周荣庆，心里打起了退堂鼓。王兰芳知道后，对晋菊清说：“我们是总理的亲属不假，但我们也是普通人，你不要有什么顾虑。”王兰芳的一席话，消除了晋菊清的疑虑。两家把大喜的日子定在1959年5月10日。
结婚前，周荣庆按母亲的吩咐，向周恩来夫妇写信报喜。接到大侄儿的信，周恩来立即给周荣庆回信庆贺，邓颖超也给一对新人寄来了一床烙花毛巾被、一对鸳鸯枕头和一条纯毛毯作为贺礼。
婚后的第二年，周荣庆被调到焦作市供电局，晋菊清也被调到焦作布鞋厂工作。在以后的岁月里，尽管周荣庆又先后被调到焦作市轮胎厂、重工局等多家单位，但始终没有当过一官半职。
王兰芳身体不好，每次去北京看病，医药费都由周恩来承担。周恩来每月从自己400元的工资中拿出50元给王兰芳用，而且规定这50元其他人一点都不能动。王兰芳还享有一个特殊待遇，每次去北京看病都是由周恩来的专车接送。
周恩来除了每月给王兰芳50元外，还要照顾其他亲属。1951年新中国刚刚建立不久，不断有亲友上书、上访到北京中南海西花厅。由于周恩来太忙，邓颖超主动承担了这些“家务事”。凡是需要照顾的，都由邓颖超一人料理。实行工资制后，他们夫妇俩就开始用工资的节余部分来补助周家亲属的生活,并接济生病的亲属来北京治病。她和周恩来两人的工资，三分之一要用来帮助周家，而他们自己的生活却很简朴。
1959年8月，周荣庆的堂兄周华章和他的母亲来到北京。当时正值困难时期，周恩来夫妇为了招待他们，把自己一个月的肉食定量都贡献出来了。走时，还给了他们100元钱。
1963年，周华章有了第二个孩子，正巧此时周荣庆到北京出差去看望伯父。周恩来特意让周荣庆去看周华章一家，给周华章带去了40元钱，周荣庆还捎去了伯父的嘱咐：“两个孩子可以了，不准再要了。”
1968年5月3日，王兰芳在晋菊清陪同下从河南新乡赴京看望周恩来夫妇。中午时分，办公回来的周恩来一见到她们几个来了，非常高兴，弯腰轮流抱起3个孩子亲了一遍。
周恩来问王兰芳：“兰芳，最近身体还好吗？”王兰芳说：“全托菊清这孩子照顾得好，我身体挺棒的。”周恩来对晋菊清说：“你妈当年为革命流过血，你和荣庆要待她好点。”晋菊清连连点头。周恩来还说：“你可是咱家第一个工人阶级，又是农民的女儿，我还得向你学习呢。”晋菊清一听，急忙说：“总理，我向您学习！”
周恩来在饭桌上问晋菊清：“孩子都叫什么名字？几岁了？”晋菊清说：“老大1960年3月29日出生，当时正好赶上您到印度访问，荣庆就给他取了一个名字：周中印；老二1962年12月20日出生，是女儿，出生时我婆婆梦见了茉莉花，她老人家就给取了个名字叫周小莉；三儿子出生时又赶上您访问越南，就取名叫周中越。”
周恩来听后，笑着对邓颖超说：“这名字起得不太好。”邓颖超想了想，对周恩来说：“那就给孩子改个名吧，从小到大依次叫周志勇、周志红、周志军。”周恩来听了后又思索片刻，说：“勇、红、军，好！就叫这名吧。”
临走时，周恩来又送给晋菊清一块手表，邓颖超还送了很多她的衣服、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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