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选举与革命的对穿（2）

两种全球性机制

在2012 年之前，上述选举和革命也即体制与进步的相互对穿，已经通过两种全球性机制呈现出来，正在改变各国人民对经济、社会和政治秩序的认识，重建关于风险社会和革命年代的共识：其一，是全球金融危机对各国金融、经济、社会和政治秩序的破坏、对全球秩序的扰动；其二，脸书（Facebook）、推特（Twitter）等二世代新媒体（Web 2.0）的社会革命效应。以上两项，皆为德国社会学大师卢曼生前所谓社会系统最重要两要素—货币与信息之于系统更新的最新版本。

关于信息的革命催化作用，包括奥巴马政府在内，几乎没人曾预料到民众对威权政权长期执政的厌倦可能通过脸书、推特、YouTube还有半岛电视台，从突尼斯一个插曲性自焚事件演化为一场冷战后最为猛烈的社会革命。埃及、也门、叙利亚、阿尔及利亚等国相继爆发革命、或正在革命中、或者革命未遂。即使在强人查韦斯统治下的委内瑞拉，国际社会关注的10月份总统选举也可能要经受新媒体所动员的新政治力量的冲击，查韦斯的连任机会第一次产生了悬念。

至于金融危机对世界格局的改写，不妨以美中关系为例。美国因金融危机衰落，中国则因实体经济繁荣刚刚与美成平等对手，却因两房债券问题而陷双方于互不信任。美国《外交政策》杂志新年伊始刊文声称，中国低福利基础上的高储蓄率和高增长，连续10年降低了全球利率水平，助长了美国信贷泡沫和西班牙、爱尔兰等地的房价高涨，对金融危机爆发有着直接影响。如同21世纪初诞生的新词“中美国”（Chi-merica）所暗示的新全球秩序，在2008年9月金融危机爆发的一刹那被历史学家尼尔•弗格森（Niall Ferguson）宣告终结一样，金融危机的深化，助长了美国国内寻找替罪羊的情绪，恶化了中国原本从拯救世界经济于不堕中所获取的相对有利地位。

奥巴马政府在国力衰退形势下，奉行“灵巧外交”，从伊拉克和阿富汗战场完成战略收缩后开始将战略重点移向东亚，并以互联网自由为突破口，在全球性大变局中尽占先手，中美间的新冷战对峙格局日益清晰。2011年冬展开的美国共和党预选辩论中，美中关系居然破天荒地成为各候选人的共同议题，势必进入2012美国总统大选年热词。而在中美战略对抗的缝隙中，台湾地区1月14日的领导人选举维持大局不变，意料之中，反倒是年底的韩国总统大选可能因为美国的战略回归而使鹰派受益。

必须指出，货币与信息可能交互影响，社会变革的预期和新媒体对此的传播，很大程度上来自可见的失业率上升、物价上涨和福利体系的被破坏，以及看不见的畛域—当新自由主义的全球化所依赖的威权体制下的低劳工成本趋向终结，一些国家的劳工抗议浪潮将可能对世界的选举和革命对穿再次造成影响。在这个意义上，继北非之后，政治参与的急剧扩大趋势并未终止，反倒可能在世界其他地方加速成为一个现实的政治选项。

下一波社会革命的试验场

眼下，奥巴马总统及希拉里国务卿所代表的美国民主党人似乎正接过1999年西雅图反全球化示威的接力棒，一边继续支持伯南克财长的货币宽松政策、督促人民币贬值并配合地缘政治压力；另一边，宣称与“占领华尔街运动”的99%站在一起，斥责华尔街的“肥猫银行家”，决意再次利用新民粹主义的“新多数”挽回政治声望下跌、赢得2012年大选。

“占领华尔街运动”是受以色列去年5月“占领特拉维夫运动”的启发，而占领特拉维夫的街头运动最初竟是效法占领开罗解放广场，最后有几十万人参加，要求社会改革，是以色列1970年代以来最大规模的示威。“占领华尔街运动”不仅出乎某些政治老人的预料，捱过了严冬，在新年后继续占领华盛顿特区，还转变为1月18日有谷歌、Mozzila、维基百科等多家网站联手举行的抵制SOPA\PIPA（反盗版和保护IP法案）的行动。

西方新的社会革命雏形不仅出现在美国的心脏地带，也发生在欧洲的边缘。在欧洲，边缘地区的问题比如希腊已经演变成中心问题、全球性问题，其杠杆仍然是货币和新媒体。决意2015年加入欧元区的罗马尼亚也面临如此尴尬局势，其预定2012年11月的议会选举提前遭遇了元旦过后的抗议声浪—20余城市出现反政府示威活动，抗议政府紧缩措施。

在希腊，从欧洲一体化受益的帕潘德里欧，通过吸引华尔街投行信贷建设欧洲标准的福利体系来讨好选民，但是他对改革发出拒绝威胁后，很快遭到来自欧洲的压力而被迫辞职。民族国家在欧元危机的背景下越来越失去主权意义，而代之以新的革命性变革。1月17日希腊工会继续发动街头抗议，示威者在半岛电视台的采访中说：“危机的解决是革命。”什么革命可能解决危机呢？对希腊来说，今天的抗议动力虽然部分来自对削减福利的不满，但也可追溯到1973年反抗军政府的学生运动。希腊民众对民主的追求，正在与欧洲试图解决欧元危机而诉诸更多集权的思路形成对穿。新春的大选将是对希腊民意的考验：雅典能在多大程度上接受欧盟的条件，进行财政紧缩，防止走向反西方的立场？因为有前车之鉴—过去10年的选举结果，已经让希腊的邻居、欧洲的另一个边缘国—土耳其越来越偏离欧洲。2012年12月的土耳其总统选举，相信将延续介入中东变局并受益的政策，令土耳其扮演一个积极的世俗伊斯兰政党的模范角色，在自我否定民族国家的同时加强温和伊斯兰主义的改革意义。

对于希腊即将进行的议会选举，外部势力比如欧洲特别是德国的态度将发挥关键影响。当然也有来自遥远东方的金融援助，正在向欧洲的边缘揳入一颗钉子—希腊已经成为全球各方势力的竞技场和下一波社会革命的试验场。历史上，在第三波民主化浪潮中，是德国专家一手帮助建立了希腊的政治经济秩序，也帮助欧盟通过吸纳希腊这个欧洲民主的发源地而重建欧洲的民主图景，因而难以在欧元危机中彻底放弃希腊。正是围绕拯救希腊的争论而不是拯救西班牙或者葡萄牙的争论，为欧洲揭示了2012年如何变革的主题。德国政府近日再次对希腊政府的改革方案表示怀疑，直接对希腊的工会示威表示不满。

欧洲正在哈贝马斯的哲学引导下，对希腊要求进行强制性年度财政审查，反击华尔街对欧元的怀疑主义，最终通向强化《增长与稳定公约》、建立统一欧洲财政联盟和强制性惩罚机制、防止成员国福利的“斯堪的纳维亚化”。这样的激进改革不啻为一场革命，一场发生在新自由主义全球化之后、围绕“后欧元危机政权建设”的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