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选举与革命的对穿

相比以狂暴和躁动为政治表征的2011年，正排演多场重要选举的2012年，其看似平静的波面下，激变的潜流同样涌动。基于民主成熟的差异及对选举的操纵程度，各国对待政府换届前的大选预期也大不同，或认为影响政策连贯与调整，或担心直接关涉政权合法性与国家稳定。

由于选举终究只是一个有限的政治表达工具，人们或许更关心选举结果的政治意涵，即些微的选举意向背后所反映的重大政治转向，乃至集体选举行为本身所无法充分表达的社会结构变化。尤其在全球金融危机反复震荡和中东震荡继续蔓延的双重阴影下，世界对选举和革命的期待似乎面临对穿。选举能否消解革命，抑或相反？今年即将在多个政局敏感国度登场的选举是否将加速革命的到来？

选举能否消解革命？

在逐个盘点选举年的热点国家之前，有必要首先明确方法论：如何看待这种选举社会并不常见的大选和革命的对穿？大选作为选民汇聚意志然后形成政治选择的基本制度，因其可奠定政权合法性而为政治文明或政治社会不可或缺，但同时选举的民主意义也不能无限夸大，它的普适性不能消除其有限性，因为选举的政治有限性即蕴含在选举本身—间接民主的有限性中，而须以直接民主来补充、甚至替代，包括从社会运动到革命的各种形态、方式和选项。如此，选举与革命相互孕育、相互依赖，共同呈现我们所看到的世界变化。

2012 年初，诸多选举和示威行动仿佛在预演全年的动荡交织。1月15日结束的哈萨克斯坦议会选举，有限开放反对派竞选，纳扎尔巴耶夫领导的执政党“祖国之光”赢得近81%选票。选举当中存在的舞弊和对反对党的打压，遭到监督选举的欧安组织批评。抗议示威正在蔓延，去年底当局于军方打死15名示威石油工人之后竭力维稳的成果，面临得而复失的危险。而在哈萨克斯坦的邻国，土库曼斯坦将于2月12日选举总统，已故“终身总统”尼亚佐夫的继任者别尔德穆罕默多夫将迎来他的第一次连任考验。在最近土国内的电视节目中，别氏强调新选举法将鼓励多党竞争，打破原先民主党的垄断地位，但在这个不存在严格意义上反对党的国家，民主党统战组织“民族复兴运动”仍在试图招安一切反对势力，大选不过是其内部派系间的一次权力再分配罢了。

再看俄罗斯，自去年底以来，不满军工寡头和资本寡头、要求改变“普京模式”的呼声越来越强，尚未定型的反对派正试图以中东式的抗议模式要求立即终结“普京统治”。示威不仅将伴随3月总统选举临近而在俄境内蔓延，且将波及哈萨克斯坦、土库曼斯坦等威权主义中亚国家。

竞争性选举之门一旦打开，即便是普京这样半新半旧的政治强人，也很难一成不变地通过操纵投票和预先排除有威胁的候选人等手段获取合法性支撑，更何况那些浸淫在家族和裙带政治中、对世界变化感知颟顸的所谓“政坛不倒翁”。他们的强悍外表，掩饰不住内心的焦灼。在北非动荡爆发一年后，他们如果不像海湾君主们一样积极谋变，利用开放政治参与的机会安抚民众，不排除前苏联中亚地区会卷入一场新的革命漩涡。

而在革命后的突尼斯和埃及，尽管已经通过选举选出了相对温和的伊斯兰政党，但是针对威权主义军人政权窃据权力的二次革命仍然可能。今年上半年埃及的总统选举，自由派代表人物巴拉迪的退出，暗示了恋权的军方将与稳步推进的穆斯林兄弟会短兵相接；被政治和解进程边缘化的广场派，届时可能再度挑起是非。而科威特2月2日的议会选举、也门2月21日的总统选举和巴勒斯坦5月4日的总统选举也同样具有指标意义。在这些伊斯兰地区，由反威权、世俗化的“脸书世代”组成的政治新生代，正形成一个新兴跨国公民社会主体。他们是否放弃再次革命的诉求，取决于这些选举是否满足社会变革的期望，而不仅仅是既定体制下的象征性选举或者权力勾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