绿煤诱惑：“高碳”中国寻求洁净煤

今年春节，中国大地到处“张灯结彩”；而中国的诸多能源部门，却为此忙得像热锅上的蚂蚁。

在陕北、蒙西的黄沙大漠里，神华集团麾下的神东公司，万名煤炭职工放弃了7天长假，生产和外运商品煤419万吨，连续6次刷新历史纪录；在晋北“煤都”大同，大秦铁路公司迎来了一年最忙的时刻，每天平均发运煤炭125万吨以上。

滚滚乌金，经过神黄铁路、大秦铁路、铁海联运等能源动脉，向东、向南，为华北、华东、华南甚至华中的大批火电企业，送去待哺的口粮。

在世界各国的能源结构中，化石能源平均占80%，其中煤占近三成；中国的化石能源占到93%，煤却占七成以上。

2011年，中国新增煤炭产能9500万吨，国家规划的14个大型煤炭基地，总产量达到了破纪录的32亿吨；另外，2011年中国煤炭进口增长11%，1.8亿吨的进口量，打破了日本保持了30多年的煤炭进口冠军纪录！

按照规划，到2020年，中国非化石能源（含水电、核能）的比重应达到15%，权重极小；“缺油少气富煤”的资源禀赋，注定煤炭是中国能源的主要提供者。

诸多专家预见，在未来的二三十年，煤炭（火电）仍是中国能源的中流砥柱。但是，“肮脏”的煤炭，却给寻求低碳转型的中国出了一道棘手难题。业界寄予厚望、却争议颇多的洁净煤技术，能为中国去除这块心病吗？

煤炭归来?

2012年1月10日，美国财长盖特纳来华游说中国参与制裁伊朗时，中国一年一度的能源工作会议亦同时在京召开。

中国对中东石油的依赖，超过进口量四成，占中国石油消费总量的22.4%，远超7%的警戒线仅此，已经决定了中国对此事的态度。

在今年的能源工作会上，国家发改委副主任、能源局局长刘铁男的发言题目也颇合此情境《增强忧患意识，明确任务要求，扎实做好2012年能源发展改革工作》。

刘铁男提出，为实现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的发展目标提供有效能源保障，必须要重点做好八方面的工作，第一则是“加强能源供应保障能力建设”。

其主要内容是：确保能源生产总量稳定，加强重点能源生产基地建设，加强能源输送通道建设，加强石油、天然气、煤炭等储备能力建设。

其中，刘重点提到“2012年新增煤炭生产能力2亿吨，新增发电装机容量7000万千瓦左右”。

回想2011年的能源工作会议，前能源局局长张国宝的发言题目为《转变能源发展方式，增强供应保障能力，构建安全稳定经济清洁的现代能源产业体系》。

诸多机构认为，今年能源工作会议与以往不同之处在于“更多强调供应保障能力，要求‘实在’，新能源地位弱化”。

海通证券分析认为，2012年，传统煤炭仍将在国内能源建设中进一步占据主导位置；化石能源之外的补充主要依靠水电；核电进程将更加谨慎；风电、光伏发展的表述趋于中性。

煤炭，王者归来。不料，能源工作会议刚刚开完，京城就开始接二连三地出现令人心悸的雾霾天气，一夜间人们对PM2.5耳熟能详。

京城随即出台的治理PM2.5的八项措施中，第一项正是“改所有烧煤的锅炉为烧气”。

统计显示，北京市PM2.5的来源构成中，22%以上由机动车排放造成，但锅炉供暖、老住户周边散煤等燃煤行为，也贡献了17%的PM2.5。

事实上，北京市的年煤炭消费量，已从2005年的近3100万吨，压缩到了2010年的2600万吨。北京市副市长洪峰年前表示，还将压至2000万吨。此外，“十一五”期间，除了上海年煤炭消费量保持零增长外，其它省市的煤炭消费量均大幅增长。

按照“十一五”规划，2010年度我国的能源总消耗，应是27亿吨标准煤；但本刊在今年的能源工作会上获悉，2011年国家规划的14个大型煤炭基地，总产量达到32亿吨，另外还进口煤炭1.8亿吨，居全球之冠！

这就不难理解，近年为何诸多城市频频出现大范围雾霾天气：目前，我国85%的二氧化碳和二氧化硫排放、60%的氮氧化物、70%烟尘排放，均来自煤炭；其中，火电是最大的“贡献户”。

形势似乎从来没有这样严峻过。煤炭，曾经誉为“工业的粮食”；如今，却和“肮脏”、“高碳”紧密联系在一起。

绿煤诱惑

“煤炭是最便宜和最安全的发电方法，坦率地说，如果我们说自己不愿意接触煤，这就是不道德”，世界银行世界发展报告2010气候变化主管Marianne Fay如是说。

长期以来，洁净、绿色和煤炭，似乎从不搭界。

沿用已久的粗放采掘和燃烧模式，使世人产生一个误区,认为挖煤燃煤造成的环境难题根本无解；人类要拯救环境，必须在未来彻底放弃煤炭经济。事实上,煤炭的采掘、选洗、运输、转化和利用,每一环节，都孕育着巨大的绿色商机。

早在1985年，美国和加拿大为了解决两国跨境酸雨问题，率先提出了“洁净煤”概念。此后，人们将旨在减少污染、提高效率的煤炭加工、燃烧、转化和污染控制等新技术，统称为洁净煤技术(Clean Coal Technology，简称CCT)。

按照中国工程院院士、能源专家倪维斗的说法，“社会节能、总量控制、发展可再生能源都是实现低碳经济的道路，但最后必须要落实到煤的清洁利用上”，倪维斗院士认为，“煤的清洁利用也属于新能源”。

资料显示，CCT主要涉及4个领域，即煤炭加工、煤炭高效洁净燃烧、煤炭转化、污染排放控制与废弃物处理，其中包含水煤浆技术、煤炭气化技术、脱硫技术等14项专业技术。

中国的CCT研究，起步得并不晚。

早在1995年8月，中国就成立了以国家计委为组长单位，国家科委、国家经贸委为副组长单位，煤炭部、电力部、内贸部、机械部、化工部、建设部、冶金部、中科院、国家教委和国家环保局等为成员单位的“国家洁净煤技术推广规划领导小组”；

1997年，国务院还批准了《中国洁净煤技术九五计划和2010年发展纲要》（以下简称《纲要》），成为中国发展洁净煤产业的纲领性文件；

2006年，煤的高效洁净利用技术作为先进能源技术，进入了《我国应掌握自主知识产权的关键技术和产品目录》；

2009年3月，推进洁净煤技术产业化和核电、风电、光伏等清洁能源一道，被列为多个部委负责落实《政府工作报告》的重点工作……

但是，业内人士指出，国家煤炭工业部1998年被撤销之后,诸多相关职能被分解到多个部门，这造成CCT推广应用没有一个统一的领导机构,致使《纲要》等多年被悬空；而且，这些政策表述都过于粗泛，缺乏细则配套。

于是，《纲要》发布了15年，中国煤炭消耗从每年10亿吨狂增至34亿吨，而煤炭产业的诸多环节却依然令人难堪:

经过多轮关停和资源整合,采掘落后的房柱式采煤依然和技术先进的综采并存，导致煤炭整体回采率在30%~40%间,大大低于国家规定的75%，六七成的宝贵资源被废弃在地下；发达国家原煤洗选率100%，中国则一直不足一半,中国铁路每天用宝贵的运力，拉着大量矸石和中煤奔跑……

直至2009年年底，洁净煤的概念，却突然在中国开始炙手可热。彼时，密集出台的产业振兴规划，才开始涉及该领域。

目前，CCT已成为世界各国解决未来环境问题的主导技术之一，技术制高点争夺十分激烈，业界大佬GE、壳牌、西门子、三菱等全球巨头，在煤化工和清洁煤发电领域，占尽风骚。

榜样的孤独

在中国屈指可数的CCT成绩单上，位于天津滨海新区的华能绿色煤电示范电站工程，算是不多的亮点之一。

全世界生产的煤炭，多数用来发电，中国发电用煤亦占煤炭总产量的53%。在全球应对气候变化、大力推行节能减排的背景下，发电行业均在探索绿色煤电之路。

最近几年，我国在火电行业实行“上大压小”，2011年全国平均煤耗降低为330克标准煤/度，已低于美国350克/度电的标准；但依然高于日德。

华能集团提供的资料称，天津绿色煤电示范电站建成后，发电煤耗仅为255.19克/度；全厂热效率为48%，供电效率为41%，排放接近天然气电站水平，将成为“国内最环保的煤基电站”。

发电行业有句行话，叫“10克煤耗，一代技术”，即度电每降10克煤耗，简直堪比登天。根据规划，我国准备在2020年将平均煤耗降低至320克/度。该项目采取的CCT是“整体煤气化联合循环”（Integrated Gasif ication Combined Cycle，简称IGCC），其在1997年的《纲要》中早有表述。

所谓IGCC，就是先将煤炭气化后燃烧，驱动燃气轮机发电，其尾气通过余热锅炉生产蒸汽驱动汽轮机发电，使燃气发电与蒸汽发电联合起来，其发电效率可达到45%以上；配套相关设备后，IGCC除可更有效脱硫和脱氮外，还可高效捕捉二氧化碳（即CCS）。

华能的天津IGCC，是国家“十一五”863计划重大项目，于2009年5月通过核准，同年7月开工建设，是国内首台25万千瓦级的IGCC机组，采用了华能自主研发的2000吨/天级两段式干煤粉气化炉。

好事多磨，该电站的首台机组原计划2011年内建成；但据知情人士透露，该示范项目2011年12月调试期间发生不明爆炸，未有人员伤亡。

《财经国家周刊》记者从其它渠道获悉，该事故是由空分装置压缩机质量问题所引发，并非电厂核心设备气化炉的故障。“还在调试，估计今年三、四月份可能会试运行”，华能集团一高管向《财经国家周刊》记者透露。

“任何化工厂都会经过一段时间的调试，调试过程会发现并处理遇到的一些问题”，煤科总院煤化工分院洁净煤技术研究所所长吴立新认为，“一些波折都是正常的”。

然而，IGCC技术的成熟度，并非受到质疑最多的地方。资料显示，IGCC电厂的造价高达16000元/kw，约为普通燃煤电厂的4倍。

“投资大，经济性较差”，中电联一位专家人士告诉《财经国家周刊》记者，IGCC虽然具有较高效率和环境友好的优点，但“在运营、维护经济性及可靠性等方面还具有许多不确定性”，“没有国家支持和电价政策倾斜，注定是赔钱买卖”。

2007年时，全世界曾规划建设2500万千瓦的IGCC电厂，但后来大多偃旗息鼓；目前，全世界以煤为原料的IGCC电厂只有6座。 “具体还要看技术发展情况，现在只有这一个项目”，华能天津项目一负责人称，“IGCC的成本，现在还不好说，未来难以预期；目前只有一边摸索一边解决问题”。

吴立新认为，随着全球气候变化压力及技术进步，IGCC和常规粉煤电站的竞争力会逐渐显现，“如果把碳排放政策考虑进去的话，普遍认为IGCC还是很有前途”。

业界认为，“IGCC+CCS”组合的综合效率、经济性、环境排放都要优于“粉煤电站+CCS”。吴立新称，各国也都在做这方面的规划和研究。IGCC要想在经济上有竞争力，需要进一步优化技术、严格排放法规和出台激励政策。

“IGCC电站应该是作为技术储备来发展的”，华能一内部人士告诉《财经国家周刊》记者，这是“基于对未来中国发电技术的整体展望”。

吴立新等人认为，目前正在推广的“超超临界”等先进火电技术，才是代表着中国火电的主流发展方向，“不管是温室气体还是常规的污染物，提高了效率，用的煤少了，自然就减排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