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前红：地方人大的困境与突破（2）

市长助理也很尴尬。

2006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监督法》出台，规定人大不能再对司法机关搞个案监督，但人大又不能完全放弃对公检法的监督职能，很多地方人大就摸索出一个办法：每年人大常委会安排专门会议，听取公检法的“办案质量专项报告”。

很多地方人大在开会之前，都会安排几个“托”，即固定发言人员，一是防止人大常委在会上都不发言，导致会议冷场，二是掌握发言尺度，“正确引导舆论”，给会议定调。

有一次，武汉市政法委书记兼公安局长来作办案质量报告，由人大常委评议。市公安局长的报告，内容有可商榷之处，逻辑也不太通顺，但几位固定发言的常委都一致称赞。秦前红本来没准备发言，但他实在听不下去了，也来发言：“我认为书记和局长的报告水平非常高，体现在哪里呢？这份报告写得如此之糟，你还把它念得琅琅上口……”

第二年，公安局长又要来作报告。手下起草好了报告，局长退回去，批示：“去年我们去作报告，秦教授对我们的批评，言犹在耳。今年一定要把报告写好，不能再让我难堪了。”

2007年1月9日－14日，武汉市十二届人大一次会议，内容有听取和审查武汉市人民政府工作报告、换届选举等。本届政府市长李宪生已被提名为下届市长人选，只待人大代表选举通过了。

大会前，市领导到各区代表团听取意见。李宪生来到武昌区代表团时，秦前红向他提了意见。秦前红说：“李市长要向大会作的《政府工作报告》里，有一个重要标题：‘明年工作的安排’，但是，在人大选举产生新一届政府之前，这一届政府不应该安排下一届政府的工作。”李宪生听了，马上令政府秘书长修改，到他正式作政府工作报告时，这个标题改成了“对政府明年工作的建议和打算”。

2008年，在一次武汉人大常委会会议上，一位列席会议的副市长手机响了，他很大声地接电话。全场的眼光都看着他，觉其做法不妥，但又拉不下情面说。这时候秦前红申请发言：“有人说过，民主从开会开始。你对会议的态度，就是对民主的态度。你对人大会议的态度，就是对人民的态度、对社会主义民主的态度。副市长在人大会场上接听电话，是不合适也不严肃的，是极其不民主的。”

副市长极为难堪。消息传到市政府，时任市长阮成发特地召开一次市长常务会议，讨论市政府组成人员如何去列席人大会议？阮成发说：“同志们，我们以后到人大开会，不是接不接听手机的问题，而是你根本不要带手机去开会！“据说阮成发又补了一句：“因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这些人迟早都要进人大的。今天你对人家不尊重，将来你到人大当主任、副主任，当人大常委，人家也不尊重你怎么办？”这次会后，市政府专门出了个文件：《市政府组成人员出席人大会议的相关规则》。

地方人大立法要有特色

2001年，中国《立法法》出台，规定地方人大（副省级和计划单列城市）有地方性法规制订的权力，但很多地方立法无特色，照抄照搬上位法。如何用这个权力去解决地方性问题，为当地经济社会文化发展服务？各地的地方人大都在探索，其中一种方式，是改变起草方式。

以前地方人大制订法规，一般是由行政部门起草，比如要搞水方面的法规，就由水务局起草；搞关于房地产的法规，是房管局起草，这些部门把自己的意志加进法规草案，导致的结果就是“部门利益法制化”。

为什么出现这种情况？因为地方人大缺乏懂法律、懂行政机关事务的人才，不具备自己起草法规的能力。秦前红当上人大常委后，积极倡议“专家起草”法规。专家的立场和态度是中立的，他们可以借助充分的调查研究、科学的研究方法、专业化的技巧，把法律从语言、结构、制度安排、制度表达都搞得更适合。

这几年，武汉市人大依靠专家起草了多部法规，仅秦前红教授就主持起草了《武汉市企业和企业经营者权益保护条例》、《武汉市再生资源回收条例》、《工会审计条例》、《武汉市物业管理实施条例》、《武汉市水资源保护条例》等。武汉市的地方立法水平，在全国排在前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