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理群： 80、90后其实是不幸的一代（2）

钱理群：《梦话录》可以视为我的另一本书《致青年朋友》的姐妹篇，我的演讲不可能、也不应该面对所有的青年，大体上可概括为鲁迅说的“醒着”的或者希望“醒着”的、“要前进”的青年，年轻人有权利去选择自己的生活方式，愿意听或者不愿意听，或者听了毫无反应，甚至产生曲解，都是正常的。

这些年由于年龄、加上退休的关系，我也不可能与当今的80后、90后广泛接触，这些演讲基本上是一些小范围的交流。我并不期待它们能产生立竿见影的效果，毕竟社会现实的力量是很强大的，我的期望就是两点：第一，能让年轻人听到一种和“流行的主流观点”不一样的声音，至少多一种活法；第二，演讲这种形式或许会激发瞬间的感动，久而久之被听众所遗忘，这也是很正常的。假设他们日后偶尔能回想起来一点，这就足够了。

和青年朋友打交道，我一直坚持一个原则，必须真诚，不要掩饰自己。面对青年人，胡适很自信，采取的是“导师”式的态度，可以包办青年的一切疑惑。不过，在今天要是摆出一副导师的姿态，是很容易引起反感的；鲁迅就不一样，他一开口就说“我实在不愿意来讲，因为我不知道该讲什么好”。这绝不是谦虚，而是真心话。他还特别怕学生鼓掌，说你们一鼓掌，把我弄得昏昏然，那就害死我了。他还经常质疑自己的看法。

我赞成鲁迅的态度，我觉得有很多疑惑，是我和今日的年轻人一起面对的。只是出于年龄、阅历上的一点优势，我愿意谈谈自己的看法，也欢迎和大家一起探讨。

二、关于北大：读书是为一辈子安身立命找到信仰

南方日报：在《梦话录》中您也谈到了对北大、包括对高校现状的一些反思，比如您提到北大正在自觉、不自觉地培养以做“成功者”、“人上人”为目标与动力的“伪精英”。在您看来，北大应该着力于培养什么样的人才？

钱理群：关于北大要培养什么样的人，胡适有一个明确的说法，就是要培养引领思想、文化、学术潮流的“精英”。

鲁迅也说，北大的传统是“常为新的，改进的运动的先锋”。

在我的心目中，理想的北大，不仅要培养一般实用性人才，更要着力培养那些具有创造性思维潜力的人才，包括思想家和学术带头人，北大不仅有这个传统，也有实现的条件，更是自身发展的迫切需要。

从历年报考北大的生源和国家建设需要来说，北大人要做精英，这本身并不错。问题是，这是怎样的精英？我理解的真正的民族思想文化的精英，必然是民族与人类良知的代表，社会公共利益的代表，必然有强烈的人文关怀、社会关怀，对世界、国家、民族、人民有高度自觉的责任感、承担意识和牺牲精神；同时，又是有着强烈的底层关怀的，既要“脚踏大地”，又要“仰望星空”。

但现实的所谓“尖子”学生，有相当一部分往往是一些“高智商的利己主义者”。论知识与能力，他们都属一流，但致命的问题是没有信仰，最大限度地谋求个人利益，也会最大限度地利用体制的弊病，迎合体制的一切需要，以谋私利，恰恰是这样的人，最容易成为、而且事实上已经成为现行体制的接班人，从而成为国家、民族未来发展的根本性的隐患。

南方日报：目前高校毕业生就业形势可说是一年比一年严峻，甚至“读书无用论”又有抬头趋势，您对此怎么看？上大学究竟图什么？

钱理群：爱因斯坦曾经强调：大学并不只是一个知识的传授所、职业的培养所，它的最基本的任务和职能是培养“和谐的人”。这其实也是蔡元培先生的教育思想，把“养成健全的人格”放在第一位。也就是说，上大学，不仅要求知识、学技术，还要培养自己的人文关怀，为一辈子的安身立命找到信仰，奠定一个坚实的基础。

我曾经说过，某种意义上今天的80后、90后是最不幸的一代，中学阶段遇到了应试教育，大学毕业又碰到就业教育。据我的观察与了解，当下中国年轻一代最大、最根本的问题，就是生活没有目标。那么大学阶段如何确立自己的信仰？我有两个建议：首先，要自由地读书、自由地思考。大学阶段的自由读书，应该有两方面，一是古今中外基本经典的精读，另一方面是尽可能广博地泛读，尤其是专业之外的书。在广泛阅读基础上，必然会发现和你“心有灵犀一点通”的大师，作为你一生治学和做人的基本精神支柱。除此之外，还要适当参加社会活动，特别是到农村去志愿服务，这对你了解中国国情民意，大有好处，这也是为学、做人的基本功。

真正能实现“精英梦”的永远是很少一部分人，大部分人都得做“泥土”。鲁迅也说过，做“天才”固然很好，但“泥土”也是不易做的。我想，假如那些奋斗在基层岗位的北大毕业生，能坚持培养自己终身学习的能力、研究能力、创造性和批判性思考的能力，问心无愧地做有思想的“泥土”，那么他们在同一行业中的表现也一定不会“泯然众人矣”，必有过人之处的。

南方日报：最近几年，高考状元弃北大投奔港大的消息引起议论纷纷，您是怎么看待这个现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