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十年前“中国道路”夭折始末

1949年11月16日，新中国刚刚宣告诞生一个半月，就举办了一个国际会议，即世界工联亚洲澳洲工会会议。刘少奇以会议主席团主席的身份，代表中共中央致开幕词。他在致词中首次提出了“中国道路”的概念，并概括了这条道路的基本公式：(一)统一战线；(二)共产党领导；(三)武装斗争。 

刘少奇明白宣称：这就是中国人民取得胜利的基本道路，就是毛泽东的道路。刘断言：这一道路，不仅在中国适用，对世界落后国家和民族同样适用。因为，“在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如果没有这样的武装来保护自己，就没有人民的一切”。故中国革命的道路，也“是许多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人民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民主所应该走的道路”。为此，刘少奇告诫与会亚洲各国代表：重要的问题是要建立革命的军队，“在已经存在人民解放军的国家要为巩固这些部队而奋斗，而在没有建立这些军队的国家应当为建立这样的军队而奋斗”。 

中共代表们显然没有注意到一个事实，那就是除苏联代表团外，与会代表多半都是以合法的身份，经过合法的渠道，从各个资本主义或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来的。换言之，多数与会者所代表的工人组织，在本国都有着合法的身份，都在法律范围内进行活动。他们固然抱着同情和支持中国革命成就的态度来到新中国开会，却完全没有到中国取经的想法。公开号召各国代表回国后开展武装斗争，推翻帝国主义和本国统治者，让这些代表听得胆战心惊。开幕式一结束，不少代表就纷纷找到苏联代表团，向团长索洛维约夫激烈地表示异议甚至批评。他们认为，中国人本来只应礼貌性地致简短的祝词，怎么能在这样的会议上大谈政治问题，甚至公开提出武装斗争和推翻政府这种激进的革命号召。他们强烈要求，绝不能把这样的发言登到报纸上去。 

世界工会联合会固然是得到苏联支持的带有社会主义倾向的国际组织，但它历来都照顾到各国工会组织所处的环境和从事合法斗争的现实，从不兜售或推销俄国革命的经验与作法。尤其二战结束后，美苏日渐走入冷战状态，双方非常注意不在对方的势力范围内挑起冲突。因此，苏联代表团也对刘少奇的发言深感不满。为此，索洛维约夫直截了当地向中共代表团反映了各国代表的意见。但中共代表不以为然，双方的交涉无果而终。 

索洛维约夫马上通过苏联大使馆向莫斯科汇报了这件事，并且表明了自己的态度。大会的决议稿没有理会中共代表的要求，只字未提与本国统治者和帝国主义进行武装斗争的问题。中共代表团对此十分气愤，与世界工会联合会的执委们发生了激烈的争论。但后者明确告诉刘少奇等人：如果按照中共的意见通过决议，“我们就得收拾行装，从巴黎搬到莫斯科去。因为通过类似决议之后，处在帝国主义国家领土上的世界工联任何事情都做不成了”。 

结果，这次会议虽然在新中国召开，中共代表明确地表示了自己的意见，会议的决议却和以往一样，完全没有响应中共的号召。 

斯大林的认可与力推 

让所有人都没有想到的是，在这种问题上一向十分谨慎的斯大林，这次却一反常态地站在中共代表的一边。 

斯大林得到报告后不久，毛泽东即以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主席的身份，亲自前往莫斯科进行公开访问。斯大林最初在与新中国结盟的问题上还多有犹豫，不久就彻底打消了顾忌，下决心将中苏两国结为友好互助同盟关系。据此，他复电索洛维约夫，批评后者犯了严重的政治错误。斯大林声称：刘少奇的讲话不仅是正确的和及时的，而且应该公开发表，并应向各国代表团通报他的意见。为了表示苏联党对中国党这一立场的支持，苏共中央机关报《真理报》还在1950年1月4日把刘少奇的上述讲话译成俄文刊发出来。 

此后，斯大林迅速采取了一系列重大措施来推动亚洲各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包括资本主义国家的共产党人，学中共的榜样，走“中国道路”，即实行武装夺取政权的方针。 

1950年1月6日，莫斯科改变了战后与日共中央商谈好的斗争策略，它通过欧洲九国共产党情报局机关刊物发表文章，公开批评日共奉行的议会斗争政策，要求日共学中共，用武装斗争将美国占领者赶出日本。 

一周之后，莫斯科又进一步发表文章，批评印共，同样要求印度共产党用武装斗争的方式实现民族解放。 

在日共、印共先后被推向武装斗争的同时，斯大林在1月下旬得到了朝鲜劳动党领导人再度提出的，希望苏联批准和支持通过武力的手段实现朝鲜统一的要求。在数月前还明确反对这样做的斯大林，这一次终于表示了同意，并很快通过各种方式为朝鲜实现这一计划提供了全面的指导和援助。 

也正是受到苏联方面这一态度的鼓舞，还在莫斯科访问的毛泽东也明确指示中共中央，要尽最大努力援助正在进行反法武装斗争的越南党，包括为越方人员在中国境内提供训练场所，配备武器装备，派遣军事、政治顾问，等等。 

由此不难看出，从1950年开始，在中国革命成功的影响下和“中国道路”推广的作用下，中国周边亚洲各国的武装斗争都迅速扩展起来，其中尤以朝鲜战争的爆发和越南抗法战争的迅速推进最为典型且影响最大。中国以某种形式参与朝鲜和越南战争，几乎不可避免。 

斯大林去世，“中国道路”暂时停摆 

以武装斗争为特色的“中国道路”的推广，从一开始就遭遇了多方面的阻滞和抵抗。日本和印度的共产党人因对这一政策的看法不一，先后发生分裂。除个别原本因文化不同具有分裂倾向的地区外，在印度这个崇尚甘地的非暴力哲学的国度中，暴力革命全无推行的土壤。而在日本这个城市化和工业化已相当发达且地域狭小的岛国，依照中国式的农村包围城市的办法建立庞大军队和根据地，从事大规模武装斗争，也全无可能。结果，少数模仿“中国道路”走入武装斗争者很快受到镇压，而整个党因政策转变，合法地位不复存在，国内民众原来较高的支持度，也骤然降到冰点。 

在整个这一波走“中国道路”的热潮中，最具成功可能的，就是受到中苏支持的朝鲜的军事作战行动。然而，自1950年6月25日战争打响后，这场名义上的国内战争就受到了美国的直接干预。美国除迅速出兵增援南半岛的韩国政府外，还通过联合国组成了以美军为首的联合国军进行干预。这场战争最后只是维持了战前的地理格局，但参战各方在人力、物力和财力上都损失极大。 

在这时中国周边所有按照中国革命方式开展武装斗争的国家中，只有越南党的武装斗争取得了明显进展。因为这场战争发生在中国边境线外，援助越南党的地理优势明显，法国却远隔重洋，运输线长达几万公里，越、法之间的战争又是殖民主义和民族独立之间的战争，越南民众的同情全在越南党一边，两者力量对比优劣明显。再加上战争发生在朝鲜战争的同时，唯一可能援助法国的美国分身乏术，在这种情况下，越南党的军事斗争才取得了较明显的成功。到1953年夏朝鲜战争结束时，越南党已经从最初的中越边界小块丛林地带，在越南大部分地区建立起了武装根据地。 

这一波推广“中国道路”的热潮，因斯大林去世戛然而止。一方面，多数苏共领导人原本即不理解、不赞成斯大林的这一主张，斯大林一死，苏共中央马上停止了对各国武装斗争的支持，转而主张实行和平共处的外交政策，希望促成国际缓和局面;另一方面，新中国作为“中国道路”的推行者，在这一系列援外斗争过程中，虽然取得了骄人的战绩，但数十万人的死伤，无数人力、物力、财力的损失，亦成为百废待兴的经济恢复和国内建设工作的沉重负担。特别是1952年中国开始了第一个大规模的五年经济建设计划，继续深陷于南北两面的紧张战争中，维持庞大的军费开支也不现实。权衡利弊的结果，中共中央接受了苏共中央的主张，并不顾越南党内的反对意见，硬性劝告越南党与法国方面以十七度线为界，实现了停战与分治。同样，中共也先后劝止了东南亚各国背靠中国展开武装斗争的共产党和分裂组织反对本国政府的暴力行动，一度全面推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力图与这些国家的资产阶级政府发展外交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