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十年前“中国道路”夭折始末（2）

毛泽东对“中国道路”的坚定态度 

然而，改变输出革命的方针，并不等于毛泽东改变了对“中国道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意识形态观点。实际上，早在1938年11月毛泽东初步实现党内领袖地位之时，就曾明白地告诫过党内干部：“革命的中心任务和最高形式是武装夺取政权，是战争解决问题。这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原则是普遍地对的，不论在中国在外国，一概都是对的。” 

正是基于这一观点，当1940年代初延安整风结束，全党完全统一在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上之后，一些中共领导人就曾公开发表文章宣告：毛泽东所开辟的中国革命的道路具有指导世界革命的特殊意义。这是因为，俄国十月革命的道路只适用于资本主义国家，而中国革命的道路却是适合于一切殖民地半殖民地落后国家和民族的一条解放道路。 

在1949年5月，即刘少奇上述讲话半年之前，也是朝鲜战争爆发一年多前，毛泽东也针对这条道路的普遍意义表示过看法。他当时针对朝鲜问题有过一段谈话，明确认为武装斗争是实现落后民族解放的唯一途径，哪怕中国可能会卷入其中，也是必要的。他告诉过朝鲜党的代表：朝鲜目前虽没有解放全朝鲜的实力，但这个时机是一定会到来的，朝鲜党、军队和人民应做好思想准备，等待有利时机的出现。在毛看来，一旦中国自身完成了统一的军事作战，美国人又离开了朝鲜半岛，比如1950年上半年，就可能出现有利时机。到时候，即使有国际干预，我们也能迅速派出精锐部队给予朝鲜党有力的支持。 

由上可知，即使是在推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外交方针的情况下，毛泽东和中共领导人对世界革命和“中国道路”经验意义的看法，也是不会改变的。1954年，英国共产党为了能够把《毛泽东选集》翻译介绍给英国民众，同时又不致因毛泽东文章中对暴力革命和战争手段的强调引发反感，主张删除相关论断，毛泽东得知消息后，当即表示了强烈不满的态度，坚持对这一原则性观点绝对不能做任何删改。这件事也可以清楚地看出毛泽东对“中国道路”的坚定态度。 

在这样一种情况下，当苏共中央领导人赫鲁晓夫全面提出“和平共处”、“和平竞赛”和“和平过渡”的政治外交方针之后，毛泽东对这些新的苏联领导人的不满也逐渐溢于言表。他开始告诫党内干部：要警惕苏共领导人放弃暴力革命道路的倾向，暴力革命是共产党人手里最有效的，也是唯一能够取得胜利的“刀子”(武器)，放弃对帝国主义、资产阶级的这一革命手段，就意味着放弃了这一制胜的法宝。 

对邻国的援助逐渐停止 

1958年，越南党因看不到在自己主导下实现和平统一的可能性，再度恢复武装斗争，毛泽东表态支持。紧接着，中苏围绕着要不要对美缓和发生争论，苏联在中印边界冲突问题上态度中立，进一步加深了中苏两党的意识形态分歧。 

1960年4月，中共中央借列宁诞辰90周年之际，公开发表《列宁主义万岁》的政论文章，阐明了坚持暴力革命和阶级专政的原则立场。随即，针对印度当局纵容西藏分裂主义势力和蚕食中印边界争议地区的情况，毛泽东不仅下令越境打击印军，而且从此改变了对中立于美苏两大阵营之间的各国资产阶级政府的统战态度，逐渐转向了“三斗一多”的方针，即对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各国反动派坚决斗争，绝不缓和;对亚非拉各国人民革命斗争的援助只能多，不能少。用周恩来的话说，中国已经成为世界革命的中心，我们必须担负起领导的责任，当仁不让。 

既然要由中国来领导世界革命，那么毫无疑问地“中国道路”又再度成为中国对外输出革命的最核心的内容了。国防部长林彪为此专门组织写作班子，发表《人民战争胜利万岁》的长文，系统总结中国革命经验，把当时的世界局势和中国革命的地理状况相类比，认为帝国主义就相当于城市，落后国家和地区就相当于农村，世界革命理当按照“中国道路”，到处开展武装斗争，实行农村包围城市的战略，由星星之火而渐成燎原之势。 

其实，说到底，所谓“中国道路”，核心就是一个“打”字。对此，毛泽东讲得很明白。“文革”开始后，他曾明确讲：各国革命的关键是要开展武装斗争，“苏联道路也好，中国道路也好，十月革命不就是打么。什么道路?打就是道路”。 

正是依照这个“打”的部署，从1960年代开始，中国把联络和援助的目标全面转向了各国激进的小组织，采取接进来、送出去的方法，在中国内地建立训练基地，学习中国革命的理论和经验，以及各种武装斗争的技术和战术，再援以金钱和武器，送他们回去开展革命。而“文化大革命”的发动，包含着一个很重要的目标，即把中国进一步树立成世界革命的样板，广泛传播毛泽东革命思想，并且向各国输出中国式革命的对外政治意图。尤其是对周边容易援助的各国党，这类道路的输出就更是驾轻就熟了。 

以1954年后与中国关系最好的东南亚邻国缅甸为例。“文革”一开始，中共中央就基于上述意图，批准并协助来华十余年的缅甸共产党人和少数民族武装力量回缅甸去开展武装斗争，建立根据地。和当年对越南党一样，中国政府在1954年实行和平共处外交方针时，曾停止了对它们武装斗争的支持，并把其中相当多数无法在缅甸合法生活的青年骨干分子，撤进中国来，分别安排在远离云南边境的四川和贵州农场中劳动生产，并为他们中大多数人介绍了中国姑娘，帮他们在中国安了家。但这个时候，毛泽东因为相信只有重新推行“中国道路”，才可以造成世界革命的大环境，故决心要在周边国家进行此种实验。缅甸被选为试验的重点国家。早年撤到中国来的缅甸武装斗争人员自然又被安排受训，然后送回国开展斗争。 

为了保证这些人员能够安全回缅，以及缅甸的革命者能够集体到中国来学习军事和进行装备，中国军队还专门组建了训练营，组织后勤补给基地，成立了武装护送部队，甚至不惜化装成缅共游击队，直接与缅甸政府军作战，以掩护缅共人员在中缅边界地区的进出。可想而知的是，这样的“中国道路”的试验，其成功的可能性究竟会有多大。 

做过缅共中央高级干部的杨美红介绍说：当时缅共所在之地全都挂的是毛泽东和林彪的画像。不但挂像，每天还必读毛主席语录，对着毛主席像“早请示、晚汇报”。缅共人民军穿的衣服、用的枪、吃的粮食，都是中国的。缅共部队中都派有中国的军代表。军事训练营地最初是设在中国云南境内，后移至缅甸境内…… 

“中国道路”在中国能够成功，纯粹是中国自身的内部和当时特殊的外部条件所造成的。若相信这一道路可以用之四海而皆赢，在今天看来，实在是一厢情愿。其实，毛泽东自己反复讲过，中国革命的经验，首要就在于把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理论，与中国具体的实际相结合。毛泽东曾经再三表示过反对照搬苏联的经验，然而，却又格外迷信自己的经验;对中国的事情不管对错都要照自己的方法来办，对外国的事情也要比照自己的经验和意志，来判断是非对错，甚至推而广之。毛泽东活着的时候，就已经开始抱怨这些小党“不争气”，转而去和美国打起交道来了。毛泽东去世后，中国要对世界开放友好，重点转向经济建设，再度放弃支持缅共等小组织的武装斗争，不可避免。 

1979年底，中共中央召见了缅共领导人，宣布了中方的决定：给缅共5年的过渡期，从1985年1月1日起，中国将全部中止对缅共的援助。随后，中国顾问团和参加缅共斗争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官兵全部撤回了中国。缅共内部顿时人心浮动。若是读过杨美红的回忆，读到那些曾立志要为实践“中国道路”而牺牲的人们，最后竟因失去援助而绝望自杀的情景，相信一定都深感震撼并扼腕不已。杨美红这样表达自己的感慨：“真是壮志未酬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沾襟。一切只是一场虚幻的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