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行政化”还是“去行政化”
对于“取消药品加成”,大多数“两会”代表委员关心的是,财政补偿能否到位。
“公立医院改革不改不行,但现在这种改法存在很多问题。”全国政协委员,吉林大学医学部学位委员会主任、博士生导师迟宝荣在政协医卫组讨论时表示,“如果没有补没有养,医院怎么发展,科研怎么发展?”
而在公立医院改革问题上,“两会”代表委员也频频发出相反的声音。
一种声音认为,改革的关键是增加政府财政投入,以强化医疗机构的公益性。全国人大代表钟南山在接受财新记者采访时表示,“基本医疗的公益性,要从县级医院开始。除了奖金,政府要把县级医院的人员工资负担起来,而不是让医生自己去创收。”
全国政协常委蔡威也认为,“落实公立医院公益性的突出难点是国家投入不足,普遍存在公益性淡化,追利趋势明显。加上不符合实际地夸大宣传当前公立医院的服务,老百姓普遍对公立医院的期望值过高。”
在他看来,解决方案是政府加强对公立医院的投入,保证其按公益性要求正常运转。他指出,“国外公立医院工作人员的人头费和平时医院的运营经费60%以上是政府预算内的,医护人员按岗位拿年薪,较多国家的公立医院的工作人员参与管理,充分调动医护人员参加医改的积极性,建议公立医院药物和医用耗材只能有医保目录内的,医院建设标准是基本配置。”
与此截然相反的是,全国政协委员、陕西协同生殖医学研究所所长董协良指出,当务之急,应是不折不扣地去执行“去行政化”。
董协良表示,与公立医院改革相关的政府改革很多,但很多专家、媒体和地方主管,都把焦点放在“政府财政补偿”上,“说白了,就是向财政要钱,却不关心政府与公立医院的财务关系如何界定,应该建立怎样的游戏规则。这显然错置了改革焦点。”他说,“如果政府的执政理念、执政方式和施政制度不改变,政府砸钱的过程就会变成老百姓的纳税打水漂的过程。那么新医改就不可能成功。”
此外,董协良的提案中还建议,赋予公立医院独立法人地位。他指出,据调查,虽然17个试点城市的改革文件里都提到落实公立医院独立法人,但从调研的情况看,绝大部分试点城市都不能落实,这些公立医院的董事会、理事会更多地属于咨询机构,并没有决策权。
董协良表示,“尽管相当一部分公立医院的院长对于新医改政策中所提出的公立医院法人化抱有积极预期,但改革中真正的主动角色是政府部门。鉴于行政力量的强大,如果对“去行政化”的原则和方向不能明确,现实中公立医院法人化改革的种种努力,必将遭到各种行政力量的干扰甚至阻挠。在实践中,公立医院法人化改革的新努力,会在不同程度上遭到抵消;改革的新空间,会在很大程度上遭到压缩。”
在他看来,落实管办分开原则的要害,在于推动公立医院“法人化”。
另一不愿透露姓名的专家也认为,以药补医机制的形成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包括药品加成等价格管制措施,公立医院的垄断地位,缺乏有效的费用控制机制,以收入为基础的考核分配机制,以及管办不分、政事不分等。
事实上,无论法人治理结构还是管办分开、政事分开,都早已被写入公立医院改革方案,但始终举步维艰。有专家表示,部门利益是其阻力之一。
与很多专家呼吁彻底实现管办分开不同,在“两会”期间接受《健康报》记者采访时,陈竺强调,“应该是在大卫生系统下面来探索管办分开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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