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改革：留下的都是“硬骨头”

在来北京参加全国“两会”之前，全国政协委员、中国（海南）改革研究院院长迟福林先去了一趟广东，他被广东省委书记汪洋请去参加一次内部会议。

3月5日，十一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开幕的第一天，广东团的小组讨论会议上交流得最激烈的话题是“改革”。一直以敢言率直著称的中国工程院院士钟南山再次“高调问政”，讨论行政改革与放权试点的问题。汪洋表示，目前政府放权遇到的最大困难是会触及现有的法律法规，他希望能得到更高层面的支持，广东正在争取支持进行放权的试点。汪洋还开了句玩笑——“如果法律有障碍，我们一起去上访。”

就在广东团小组讨论前，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刚刚作了2012年《政府工作报告》。报告中53处提到“改革”，并且用了比往年更大的篇幅谈改革。在逐条叙述改革的重点任务之前，用了两段话强调改革的迫切性，并指出目前改革的关键在于理顺政府与市场、中央与地方、城市与农村、经济与社会发展、政府与公民和社会组织的关系。“改革开放是决定中国前途命运的正确抉择。”温家宝这样表述。

“今年对改革的强调特别多，肯定与‘两会’之前社会对改革的呼吁有关。”中共中央党校学习时报社副编审邓聿文说。

在“两会”召开之前，2月27日，世界银行发布了与中国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联合撰写的报告《2030年的中国》，这是中国政府和世界银行合作历史上首次重大而着眼长远发展的策略性研究报告。在世行报告发布之前不久，《人民日报》2月23日发表了题为“宁要微词，不要危机”的评论，文章表示，改革有风险，但不改革党就会有危险。我们宁要不完美的改革，不要不改革的危机。

今年正值邓小平南巡讲话20周年，改革的话题再度热了起来。

悲观者认为这只是表面繁荣，形势并不乐观。而乐观者更愿意把“邓小平南巡20周年”作为一个契机，推动近几年来停滞不前的改革越过十字路口。吴敬琏曾经说，中国已经站到了新的历史十字路口上，何去何从，将决定中国的前途和命运。

怀念“南巡”

最近十年，是中国经济迅猛增长的十年。

这一轮经济增长，得益于始于上世纪70年代末的改革开放，制度的变迁释放出巨大的红利。迟福林在评价上一轮改革时说，“我们最大的成功是做大了总量，第二是初步建立了市场经济体制。”但他同时也指出，时至今日，改革的红利逐步在减弱，需要形成新的改革红利。

然而现实是，在GDP高歌猛进的这十年里，改革躲在经济增长的光环下蛰伏不前。

比如国企改革，在世纪之交曾经取得过阶段性成果，但近年来国企扩张、与民营企业争利的问题十分突出。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国企的触角伸展到非垄断领域。“到处都有国企，只要能赚到钱的地方都有国企，大量侵占民营企业的空间。”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说。

法治领域的改革也不尽人意。“邓小平时代天天讲法治，‘十五大’把法治提到政治改革议程的中心，但近几年到处在搞社会运动，没有人讲法治。这其实就是倒退。”郑永年说。

在他看来，现在的改革环境与1992年邓小平南巡之前十分相似，都没有方向，并且找不到一个突破口。“为什么怀念南巡？大家希望用纪念南巡的方式突破无改革的局面。”郑永年说。

越界的政府之手

不管是上世纪70年代末开始的农村包产到户，还是80年代中期起连续几年推动的价格闯关，或者是90年代朱镕基时期在国企领域推行的激进改革，中国在这30年里所经历的最大变化就是向“市场化”的转型。“但市场经济没有完全走下去，停滞了。另一方面，社会福利方面也没有发展起来。政府应该管的不管，不该管的瞎管。”在谈到目前中国改革的遗留问题时，郑永年说。

政府与市场的边界不清，一直是中国改革面临的核心问题。在2012年的《政府工作报告》关于改革的表述里，摆在第一位的就是“理顺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更好地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