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树安：古代的选举及考试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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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选举制度自原始社会就存在，当时还是比较公平的。奴隶制社会的制度是世卿世禄制。奴隶主贵族的官职、爵位、俸禄都是世袭的，无须选拔。到春秋战国时期，世卿世禄制逐步转变为军功爵制和养士制度。两汉时期实行察举、征辟等制度选拔人才。这时皇帝让官员考察自己势力范围内的人才并向朝廷推荐与由皇帝直接聘用官员这两种选拔方式并存。当时确实推举了很多人才，但是却分散了皇权。后期卖官卖爵现象非常严重，官场黑暗。三国时代无新制度出现，魏蜀吴各方为了争夺人才为己所用，展开了激烈的人才选拔和任用之争。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九品中正制是维护大官僚、大贵族政治经济特权的工具。到南北朝后期，开始改革选拔制度，不再强调出身，有利于任用有真才实学的人，从而加强了封建朝廷的统治，最终北朝统一了全国。   

自古以来，咱们中国有很多选拔人才的制度，内容也非常丰富，应该说这是一份宝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值得我们去发掘、去研究，而且还有很大的借鉴意义。不仅在阶级社会有了国家才有选举制度，就是在原始氏族社会也有一个选拔人才的问题。我国的选举及考试制度现在受到了外国学者的重视，80年代以来经常有一些外国的高级教育代表团到中国来取经，他们说要学习中国的考试制度，说中国是考试的故乡，他认为咱们在这方面有丰富的经验。所以，从80年代开始，我国学术界开始重视研究古代的典章制度、选举制度、职官制度。从时间上说，我们这个制度也是很古老、很久远的。受中国科举制度的启发，英国的文官制度引入考试的做法也才200多年，美国到现在也才有130、140年的时间。科举制度产生于唐朝，是中国整个选举制度中的一部分，到现在也有1300多年了。所以从时间上说，我们比西方的考试制度更久远，我们这方面也有很多的经验值得借鉴。下边我们就一个时代一个时代地理下来，让大家有一个整体的印象。

原始氏族社会的民主选举和禅让

一、民主选举原则

原始氏族社会没有阶级，人和人是平等的，选拔推举领袖人物的基本原则是民主原则，这在我们的历史文献中是有记载的。唐朝张守节《史记·五帝本纪》的《正义》引《帝王记》载：“挚在位九年，政微弱，而唐侯（尧）德盛，诸侯归之，挚服其义，乃率群臣造唐致禅。”这个记载印证了在原始氏族社会确实存在着民主选举的阶段，大意是挚是尧的哥哥，在他做部落联盟的首领期间，政绩不好，而尧的威望越来越高，各个部落都愿意接受他领导。于是，挚按照传统的做法，带领手下人主动把首领的权力和地位转交给尧。《淮南子·本经训》也记载：“万民皆喜，置尧为天子。”就是老百姓都拥护，把尧放到天子的位置上。《史记·五帝本纪》记载,尧的晚年对于自己的继承人问题向四岳（四个部落的酋长）咨询，四岳推举舜，然后尧又对舜进行了一番考验，考察他是不是有这个能力，最后舜表现很好，这样舜就做了继承人，这些都体现了民主选举的原则。

这些民主选举的原则具体怎么进行？我们从文献当中看出，推举出的继承人要通过两个方面才能获得权力和地位：一方面是事神，事神就是通过一定的祭祀仪式体现神的认可；另一方面就是事人，看他对于具体的社会问题能不能很好解决，如果能很好解决，就会得到人民的拥护。在这一点上《孟子·万章》有记载：“荐之于天而天授之。”“使之主祭而百神享之，是天授之。”“使之主事而事治，百姓安之，是民受之也。”就是把他向天来推荐，祭祀的时候由他来主持，百神享受了你的祭品，那就是接受了你的祭祀了，这就是上天接受了。另外还要让他去办理部落联盟当中的各种事物，看他解决社会问题的能力，事情解决得很好，在群众当中树立了威望，得到了民众的认可。这就是民主选举原则具体体现的这两个方面。《礼记·礼运》对这时期有这样的阐述，就是“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就是说当时是最理想的一个社会，人和人是处在一种和谐的状态，没有冲突、没有暴力、没有斗争。所以我说这是一个大公无私的时代，在推选各级首领的时候，人们丝毫没有私心。

二、王权世袭的萌芽

到了原始氏族社会晚期，民主选举的原则开始受到冲击，出现了首领的儿子具有优先继承权，就是“王权世袭”。虽然是选举，但选举出来了放在那，先得让他儿子来继承权位，然后看大家拥护不拥护，要是拥护就罢了，不拥护再让选举出来的人做首领。这一点在《史记》中是有明确记载的，《五帝本纪》记载，“尧崩，三年之丧毕，舜让辟丹朱与南河之南，诸侯朝觐者不之丹朱而之舜；狱讼者不之丹朱而之舜；讴歌者不讴歌丹朱而讴歌舜。舜曰：天也！夫而后之中国践天子位焉。”说尧死了以后，守丧三年，四岳虽然推举了舜做首领，但是舜躲到了南河之南，让尧的儿子丹朱先做首领，但是各部落不去找丹朱做首领而去找舜，双方发生了争执，让首领来判断，还是不找丹朱去找舜，大家在民歌中不赞美丹朱而去赞美舜，这个时候舜才说这是天意，登临部落联盟首领的位置。就歌颂这一点来说，中国古代有通过诗歌、通过民歌来表达大家内心的一种愿望或者批评、赞扬首领、统治者的传统。这个“中国”不是现在中国的概念，就是中原地区。

舜到了晚年怎么样，舜和禹的关系又怎么样？《史记·五帝本纪》也有记载，“舜乃预见于天，十七年而崩。三年丧毕，禹亦乃让舜子，如舜让尧子。诸侯归之，然后禹践天子位。”意思是舜在去世以前，经过四岳的选举把禹向上天推荐，又过了十七年舜才去世，举行了丧礼以后，禹让舜的儿子商均先来做首领，就像舜让尧的儿子那样，但是诸侯都来归顺禹，禹才去做首领。这个记载比较简单，在《孟子·万章》中有详细记载，就跟舜先回避尧的儿子一样。通过这些记载我们可以看到，民主选举制度在原始氏族社会的晚期已经发生了变化，首领的儿子有优先继承权，而且不仅如此，甚至出现暴力夺权，在尧死之前，舜就抢班夺权了。《竹书纪年》记载：“昔尧德衰，为舜所囚也。舜囚尧，复偃塞丹朱，使不与父相见也。舜囚尧于平阳，取之帝位。”《竹书纪年》的记载还是比较可靠的，西晋时在现在的河南汲县发现战国时期魏国魏安西王的墓，当时西晋人从墓里拉出40车魏安西王陪葬的竹简，西晋有学者对这些竹简进行整理，其中有一部分内容是像编年史一样，记载了尧舜时期的情况，后人把编年的这部分叫《竹书纪年》。这里的记载跟我们通常看到的特别是儒家的经典记载很不一样，说尧的威望衰落了，被舜关押起来了，而且把尧和他儿子分开关押起来，尧还没死呢，舜就已经抢班夺权做了首领了，这是《竹书纪年》的记载。禹的情况在《韩非子·外储说右下》有记载，“禹以启为吏，而势重尽在启也。”《史记·夏本纪》记载：“禹子启贤，天下属意焉。及禹崩，虽授益（伯益），益之佐禹日浅，天下未洽。故诸侯皆去益而朝启。”意思是，禹让自己的儿子启去负责许多工作，使他在民众中树立威信，当禹去世的时候，本来选举的继承人是伯益，伯益还按照老传统躲开了让启来，他以为过一段时间大家还得把他请回来做首领，哪知道人家启这首领就当定了，大家也不来找伯益，这时候伯益就不干了，联合了几个部族跟启就发生了一场战争，通过这场战争，启最终取得了统治权建立了夏王朝，也可以说这是中国国家的开始。我们说它是国家的开始是有根据的，作为一个国家来说，它要有一套官僚机构，它要有军队、监狱等等，这些在文献中都可以得到印证。

这些说明到了原始氏族社会晚期，尧舜禹的时候不是和平的交接权力，已经有了暴力夺权。我们的考古资料也证实了这些。

三、从考古新成果得到证实

我国2000年启动了“中华文明探源工程”，这是由社科院中华文明研究中心挑头，由考古学家、历史学家、文献学家、年代学家、物理学家参加的综合性的大型国家科研项目，就是要看看我们中华文明最早的源头到底是什么时候。这个项目启动到现在才10年多一点，已经取得了很多重大的成就，有很多新的突破，有很多新的观念树立起来。我希望有越来越多的中国人知道这些，所以请大家关注一下关于中华文明的起源的问题。今天我就介绍一些跟尧舜禹的禅让有关系的资料。

尧舜时期主要活动的地点在山西襄汾，那里有一个陶寺遗址，70年代我们进行过发掘。为了探寻尧舜时期的社会情况，2001年对70年代以来发掘的山西襄汾陶寺遗址再次进行了深度发掘，发现当时的墓葬已经显示出等级差别。那里的墓很多，其中有9座大墓，大墓里陪葬品比较多，而有的墓陪葬品就很简单，可见已经有了贫富差别。但是这9座大墓每个大墓里都有一个50多厘米、绘有龙形的大陶盘，这九个大墓就给人的印象是墓主人恐怕不一般，那么到底会是什么人？另外发现有一大墓下有坑，这个坑在主人的头上端，两边各有三把玉钺（钺就是斧头），玉钺是那些部落首领或者部落联盟的首领拿着来指挥大家的器具，逐渐成了首领的权力和地位的象征。墓葬的主人头上各放三把玉钺，说明这个墓葬的主人可能是首领。另外还有若干遭到破坏的玉器、彩陶，但不是盗墓。因为要是盗墓者就会把这些东西都拿走，而这个就是破坏，甚至把棺材的板子都给拖走了，但东西还在那，所以我们叫它“扰坑”没有叫它盗墓。这个扰坑看来就是在当时造成的，这种现象在一些中型的墓葬中也有发现。有一些考古学家就说可能是发生了革命，因为革命就是冲突斗争、暴力的斗争。这就是考古的文物资料和文献记载都说明在原始氏族社会的晚期，就是尧舜禹时期已经不平静了，已经不像我们原来想的原始社会人人平等，更不像儒家所美化的那样尧到了晚年征求四岳的意见推举了舜，就把权力交给了舜，舜到晚年推举了禹，舜死了以后就把权力交给了禹。

为什么会出现儒家所美化的禅让？这个应该说事出有因，孔子是生活在春秋晚期，春秋晚期周朝以来的制度破坏了，已经出现了大国吞并小国，野心膨胀，甚至想把周天子拉下马自己统治天下。所以孔子对他的那个时代是很不满意的，他就找了一个样板，他说你看人家尧对于舜、舜对于禹多好，人家没有暴力和平交接权力地位，道德非常高尚。当然后来孟子也是这样来赞美的，把尧舜禹都说成圣人。特别是当西汉武帝的时候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家作为封建社会的统治思想，不符合儒家的思想那些文献，第一有些可能就被销毁了没有流传下来，再有作为读书人要想政治上有出路，他必须得读儒家的经典，参加儒家的这种选拔考试，所以他也不能说《韩非子》里怎么说的，他必须跟儒家保持一致。所以有关原始氏族社会晚期的暴力夺权的资料就越来越少，有一些没能传下来。但是毕竟或多或少还是传下来一些给我们看到，得到了一定的证实。所以我就觉得，如果这些材料在这里的话，我宁可相信，在尧还没死的时候，舜就可能抢班夺权了，把尧就关押起来自己做首领了，因为他已经到了原始社会的晚期，不仅贫富分化，谁要掌握了权力谁在经济上会有很多特权和好处，这种斗争应该是存在的或者说更符合当时的实际情况。所以，以后我们再说到禅让的时候，那你就可以有两个印象，一个是儒家的把尧舜禹美化成是圣人；另一个是历史的真实性，真实性不是儒家说的禅让，而是有了斗争、暴力。

奴隶社会的世卿世禄制

奴隶制社会选拔人才的基本原则，我们把它称为世卿世禄制。因为奴隶制社会是讲世袭的，奴隶主贵族的官职、爵位、俸禄在他死了以后，由他的儿子继承，不用去选拔人才，所以就成为世卿世禄制。但是下级的一些做具体事务的头目、首领也需要选拔。

一、夏商的王权世袭。

王权世袭是夏商的基本制度、基本原则。《礼记·礼运》记载：“今大道既隐，天下为家。各亲其亲，各子其子，货力以为己。大人世及以为礼。”以子继父为世，以弟继兄为及。就是现在大公无私的那种社会已经隐没、不存在了，谁做统治者就把天下看成是自己的私有财产，只把自己的亲人当亲人去亲近，只把自己的儿子当作儿子去对待，自己的努力都是为自己。以子继父为世，就是父亲死了儿子继承；以弟继兄为袭，就是哥哥死了以后没传给儿子，是传给弟弟，这种叫做袭，存在这么两种情况。总之，这是符合奴隶制社会的基本原则。

二、西周的选举与考试。

到了西周时期就有一定的选拔人才了，这里说的西周还是奴隶制社会，各级的奴隶主、社会贵族还是世袭的，底层有一些事务性的官职要选拔人去做，那就有一定的选举和考试。西周确立的是“嫡长子继承制”为中心的宗法制度，立嫡以长不以贤，就是嫡长子继承王位，强调血缘关系上“亲亲”原则。

西周统治者也提倡“选贤任能”，但主要是对下级官吏，在基层实行所谓“乡举里选”，乡就是都城以外百里之内叫乡，乡居住的主要是平民，有人身的权利，但不是奴隶主贵族也不是奴隶。地方的选士包括诸侯贡士和乡的选士。诸侯有义务向周天子贡献人才。“乡举里选”一方面包括乡的选举，还包括“诸侯共事”，分封的诸侯国要把他的土特产按一定的规矩贡献给周王，这个土特产里边就包括人才，规定你必须把本地的人才送到周王那里让周天子来任用。所以古书记载：西周国百里之内为乡，长官称乡大夫。《周礼·地官》之“乡大夫”下云：“三年则大比，考其德行道艺，而兴贤者能者。”三年进行一次选拔性的人才考核，推举出贤能之人。在这里我还要强调国学教育，在周王朝朝廷设有最高学府，称为国学。这个学府要选拔一些人来做学生，学习好了推举去做官。《礼记·王制》：“命乡论秀士，升之司徒，曰选士。司徒论选士之秀者而升之学，曰俊士。”就是周天子要发布诏令，让各地区各乡评论选拔出优秀的人才上报给司徒，选拔出来的这些人才叫选士，司徒对报上来的选士再选拔出最优秀的，让他们到国学去接受教育，这批人叫俊士。还说，由大乐正将国学中成绩突出者上报给司马，称他们为进士。我们要注意别一看见进士想到就是科举，西周时期的进士跟科举没有关系。司马根据这些进士的特长进行分类，然后上报给周王，让周王批准后给他官职、爵位和经济上的好处。然后周王通过射礼把社会地位分清楚，谁站在前头谁站在后头、谁应该服从谁，这就是奴隶社会的世卿世禄制度。

但是，世卿世禄制度也有特殊情况，比如伊尹、傅说都是奴隶，由于他们具有高超的才干，被商汤和武丁破格提拔做了相，辅佐他们治理国家，为商朝的建立和中兴做出重大贡献。

封建社会初期选举思想及制度的变革

按照现在来说，通常说战国时期属于封建社会的早期，但是层次比较低，属于分裂割据形态的封建社会，在这个时期选拔人才又有变化。春秋和战国这两个衔接的历史时代是社会大变革时期，奴隶制社会还在瓦解，新的封建制度要建立起来，政治上是一个大动荡时期，反映在人们的思想上也非常的活跃，出现了诸子百家，在人才方面也有各自的主张。

一、各家学派的选举思想

儒家主张举贤才。孔子有一个学生叫仲弓，到季氏做大总管，他临走的时候问孔子，说您告诉我我应该怎么做这个工作，孔子就给他说了三条：“先有司、赦小过、举贤才。”《论语·子路》就是你一定要给别人做模范做表率，别人有小的过错你应该宽容，看见有能力的人要提拔他。所以孔子讲要“学而优则仕”，学习好、有能力的人应该让他做官，这一点反映了孔子的先进，突破了奴隶制。奴隶制度的教育是学在官府，也就是说教育由统治者掌握，只有奴隶主贵族和他们的子弟才能受教育，孔子说只要学习好、有文化、有能力，那就可以让他做官，不是看他的地位和家庭出身。下边这一段就更进一步解释了孔子的思想：“先进于礼乐，野人也；后进于礼乐，君子也。如用之，则吾从先进。”这个野人是在野之人，就是不掌权的那些人，意思是只有那些平民、没有特权的人得先去学礼乐文化，为将来谋生找出路；君子（统治者、有地位的人）这些奴隶主贵族有地位，有世袭保证他的权力地位，所以他不用上来就开始学文化。如果要让我来任用的话，我就要任用那些先进于礼乐的野人，因为他有真本事、有真才实学。这就是儒家的举贤才思想，当然儒家也有局限性，比如强调等级制度、不在其位不谋其政等。

墨家主张尚贤。墨家在这方面跟儒家有所不同，他是不讲等级的，认为谁有本事谁就做官。墨子说：“不党父兄，不偏富贵，不嬖颜色。贤者举而上之，富而贵之，以为官长，不肖者抑而废之。贫而贱之，以为徒役。”“官无常贵、民无终贱。有能则举之，无能则下之。”意思是：不因为是自己家里人我就结党成派，不因为那人是有钱、有地位我就偏向他，不宠那种献媚取宠、点头哈腰的。有本事的我就推举他，让他有钱、让他做官，没本事的，就压制他，废除他的官职，还要降低他的社会地位，他让去做体力劳动。“官无常贵、民无终贱”这句话很厉害，做官的不是永远的高贵，老百姓也不是永远的低贱，谁有本事谁干。这句话恐怕对当官的冲击是很大的，所以墨家思想不受统治者的欢迎。

法家反对推举贤才。法家的基本思想是要维护君主专制，怎样有利于最高统治者的权力地位就应该怎么干，所以它不主张举贤才。慎子说“立君而尊贤，是贤与君争，其乱甚于无君。”意思是你要立了国君，你又尊那个贤能的人，这个贤能的人的地位得到了保证，那推崇贤能之人就会使君主的威望受到威胁。所以法家反对，认为会带来混乱。

道家崇尚无为，否定才智。道家认为你越有才干越容易引出社会矛盾，所以老子说：“不尚贤，使民不争；不贵难得之货，使民不为盗……”。

以上是各家各派人才选拔的思想。

二、春秋战国时期选官制度的新变化

到了春秋战国时期，在制度上已经越来越多地否定了奴隶社会的世卿世禄制，逐渐建立了谁有本事谁来做官，做得好我给你奖赏，做得不好拉下马甚至要受到惩罚等制度。战国时期选拔人才主要有两个途径。

一是君公爵制。商鞅变法设立20等爵，利禄官爵均出于兵，那些地位和经济上获得的好处都是在战场上见分晓，韩非子里记载斩一首者就爵一级，欲为官者为五十石之官，斩二首者就爵二级，欲为官者为百石之官。（“石”本来是粮食的计量单位，古代给官员发俸禄就借用这个来体现官员的地位高低，再后来就只表示官员地位的高低，而跟实际给他俸禄的粮食多少没有直接关系。）杀一个敌人的首级就给一级爵位，杀两个就给两级，反正杀敌人越多给的官职越高。有人说我杀20个敌人就得最高的爵位，那也不行，另外规定到了第7级、第8级时，就不许再升了，可以把爵位留着，当你家里别的人沦为奴隶的可以拿多出的爵位去赎，或者得到别的什么好处，总之统治者也是把住这一关，不能谁都能得爵位做官。君公爵其实在东方六国都有实行，只不过秦国实行得最好，坚持下来，制度越来越严密，所以它发挥的作用也大，秦国的军队战斗力特强，因为杀了敌人对自己有好处。相对来说，东方六国执行得不力，效果就差了。

二是养士之风盛行。西汉汉文帝的学者贾谊在《过秦论》里就提到“齐有孟尝，赵有平原，楚有春申，魏有信陵。此四君者，皆明智而忠信，宽厚而爱人，尊贤而重士。”后面这三句话说的就是养士，这四君都是养士三千，这里边都有能人，大家都看过这方面的书，孟尝君鸡鸣狗盗之徒给他帮了大忙，信陵君手下也有人窃符救赵，这都是靠从养士里选拔了人才。“稷下学宫，延聘天下。”学者到这里来讲学论道，人才济济，极盛一时，这也是一种选拔人才的一个途径。有很多成语从养士出来的，比如齐威王建稷下学宫，就是齐威王在都城临淄的西门外建了一个大的学术会堂，让各国的学者都到这里来讲学论道，盛况空前，而且气氛非常好，没有互相谩骂攻击，齐国统治者也不干预，各自的观点尽管互相阐述，可以有争论，但是互相很尊重。总之，从春秋后期到战国时期是人才兴旺发达的时期，诸子百家、百家争鸣。

西汉时期的察举、征辟等选举途径

一、汉代的察举制度

两汉时期选拔人才主要是察举，察举就是皇帝让官员来考察自己势力范围下的官员或平民，发现人才可以向朝廷推荐。汉文帝时期察举开始走向制度化，汉文帝是西汉第三个皇帝，下诏确定科目，就是根据选拔人才的偏重设定科目，还要指定荐举人的范围，不是随便都来推举，有的规定只有朝廷的人推举，有的规定哪一部分地方给我推举，而且皇帝亲自策问，策问就是把问题写在竹简、木简上，称为简策。回答问题就针对简策的问题来回答，叫射策。

到了汉武帝的时候察举就确定为制度了，所以董仲舒建议列候、郡守、二千石（部长级官员），各择其利民之贤者，岁贡各二人（每年贡献给朝廷两个人才）。这就说明已经有制度来规定，但是《史记·汉书》和《后汉书》并没有死守每岁两个人的数字，后来还有一些变通，根据人口多少来向朝廷推举人才。在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方针下，察举的标准主要是以“儒术”为衡量标准。因为汉武帝在朝廷设立了五经博士，都是研究儒家经典的学者，所以你要想做官你就得钻研儒家经典，这样才能被官员推举到朝廷。到了东汉时期光武帝刘秀的时候又有四科取人，就是四个标准，这些我们不细说了。

察举科目很多：贤良方正、贤良文学、孝悌力田、茂才异等、孝廉、直言极谏等。也有举荐勇武而熟知兵法者。其中孝廉是重要的科目，据统计，从汉武帝元光元年一直到汉献帝东汉末年一共举了7.4万多人，社会影响还是很大的。而且汉朝在推举做官的时候，被选取的人先有一年试用期，如果不胜任，不但这个人要被撤职，而且推举他的人也要受到处罚。察举有考试，汉武帝的时候就更普遍，根据难易程度分为甲科、乙科。在这里我又要说明一下，很多数据讲分科考试就是科举制度，这是不对的，汉朝的察举也分科考试，但它肯定不是科举制度。

二、汉代的征僻制度

汉朝选拔人才不全由皇帝掌握，还有征僻制度。由皇帝直接聘请人来朝廷做官叫“征”、“征召”。由高级官员聘请人来任下属官员叫“僻”或者“僻出”。汉朝的高级官员还有聘请人到我这来做我的下署官员的权力，这就说明汉朝在选拔人才上中央集权的程度还不够，还有一部分分散给地方官员。隋唐时期就不一样，朝廷加强中央集权，所有任命官员、选拔人才最后都是由朝廷来决定。

三、汉代的任子制度

任子制度也是汉朝的一个特点，二千石以上的官员，就是部长级、省长级的官员任职满三年，可举子弟一名为郎，就是他的儿子、兄弟不用考试、不用别人推荐，就凭着他父亲、哥哥做大官就可以上报朝廷到皇帝身边去做郎。实际上我们看到的也并不都是满三年，有的满一年也实现了，也不一定就是一个人做郎，比如苏武兄弟俩，他的父亲做过太守，兄弟俩都做了郎。所以这并不严格，但是体现了高级官员的政治特权。这一点在当时就有人反对，说这样导致有些品行不好或者没有文化的人去做官，但是还是一直实行下来。到了汉朝以后，各个朝代都有任子制度，实际上就是封建官僚的一种特权制度。

四、东汉末年的乡闾评议

地方的一些豪门大族看他自己范围内有没有什么人才，或者对人才进行评论，这就叫乡闾评议。他们评议的往往是一些高级官员的子弟，和任子制度相结合，他们在地方上有社会地位，在朝廷可能又有比较高的官职，就形成了一批门阀士族。比如袁绍家四代有五个人做三公，三公是最高的官员。

五、察举等制度的社会影响

汉代以察举为主体的选举制度对社会产生消极和积极两方面作用：一面强化了儒学的社会地位，提高了官吏的文化素质，中央集权得到加强，也提倡了清廉的社会风尚。但是也造就了一些巧饰虚伪，猎取名利的小人。范晔在《后汉书·方术列传》的《论》里提到“刻情修容，依倚道艺，以就声价”，就是装成个样子给别人看来抬高自己的身价。比如晋文经、黄子艾为了谋官到了洛阳，让别人在外边给他们放风说这俩人了不起，怎么怎么有本事，可是这俩人闭门不出，有人来想见见他们也不见，越是见不着，外头人越好奇，名声就越高，都这样抬高身价。在这种情况下，选拔人才就不一定能把有真学实才的人选拔出来。所以当时有说“举秀才，不知书。察孝廉，父别居。寒素清白浊如泥，高第良将怯如鸡。于时悬爵而卖之，犹列肆也，争津者买之，犹市人也。”就是举出来的秀才不认识字，察出的孝廉跟他父亲分开住，清廉与贪浊混淆不清，高高在上的武将胆怯的像鸡一样。官爵就好象排列的商店，明码标价而卖，好象是集市上的人一样，说明了社会吏制的黑暗。

三国时期选任人才的大较量

三国时期选拔人才没有什么更新的制度，但是这个时期是人才辈出的时期，所谓“武将如云，谋臣如雨”。这个时期，不仅是人才之间的角斗纷争，更是政治家之间在发现人才、笼络人才、任用人才方面的大较量。曹操、刘备、孙权谁能把人才抓到自己的麾下，能够很好的任用他们，那对谁才最有利，才能够有力量。

刘备在用人方面比诸葛亮要高明，例如刘备早就告诉诸葛亮:“马谡言过其实，不可大用！”马谡这个人好发表议论，但是缺少打战的经验，因此不能重用。但是诸葛亮听不进去，第一次出祁山攻打曹魏就任用马谡为先锋，很快溃败下来。刘备早就有话在先看准了，诸葛亮还是看得不准。还有大将魏延，魏延是军中小校，刘备一路带着他建立了蜀政权，刘备取得了荆州以后派关羽去守荆州，大家认为这很自然，因为关羽是刘备最信任的兄弟，又有一定的本事。后来刘备取得汉中让谁去守？三国志说张飞以心自许，心里觉得该我了，大家也认为应该是张飞了，但是刘备没任用张飞去守汉中，而是找的魏延去守。魏延在那守得很好，比关羽还强，因为关羽最后把荆州丢了走麦城，而魏延没有。可是诸葛亮对魏延总有几分不信任，他死了还定下一个计，让长史杨仪最后以魏延要谋反的名义把他给杀了，杀了以后蜀汉大伤元气，蜀中无大将，廖化为先锋。

孙权也有他的高明之处，当初他的哥哥孙策把权力交给他的时候，没有把权力交给自己的儿子，说“举江东之众，决机于两阵之间，与天下争衡，卿不如我；举贤任能，各尽其心，以保江东，我不如卿。”（《三国志》）意思就是打仗你比不了我，举贤任能我比不了你，你能团结人，在稳定局面我比不了你，所以我把权力地位给了你。我们看孙权从来没有自己带兵去打仗，但是他能笼络人才、任用人才，所以他能取得成就，最突出的就是赤壁之战，曹操20万大军临江压境，大部分的官员都认为应该投降，哪怕假投降也要避过这个锋芒，但是周瑜、鲁肃是主战派，给分析一二三四说我们有什么优势，孙权就看准了任用周瑜去打这个仗，临走的时候孙权跟周瑜说：“卿能办之者诚决，邂逅不如意，便还就孤，我当与孟德决之。”（三国志）。就是这仗你能够去打，那你自己作主去打，假如你不顺利你回来找我，我去跟曹操打仗。一般的人不会这样说，一般的人得跟周瑜说，胜败在此一战，你这战非得打胜了不可，打不胜你提着脑袋见我，那样周瑜心里得有压力，这个不但没有压力，还体现了孙权非常信任他，周瑜听了这个话能不去努力把这个仗打胜吗？这是孙权会用人、看得准。孙权还鼓励吕蒙学文化，吕蒙是一介武夫，但是在孙权的督促下，自己学文化进步很快，所以后来鲁肃有一次路过吕蒙那，跟他谈起话来，说“吾谓大弟但有武略耳，至于今者，学识英博，非复吴下阿蒙”已经不是当初的那个阿蒙了，而且临别的时候，吕蒙给鲁肃出了三条计策守江下，史书里没有记载，也不知道这三条是什么，但是说鲁肃非常佩服，可见吕蒙在孙权的善于用人的指导下，不断地提高的。

曹操更是了，官渡之战曹操那时候力量很小，面对着10倍于自己的袁绍联军，这仗打基本上就是只有打败了，没话可说，当然了曹操这个人，他是用奇兵，出奇制胜，把袁绍的粮草给烧了，袁绍的军中大乱，然后用轻骑一冲把袁绍的联军冲败了，缴获了一个小箱子，小箱子里都是战争之前曹操手下的人私通袁绍的信，只要打开箱子一看，谁的信就漏馅了，命没了，但曹操不看，把它烧了。《三国志·魏书·武帝纪》：“袁绍军败，公收绍书中，得许下及军中人书，皆焚之。”本来这仗就基本上就应该是败的，这一烧不但这些人一块石头落地了，而且他会想曹操够朋友，打心里头愿意为他卖命，这些都是笼络人才、任用人才的高明之处。

所以三国时期的人才问题很值得我们去总结，这是一份很宝贵的文化遗产，值得我们今天借鉴。因为一讲历史讲到三国，往往强调是分裂割据，影响了经济发展、破坏了文化，它是有消极的一面，但是它也有积极的一面，我们不能简单地都予以否定。

魏晋南北朝实行九品中正制

魏晋南北朝主要是九品中正制，人分九品，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历史书一开始就把它作为说明吏制黑暗的反面教材给否定了，其实它一开始还是有积极的作用，是后来发生了变化。

一、九品中正制的产生和变化

曹操代表中小地主阶级利益，政治上比较开明，在选拔人才上提出“唯才是举，以备录用”的方针，在这个方针指导下，他的儿子曹丕做了皇帝以后制定的九品中正制，也叫九品官人法，把人分九品。最初它是有积极意义的，因为社会是动乱之中，所以沈约在《宋书》的《恩幸传序》中提到：“概以论人才优劣，非谓世族高卑。”看人才的水平高低，不是看家庭出身、社会地位的高低去评判人、选拔人才。曹操去世以前多次下令，只要有才干就用，哪怕道德差都没关系，到了后来曹丕实行九品中正制贯彻了一段不长的时间。因为司马氏通过政变推翻曹魏政权建立了西晋王朝，西晋王朝没有经过农民起义的打击，一开始就维护大官僚、大贵族的政治、经济利益，九品中正制就转化变质了，形成了“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的局面，九品中正制反而为豪门世族操纵品评、把持选官大权提供了制度上的保证。

二、九品中正制的内容

当时行政上在地方有州，州里边包含若干郡，郡里边包含若干县，共有州、郡、县三级。州有大中正，也称之为州都，就管品评人，来看我这范围里面什么人怎么品评；郡有郡的中正，在他的范围里边，他有一个等级。一般来说中正都是以朝廷现任官员兼任，并且品第上需是二品。九品中正制没有第一品，因为太高了谁也担当不起，最高的就是二品，他就成为上品。对于二品里的优秀者，一般的史书就叫“二品灼然”，表示道德才能显著，没有虚夸。所以在史书的记述中常以“灼然”代表二品，其他的哪怕三品都叫做卑品。

中正官品评人物主要是从这个人的家世出身、言行表现来评论，最后确定品级。朝廷吏部在选拔、任命官员时，要向中正官征询被选任者的家世、行状、品级。家世就是家庭，祖辈资历、做官情况、爵位高低等。行状就是他的言行表现、道德才干。最后做出总评语，确定品级。品评的评语都很简单，一般的就一两句话，比如天才英博、亮拔不群、德优能少等等。也有品的品级和行状不一致的情况，那是因为家庭出身决定了，有的家庭很高、品行低但是级别还是高的，也有的家庭低品行高但是品的级别低。评了品级不等于就做了官，品级要报到朝廷吏部去任命官职，要做官还要给他推荐，推荐就要有科目，一般就是孝廉和秀才两个科目，孝廉侧重于品行，秀才突出文学写作的能力。在南朝还有一种明经的科目，就是那些祖上没有人做过大官的、家庭出身低一点的人可以报这个科，给这些人一个做官的门路。南朝死守家庭出身带来很多弊病，门阀士族控制了选举大权，一来九品中正的官常常由他们来担当，担当他就向着自己，再有就是他的子弟做官也自然就要做高官，做了高官就要走向反面，你小官不当、武官不当，到了后来农民起义，他手里一点武装力量没有，实权也没有，所以有些门阀士族最后饿死了，别人都逃跑了，他都不知道该怎么喂饱自己的肚子。因为家庭出身如此重要带来了假造家谱的问题，有些人为了改善自己的政治地位就假造家谱，家谱学就是这时候兴起的。

南朝宋、齐、梁、陈四个王朝的皇帝都不是门阀士族，他掌握着武力夺取政权，门阀士族的制度动摇了，选拔人才的制度也就很难存在了。改革首先在西魏、北周推行，接受过去的教训，不强调家庭出身，打破全凭家世门第选拔人才的风尚，有利于任用具备真才实学的人，从而加强封建朝廷的统治。与此同时，南朝的选官大权依然被门阀士族顽固地把持着。对比之下，北朝的政治优于南朝，这就是北朝最早统一了中国重要原因之一。本来北朝是北魏统一的北方，北魏后来分裂成西魏和东魏，后来西魏又改变成了北周，东魏改成北齐，北周的一位贵族将军杨坚消灭了北齐，最后又消灭了南朝，统一了中国，建立隋朝。隋朝的建立从政治上找原因的话，最早在选拔人才方面是北周打破了过去的仅凭出身门第选拔人才的旧制度，使得它政治上有所活跃，一些真正有才干的人吸收进来了。

（据宣讲家网站报告录音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