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俊：垃圾围城怎么遏制？（2）

乡镇推进:启动垃圾围场调查

“垃圾回收处理是一项系统工程，建议城市农村同步开展试点。”骆沙鸣说。

而对于“垃圾围镇”的现象，宋镇豪有不少建议。“首先，要全面启动全国中小城镇和乡村垃圾围场调查，如实透明评估环境风险问题，进行对策研究，杜绝好高骛远和空洞说教，脚踏实地，制定长、中、近期治理目标与规划，寻找切实可行的治理良策，真正遏制住环境恶化态势，使之向环境治理良性改善转化。”

“要树立城镇化过程中环境保护优先机制。普遍在中小城镇或乡村设立小型化生活垃圾处理设施，有条件的中小城镇应推广和坚持实行生活垃圾分类及垃圾后处理的完整链，有条件的乡村都应有小型生活垃圾焚化炉。”宋镇豪说，“也可以推行全国中小城镇和乡村净化环境试点，以典型带动一片。”

“还要建立切实可行的城镇社区环境保护的管控与奖惩机制，配套制定有利于中小城镇和乡村内里及周边环境卫生洁净的村(镇、乡)规民约，也可以建立中小城镇与乡村环境保护监管员制度。”

电子垃圾:缺乏责任主体和回收制度

电子垃圾成为民进中央关注的话题，特别提出强污染日常生活用品回收问题，即电池、手机、节能灯等含有重金属的生活垃圾。数据显示，我国每年消费电池80亿只，节能灯大约为30亿只，民进中央提出，目前，我国对强污染生活用品的回收还存在两方面问题。第一，强污染生活用品回收缺乏责任主体，产销和回收分离。第二，缺乏科学有效的回收制度。居民将这些垃圾分类后，没有相应的机构专门接受这些强污染生活垃圾，不少人将其与一般垃圾混合，而垃圾处理机构又没有进行分拣，造成回收无门的尴尬局面。

“可以以居民小区为基本单位，设立回收点，按一定周期(周、旬、半月)汇集到社区，环保部门按月到社区接收。同时实施以旧换新，提高群众的积极性。”民进中央委员表示。

“在德国等国家，便利店、商店都可以回收废电池。”全国政协委员毛蕴诗介绍说，“我国也可以采取由政府、社会和企业共同建立废旧手机回收机制，建立生产商－运营商与市政两种常态回收模式。”据介绍，在2011年我国正式实施的《废弃电器电子产品回收处理管理条例》中还没有涉及手机和电池。

而对于责任主体不明的问题，这位委员建议，已经建立起旧电池等强污染生活用品处理设施的地区，以负责处理的企业为责任主体负责回收；未建立处理设施的地区，应按照谁生产谁负责的原则，明确生产商、销售商的责任。

此外，民进中央建议为强污染生活用品回收安排专项资金，特别是对实施以旧换新工程进行补贴。征收适当的“防污染税”，用于强污染生活用品回收处理企业补贴，也可用于以旧换新工程补贴。

餐厨垃圾:要在政策上强制正规回收

我国一天产生餐厨垃圾约3000万吨，其中相当比例被用来喂猪，还有一些废弃油脂成了非法炼制“地沟油”的原料。餐厨垃圾也成为今年“两会”不少委员关注的话题，全国政协委员骆沙鸣和韩圣浩都提出了建议。

“在‘地沟油’小作坊层出不穷、垃圾猪饲养场屡禁不止的情况下，餐厨垃圾集中收集处理，是从源头上破解这一难题的有效途径。”韩圣浩说，事实上，餐饮垃圾无害化处理后，可以生产出高蛋白饲料和生物柴油。“有专家算过一笔账:生产生物柴油每吨的保守利润是1500~2000元，而每5000万吨餐厨垃圾，就能生产出相当于1250万吨的优质饲料，每吨售价为4000~5000元。”

针对当前餐厨垃圾无害化处理“叫好不叫座”的现状，韩圣浩分析说，一是利益驱动，很多餐饮企业更愿意卖给不规范的小作坊，可以借此收入数万元。这样导致餐厨垃圾处理厂“吃不饱“，投资者望而却步。二是对于不按规定处置餐厨垃圾的企业或单位处罚极少。

如何尽快建立利国利民的餐厨垃圾回收处理利用产业体系？“应预防为主，源头切断，在餐饮单位申请开业前，必须提供已签约正规回收公司的合同书主本，并定期将回收公司付给餐馆等的收据资料检查登记备案。”骆沙鸣说。

韩圣浩与骆沙鸣持相同观点，“一定要在政策上强制。同时，政府也要加大对垃圾集中处理企业的财政补贴力度和支持力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