仇华飞：美国人眼中的中美关系

现实主义“安全困境”（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ｄｉｌｅｍｍａ）理论认为，“一个国家为了保障自身安全而采取的措施，反而会降低其他国家的安全感，从而导致该国自身更加不安全。” 这种现象普遍存在于国际关系领域，亚太地区的中美、中日、中印以及中国和东盟关系都存在 “安全困境”的风险。 “安全困境”的核心是国家间的恐惧感和不信任感。只要无政府状态的国际社会得不到本质上的改变，“安全困境”就不会消失在充满危机的世界政治经济结构中。中美作为当今世界具有重大影响的两个国家，在政治、经济、军事和安全等领域还没有完全建立起战略互信，这是导致两国之间 “战略困境”的主要原因。美国的中国问题专家分别从中美战略竞争、战略对冲、主张对华战略遏制与反对对华战略遏制等问题领域，研究当代中美战略困境的形成及其影响。

中美战略竞争的地区因素

美国的中国战略在其 《国家安全战略》 （Ｔｈｅ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ＮＳＳ）中有明确的表述，美国的目标是 “寻求与中国建立建设性的关系”。自中美建交以来，美国历届政府坚持与中国的接触 （ｅｎｇａｇｅｍｅｎｔ）政策，试图通过这个政策使中国融入世界，维持亚太地区的和平与稳定。但美国战略家始终对中国在亚太地区乃至世界其他地区日益增长的影响力表示担忧，他们把中国的崛起视为对美国安全的巨大挑战。著名国际战略家布热津斯基 （Ｚｂｉｇｎｉｅｗ　Ｂｒｚｅｚｉｎｓｋｉ）长期以来一直坚持主张与中国保持接触，但上海合作组织成立后不久，他多次对美国在中亚地区被边缘化这一现象表示出担忧。为了遏制中国和平崛起的步伐，美国正加速在亚太地区重新部署其军事力量，以加强其军事能力。台海地区安全事关亚太地区的和平与稳定，但美国的行为常常加剧这一地区的紧张局势。美国具有官方色彩的智库专家从不同角度阐述美国对台政策，强调台海地区安全对美国全球战略的重要性。传统基金会研究员费浩伟 （Ｈａｒｖｅｙ　Ｆｅｌｄｍａｎ）指出：“在台湾问题上，美国最重要的保证是不修改 《台湾关系法》、不要求台湾与大陆谈判，也不愿让双方达成一个协议。”布鲁金斯学会的东亚及中国问题专家卜睿哲（Ｒｉｃｈａｒｄ　Ｂｕｓｈ）认为，“美国的双重威慑政策是既要防止中华人民共和国以武力解决台湾问题，又不断地重申美国不支持台湾独立；还重申如果台湾遭到大陆攻击，美国亦不会弃之不管。”可见，美国仍然将台湾作为其遏制中国崛起的战略资源。

根据西方国际政治理论，在无政府状态的国际环境下，各国都会运用一切手段 （硬实力和软实力）来捍卫他们的核心价值 （ｃｏｒｅ　ｖａｌｕｅｓ），包括国家领土和主权完整，政治独立和经济发展。台湾问题涉及中国的国家领土和主权完整，所以中国必须竭尽全力维护这一核心价值问题， 《反分裂国家法》是体现中国核心价值的法律依据。美国应该认识到台湾问题的高度敏感性，应采取务实态度，尽量避免两国因台湾问题走向对抗。目前台湾岛内民众的政治意向不断朝着有利于改善两岸关系的方向发展，这有利于台湾海峡乃至整个亚太地区的和平与稳定。对美国来说， “中国如何处理台湾问题是对一个崛起的中国的观察点”；相反，对中国来说，“美国如何处理台湾问题将反映出美国如何对待一个崛起的中国”。虽然美国对台政策受到两岸关系的影响，但是美国始终把遏制大陆对台动武作为首要目标，这一政策同美国维持台海现状相吻合。所以，美国对中国军事现代化十分敏感，将其视为改变台海现状的主要动因。从国家战略安全考虑，中国坚决反对美国建立导弹防御体系，但中国绝不能卷入一场与美国史无前例的军备竞赛中，以偏离其经济建设的战略中心任务，消耗十分宝贵的国力和资源。 “冷战时期的苏联和日本就是两个结局完全相反的例证。”

关于如何利用双边安全合作机制应对中国崛起，美国南亚问题专家阿什利·特利斯 （Ａｓｈｌｅｙ　Ｔｅｌｌｉｓ）认为：美国应加强同日本、印度和东南亚主要盟国的关系，以形成结构性限制。阿什利称： “这些限制能使中国不敢滥用它在该地区日益增长的势力”。在他看来，“即使华盛顿努力保持同北京的友好关系——并鼓励这些周边国家也这么做，从长远来讲，加强同这些国家的关系也许是防止中国称霸亚洲的最佳途径。”与阿什利观点不同，著名国际经济评论家马丁·塞亚夫 （Ｍａｒｔｉｎ　Ｓｉｅｆｆ）指出，中美之间业已存在的战略竞争将会延续数十年，尤其是在当今日益紧张的世界能源问题上。但没有理由可以说明，中美之间不能控制这种竞争。历史上，美国和英国这两个最强大的对手，为了控制石油，在１８７０～１９７３年的一百多年时间里展开竞争，特别是在中东地区；但同时，这两个国家无论是在２０世纪的两次世界大战还是冷战对抗中都保持着盟友关系。塞亚夫强调，如果美国对中国采取对抗政策，必将导致美国经济上的巨大风险。事实上，中美对抗不仅导致政治互信缺失，也影响美国对华经贸关系。２００３年，中国的外来直接投资总额已超过美国。２０１０年６月，中国持有美国债券总额超过万亿美元大关，美国对华贸易逆差达２７３０亿美元，是世界上最大的双边贸易逆差。如果中美继续保持战略对抗，势必招致美元危机而使美国经济不稳。

中美学者对中国和平崛起有着不同的认知。在中国决策者和分析家看来，对中国的民族复兴和地区抱负来说，美国是中国长期潜在的威胁。美国遏制中国崛起，担心中国的强大会打破美国的全球霸权地位和它所追求的所谓 “绝对安全”。美国对华战略意图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美国竭力鼓励中国政治制度向民主化和平演变；第二，美国试图让中国进一步融入主要受美国规则影响的国际体系；第三，美国利用其盟国遏制中国并阻挠其同台湾的重新统一。中国对美日同盟发展方向的担忧正在受这种战略意图的影响。因为美国的亚太战略表明，美日同盟不再是防止日本军国主义复活的限制因素，而是发展旨在限制中国实力和阻挠中国统一力量的重要工具。

中国的崛起不会像传统现实主义理论所主张的那样意味着风险和安全困境，因为当今推动大国走向冲突的结构性力量相对薄弱。一些美国学者认为：“中国崛起的结果将不会取决于国际体系施加的压力，而是取决于美国和中国领导人能否把局势处理好。冲突并不能预先判定，如果美国能够适应新的国际环境，作出一些不合自己心意的让步，并且不夸大危险，一场大的冲突很可能可以避免。”美国的中国问题专家建议，美国应该维持目前的对华战略选择，这包含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在亚洲的安全和政治事务中发挥积极作用，阻止中国利用胁迫手段解决争端；二是通过积极的外交接触，鼓励中国通过建设性的经济和外交政策寻求扩大影响力。可见，选择对华遏制并不符合美国的亚太战略利益。

中美战略对冲问题

根据现实主义理论逻辑，中国日益增强的实力将使其更大胆地追求自身最大利益，从而促使美国和其他国家采取制衡的做法。事实上，美国和中国都意识到，他们的战略能否产生效果都依赖于合作伙伴的帮助。由于亚太地区大部分国家都想通过寻求与中国和美国建立不同程度的积极关系，在安全问题上采取两面下注的对冲战略，导致该地区局势变得尤为复杂。美国智库兰 德 公 司 （ＲＡＮＤ　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ｉｏｎ）的 中 国 战 略 问 题 专 家 麦 艾 文 （ＥｖａｎＳ．Ｍｅｄｅｉｒｏｓ）指出：“鉴于中国在亚洲安全和经济事务中所起的作用逐渐加强，美国又想保持其在该地区的优势地位，由于对方捉摸不定的意向、暗中竞争的战略和潜在的抑制政策迫使两国的决策者在安全问题上采取两面下注的对冲战略。为了达到对冲的目的，美国和中国奉行的政策一方面强调接触和一体化机制，另一方面又强调现实型的力量平衡，其形式是对外同亚洲其他国家进行安全合作，对内实现国家军事现代化。”

麦艾文认为，中美战略相互对冲 （ｍｕｔｕａｌ　ｈｅｄｇｉｎｇ）的逻辑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它可以使中美双方以及同亚洲其他国家之间维持广泛互惠经济联系，以应对任何不确定因素及对日益增长的安全的关切。对冲还有助于防止发生地缘政治对抗，这是另一个共同的核心利益。在麦艾文看来，美国和中国选择对冲战略说明，安全两难动态在一个全球化的世界里正在发挥作用，这个全球化世界的特点是，经济上相互依赖并且需要多边安全合作。但这种对冲充满着复杂性和危险性，很可能会突然转向对抗和地区不稳定。这是一种微妙的力量平衡，要使其具有有效性和可持续性，就必须谨慎地处理中美关系中日益积聚的紧张关系、该地区各国对美国和中国对冲政策的反应以及各自国内的政治气候。台湾问题的前景及其对中美关系的影响加剧了这些挑战。因此，麦艾文强调：中美双方 “应更加明智、谨慎并且具有创造力，必须在制定未来政策方面发挥更大的想象力，避免使一种不断以僵局告终的动态关系永久化”。

冷战结束以后，美国一方面实施对华接触、平衡和遏制战略，另一方面又不断向其亚洲盟国提供大量经济、军事援助，全面参与亚太地区安全事务。一种以美国为中心的双边联盟和合作伙伴关系在亚太地区形成，人们常用 “毂辐状体系”来形容这种关系的架构，称其为该地区带来了稳定和安全，认为其促进了亚洲经济的快速发展。但当今亚太地区国际格局发展趋势表明，人们对这种结构的传统作用越来越表示怀疑。麦艾文从两个方面分析了这种关系结构。第一，作为新兴大国的中国和印度正在崛起，大多数东南亚国家本身也在两面下注，跟中国和美国都保持积极的关系；第二，该地区在经济和技术上的互相依赖在不断加强，要求加强一体化和多边合作的诉求日益强烈。事实上，在亚太地区错综复杂的国际环境下，中美互相对冲是一种特别不稳定的交往模式，即使对美国也是弊大于利，稍有不慎，不但可能破坏美国在该地区已形成的中心地位，使美国疏远其盟友和安全合作伙伴，还会激化美国和中国之间的敌对竞争。

美国对中国实行对冲战略所选择的应对办法是，在安全问题上两面下注，经济领域既合作又竞争，从而导致一种所谓的地缘政治保险战略。美国的做法是把接触、束缚和抗衡机制结合在一起，旨在把中国束缚在以美国为主导确立的现有准则、规则和基本原则的国际体系中，通过双边和多边接触形成其不断变化的利益和价值观。美国学者认为，这些政策还包括隐含的竞争和潜在的强制政策，以阻止中国挑战目前的地区安全秩序并威慑中国不敢利用强制手段或武力寻求其目前或未来在亚洲的经济或安全利益，比如收复台湾。

美国的对冲战略主要基于中国目前的意向和美国在亚洲的利益，麦艾文据此提出了以下四种基本设想。第一，美国决策者似乎断定，维持在冷战期间和冷战之后确立的国际经济和安全规则、准则和基本原则的现状，符合当代中国的长期利益。对中国领导人来说，这些条件将像过去２５年一样继续有利于国内经济发展、相对的政治稳定和 “综合国力”的提升，要想在今后几十年里重新成为一个强国，这些都是中国所需要的。第二，中国对目前国际体系中的某些方面，如台湾的 “未定地位”和美国的单极霸权地位不满。许多中国人认为，美国的外交政策是专断的、没有节制的和强制性的，这种趋势正在变得日益严重。中国战略家十分清楚，美国的强权手段可能会转向大陆。第三，鉴于中国在亚洲的多边竞争利益，在安全问题上采取两面下注的对冲战略是美国的最佳选择。第四，通过明确的外部力量调整和遏制政策同中国对抗，只会将其变成敌人，从而导致美国努力要避免的那种结果出现。美国采取抗衡和遏制中国的战略，从而限制双边贸易和投资，其经济代价非常高昂。而且，由于美国在亚洲的盟友和合作伙伴不会支持这种高对抗性的做法，这样做也会损害美国在亚洲的地位及其在该地区的经济利益。

关于美国如何与中国实行对冲战略，麦艾文认为，美国和西方国家自２０世纪７０年代末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就一直奉行接触和约束中国的政策。这些政策取得了很大的成功，因为中国外交政策总体上反映了以下事实，即：中国在符合自身利益的经济和安全问题上不同程度地接受了重要的国际规则、准则和基本原则，在这方面的利害关系日益增长，目前美国的政策是防止在此基础上出现倒退，鼓励中国的行为朝着好的方向进一步发展。麦艾文称，“美国的亚洲政策在合作方面不那么明显，但却同样重要的表现是，欢迎美国的盟国同中国改善双边关系，鼓励中国参与解决亚洲和其他地区问题并为此作出贡献。”

按照麦艾文的观点，中国对冲战略的驱动力来自其国家安全环境的不确定性，特别是中美关系的不确定性。一方面，中国仍然倚重美国的市场、投资和技术，所以它需要同美国建立稳定的关系，以确保经济发展和提高自己的综合国力。另一方面，采取敌视政策会影响中国同美国亚洲盟友的经济和政治互动，从而影响中国和平崛起的战略目标。这些因素综合在一起，使中国感到其同美国关系的脆弱性。实际上，中美双方都清楚两国关系涉及许多重大的利益问题，双方都力图避免在亚太地区出现安全困境。

从长远战略看，中国在稳定中美关系的同时，正设法使美国限制其复兴和地区抱负的努力最小化。麦艾文认为：中国的对冲行为，跟美国的对冲行为一样，具有合作和竞争两个方面。合作的方面包括中国采取行动稳定双边经济和安全紧张，避免同美国发生冲突并扩大合作领域。中国领导人在不同的国际场合下重申中美两国都应登高望远，看清中美关系的主流和时代的潮流，把握大局，着眼未来，扩大共识，发展合作。九一一恐怖主义袭击事件发生后，中美扩大双边反恐和核不扩散合作，在解决朝鲜核危机进程中取得了积极的成效。

结构现实主义者用国际体系制造的压力和机会来解释国家的行为，根据这种观点，人们认识到： “由于美国和中国同时奉行对冲战略——尽管以不同的形式，他们将面临三个可能破坏中美双边关系和亚洲安全稳定的问题，即对台湾问题、地区反应和各自国内政治的处理。如果这些问题没有得到认真控制，可能导致他们逐步偏离目前的状况而走向敌对竞争，并且也许会导致美国和中国之间彻底的战略对立，这种对冲战略中暗含的力量平衡具有内在不稳定性，需要不断得到滋养才能保持有效并得以维持。”尤其是中美在亚太地区实现对冲战略，将会在该地区引起不同的反响。针对美国的对冲战略，中国一方面进行反遏制的努力，同时又要避免任何被视为是破坏美国联盟的作用或将美国挤出该地区的行动。麦艾文指出： “许多东南亚国家长期以来都对中国的地区抱负感到怀疑，并且中国似乎在与美国竞争的政策将加深这种历史造成的忧虑。中国的军事现代化，尽管从防务和解决台湾问题的角度看是合理的，但却已经增加了该地区对解放军最终目标以及地区稳定的含义的关注。”

美国的亚太战略凸显其同盟国和利益攸关国的密切合作，以确保建立一支战略遏制力量。但美国目前在对冲战略中采用的外部力量调整的行为具有破坏这种信念的危险。鉴于２０世纪日本在亚洲的侵略史，美国增强日本外交并增加日本军事在该地区发挥作用的努力将会引起该地区的忧虑。日本不可能为美国在亚洲扮演类似英国为美国在欧洲扮演的角色。美国和日本的领导人必须建立一种政治战略，以保护美国长期利益得以稳定的方式提高日本在该地区的外交和军事形象。由于民族主义是亚洲越来越普遍的现象，美国支持像日本那样的安全伙伴的努力可能会无意中助长这种危险的动态，但如何处理该地区的民族情绪是美国面临的难题——它可能会削弱日本潜在的领导作用，加剧地区间的紧张关系，并损害美国在该地区的合法性。

对华战略的遏制与反遏制主张在无政府状态的国际环境下， “安全是国家的最高目标”。 “国家只有在确保生存的条件下才能寻求和平、利益、权力等其他目标。”今天的中国正致力于国内经济的发展和政治稳定，以维护地区和周边安全。现实主义的权力转变分析是建立在 “各国可以准确地看清并应对他们面对的国际局势”假设的基础上。尽管中国的崛起在世界及地区范围内引起高度关注，但正在变化的权力分配并没有使美国和中国的重大利益不相容。潜在的若干危险不应该导致冒一场大的战争风险才能解决大国利益冲突。因此，美国应适当调整其全球及地区战略利益结构，在发展和加强与盟国合作关系的同时，接纳其他国家参与共同构建亚太国际秩序机制。而中国则要通过自己的行为模式和明晰的战略谋划，打破所谓 “大国悲剧的历史定律”。在当今国际政治环境中，美国在很多领域都对中国采取遏制战略。

（一）主张遏制中国和平崛起

中国的崛起引起美国战略分析家的猜忌和担忧。美国著名智库 “新安全研究中心” （Ｃｅｎｔｅｒ　ｆｏｒ　ａ　Ｎｅｗ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研究员罗伯特·卡普兰（Ｒｏｂｅｒｔ　Ｄ．Ｋａｐｌａｎ）２００５年６月在 《大西洋月刊》上发表署名文章指出：在不久的将来，中国将崛起成为世界强国，成为美国在经济和军事上的首要对手，比前苏联更难对付，美国将再次卷入类似 “冷战”一样的对峙。因此，美国的军队需要将其重点从中东移到太平洋，并且要做好准备，构建与日本、澳大利亚和印度等国家的新型盟友关系，以制衡中国的强大。面对中国不可阻挡的发展势头，卡普兰认为，只有采用类似于实用主义的方法，美国才能较好地应对中国的崛起。否则，２１世纪的地球将会变成一个大战场。按照政治现实主义权力理论逻辑，任何强国崛起或重新崛起时，都会倾向于过于自信，国际事务也常常会面临巨大的动荡，中国也不例外。美国企业研究所亚洲问题专家卜大年 （Ｄａｎ　Ｂｌｕｍｅｎｔｈａｌ）指出，相抵触的政治和军事目标将决定中美之间的对抗。对美国来说，这一目标的重要特征是维护其在世界最重要地区的利益，防止在亚洲出现敌对霸权。中国越来越有能力控制美国的盟友，阻断美军以及为追求可能的地区霸权而切断美国与世界部分民众的接触，因此美国必须在中国实力日渐增强的背景下评估自身利益。伊拉克战争后，尽管美国的战略重心正在从中东向亚太地区转移，但风险管理必将成为一种主流意识形态，大多数美国政治家包括军方人士不愿重走伊拉克战争的老路，对他们来说，一次莽撞的军事冒险所造成的经济后果可能过大。

关于未来中美可能出现的军事对抗的前景，美国前助理国防部长迈克尔·维克斯 （Ｍｉｃｈａｅｌ　Ｇ．Ｖｉｃｋｅｒｓ）指出，“与中国人开仗很容易，有很多机会，不仅仅台湾问题，特别是当中国人正在整个太平洋区域发展潜艇和导弹能力的时候。但令人左右为难的问题是，如何结束这场战争？”关于如何应对中国崛起，不久前卡普兰又在美国 《外交》杂志上发表文章指出： “中国随着国力的强大，正不断发掘新的需求。”“今天的中国正在巩固其陆地疆界并开始向海上拓展。中国的外交政策的野心就像一个世纪前具有侵略性的美国，但出于完全不同的理由。中国不会对世界事务采取富有使命感的态度，而是寻求意识形态的扩展。在国际事务中推行道德价值是美国的目标，不是中国的目标。中国在海外的动机受保障其能源、金属、战略矿藏需求驱使，以便满足中国这个占世界人口五分之一的大国日益高涨的生活水平的需求。”

卡普兰的观点引起美国保守派政治精英们的积极反响， “新安全研究中心”亚太项目研究员帕特里克·克罗宁 （Ｐａｔｒｉｃｋ　Ｃｒｏｎｉｎ）认为，美国的国家安全计划制定者有充分理由担心中国的崛起。经济的迅速增长可能使中国的政治军事领导人更为自信和咄咄逼人。中国军队不仅为台海局势制定演习方案，还转向范围更广、旨在压制美国军事投放实力的积极防御战略。克罗宁提醒美国政府说，面对一个迅速崛起、高度自信、可能诡计多端而且远离美国海岸的在本国周边地区采取非对称和非传统性战争手段的对手，软弱显然将招致麻烦。普林斯顿大学中国战略问题专家饶济凡 （Ｇｉｌｂｅｒｔ　Ｒｏｚｍａｎ）也声称，中国正执着地重塑自身及美国的地区角色，因为这不仅可以 “破坏”国际体制，还能为中国创造可以填补的政治真空。

和其他主张对中国的崛起采取遏制政策的人一样，卡普兰称中国是一个极为现实的国家，在向非洲所有能为其提供石油和矿藏的国家渗透。为了获取能源，中国甚至与伊朗、缅甸和苏丹这样一些集权专制国家保持友好关系。中国正在向中亚、南亚、东南亚和东亚地区扩张，并把新疆、西藏和内蒙古作为向中亚、南亚、外蒙古和俄罗斯等地扩张的桥梁。中国的海军发展战略的变化反映了中国对海洋安全的重视。但美国有些中国问题专家却认为，“中国发展海军的目的是通过向海外扩张来获取其战略利益。”所谓中国正在实行 “第一岛链”战略，将朝鲜半岛、库页岛、日本、琉球岛、中国台湾、菲律宾、印度尼西亚和澳大利亚包括在内，实际上是指 “中国海军的主要战略方向可能不再着重特定事件 （如台湾或南中国海）而是转向保卫中国沿岸水域”。客观上说，中国与其主要海上邻国存在岛屿和海域争端，中国发展海军的目的不仅是保障海上资源，而且是出于捍卫领土和主权完整的需要。

发展海军、构建中国海洋发展战略已日益成为中国外交战略的重要内容。卡普兰认为：“中国离对美国的航母舰队构成直接的威胁和挑战还有一段很长的路要走。但是中国的目标是发展这样的能力，将美国航母、军舰阻拦在 “第一岛链”之外。中国要构建 “大中华”，首先要考虑的是统一问题。如果台湾回归中国，中国的海军不仅能在 “第一岛链”作战，整个亚太地区将会出现新的军事多边。卡普兰承认，目前中美关系要比冷战时期美苏关系稳定，但随着中国经济的崛起和军事的日渐强大，中美关系必将出现紧张，美国这个西半球的超级大国一定会设法防止东半球出现一个新的超级大国。美国的一些军方人士也对中国加强海军实力表示担忧，他们告诫中国不应挑战美国海上霸权地位，他们甚至不相信中国发展海军是为了保护中国的领海或航海通道安全，认为中国有自己的战略目标。 “大中华”可能是政治型的或经济型的，也可能是在中亚地区、印度洋地区、东南亚地区和西太平洋地区的军事型的。面对美国一些智库的中国问题专家的言论，美国军方的反应不尽相同。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迈克尔·马伦 （Ｍｉｃｈａｅｌ　Ｍｕｌｌｅｎ）和美国海军分析研究中心中国项目主任冯德成 （Ｄａｖｉｄ　Ｆｉｎｋｅｌｓｔｅｉｎ）告诫说：“以零和游戏视角看待美中关系是危险的。因其没有认识到对华关系的重要性和复杂性。”马伦强调，中国崛起并不意味着美国衰弱，恰恰相反，美国可以受益于中国的进步，也希望中国能在世界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

（二）反对遏制中国和平崛起

卡普兰等有关对中国实施遏制战略的主张引起美国国内众多中国问题专家的异议。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在一篇题为 《遏制中国不会奏效》的文章中指出：“中美关系目前呈现不明朗的状态。一方面，美国的共和党和民主党对中国的外交政策长期来看是一致的。从尼克松开始，七任总统都曾强调中美合作的重要性，虽然有些总统，如里根、克林顿和小布什在上任初期走过一些弯路，但后来都作出过 ‘一个中国’的承诺。现任总统布什在许多场合曾形容目前的中美关系是建交以来最好的时期。”另一方面，美国官员、国会议员和新闻媒体纷纷出言攻击中国，涉及汇率、军备等许多方面。不少人认为，中国崛起对美国的安全是一个巨大挑战。中国之崛起，乃至亚洲之崛起，将会在未来几十年使国际体系发生质的变化。世界事务的重心，三百年来第一次正由大西洋向太平洋转移，中国作为在亚洲发展最快的国家，正在用日益成熟的手段来维护其所认为的国家利益。

中国崛起所扮演的角色，常被一些西方学者和政治精英拿来和２０世纪初的德意志帝国相比较，暗示中美之间的战略冲突不可避免。这种假设是冷战思维作祟的表现，因为在１９世纪欧洲体制下，霸权国要想保住地位，维护自身利益，只有诉诸武力，通过战争才能使其战略地位得以提升。但在当今的全球化时代，这些诉求无疑是异想天开。“大国间的战争就是一场灾难，只会导致两败俱伤，没有赢家。”美国一些中国问题专家提醒人们不要误判中美战略关系，把中国放在原来苏联的位置上，将其视作经济和意识形态的对手。基辛格认为，把中国同冷战时期的苏联相比完全不切实际。苏联有帝国主义传统，从彼得大帝开始到二战结束，俄国把疆土从莫斯科周边扩展至欧洲中心，中国目前的疆域则基本上已维持了２０００年；俄罗斯帝国以武力来统治，中国的王朝则是以文化融合为手段，以实力为后盾。

由于美国一直积极在中国的邻国推行西方的人权、宗教自由和政治制度，中国对美国和其盟友的举动一直怀有戒心。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高级国际问题研究院中国项目副主任傅瑞珍 （Ｃａｒｌａ　Ｐ．Ｆｒｅｅｍａｎ）和美国国家利益中心中国项目主任唐安竹 （Ｄｒｅｗ　Ｔｈｏｍｐｓｏｎ）认为： “中国的不安和戒心是出于自身安全感的缺乏，以及中美双方之间缺少互信。美国需要做的是在推行人权、宗教自由和政治制度时，向中国强调自己的出发点是没有敌意的。与此同时，美国应大力支持中国与邻国的经济贸易。”

基于多方面的原因，中国正寻求与美国合作，中美冷战对继续提高生活水平的中国来说具有灾难性的影响，但这并不意味着对于中国的破坏有益于美国自身。美国不应让中国的下一代产生这样的看法：美国永远一成不变地敌视中国。这不符合美国的利益。九一一恐怖主义袭击事件后，中美战略合作不断加强，著名中国问题专家蓝普顿 （Ｄａｖｉｄ　Ｓ．Ｌａｍｐｔｏｎ）表示，中美关系不仅 “悄悄”实现了正常化，而且在很多方面已经接近美国与法国、日本、韩国、墨西哥和土耳其等传统盟国关系的水平。但两国的战略分歧犹存，安全领域的合作也不稳定。蓝普顿认为， “中美关系的演变就像一张‘三脚凳’，三条腿分别代表两国的安全、经济和文化关系。２０世纪七八十年代，代表安全的凳腿长，代表经济和文化的凳腿短，中美关系不稳定；进入九十年代，代表安全的凳腿被大幅度削短，而另外两条凳腿不断加长。九一一事件发生后，代表安全的凳腿又一次加长，但三条腿的长度和强度相当，中美关系较为稳定。”事实上，九一一发生后，由于美国同欧洲传统盟国法国、德国、土耳其等在反恐战争和防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等问题上的分歧，使中美两国在亚太、朝核等地区安全领域的合作进一步加强。

结语

新现实主义者主张以新的思维来解决安全困境问题，他们提出了 “以合作求安全”的观点。中美两国可以在许多领域加强合作，以消除业已存在的战略困境。进入２１世纪以来，随着中美两国不断加深彼此之间的经济和文化关系，特别是在全球经济持续疲软的背景下，全球化和相互依赖性使中美两国对彼此而言越来越重要。美国已经成为中国最大的出口市场，２００９年美国成为中国第二大贸易伙伴。中美两国相互依赖性的不断增强在信息技术领域表现得十分明显，美国在中国生产的信息技术产品越来越多。从２０００年开始，中国已经成为全球第三大信息技术硬件生产商，仅次于美国和日本。这种相互依赖性在美国社会和政府引起了一些争议，如美国应当怎样看待关键技术产品依赖中国进口，人员、技术和资本流动是否有利或有损于美国未来的经济竞争力等。蓝普顿强调，应以中国现行体制的政治社会统治能力为着眼点，对中国社会进行深入研究。他说， “１９４９年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的领导体制一直在不断地改进，并对其进行了巧妙的运用。中国的现行体制比想象中要强韧，没那么容易破裂。中国是一个渐渐强大起来的国家。我们需要在意图和能力这两方面对中国的情况进行慎重的考量。”尽管未来中美战略关系仍然充满不确定因素，特别是美国实施重返亚洲战略将影响该地区的政治、经济和安全结构，但只要中美两国政治家坚持 “以合作求安全”的思想，中美两国间的战略困境是可以消除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