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海权与大国兴衰（4）

（4）中国和印度

应该说，制陆权是决定古代大国兴衰的关键因素之一，中国的“武经七书”[31]，无不以制陆权为主题。由于古代国家的兴衰更多地是建立在以自然经济的农业为基础的税赋贡奉及藩属朝贡制度之上，[32]耕地而非海洋，是提供大规模税赋收入主要来源。因此，这一时期税赋来源丰富的王朝国家，往往也就是强大的陆上王朝帝国；而获得丰富税赋来源的前提是拥有广大领地和众多的农耕人口。因此，尽可能扩大和占有土地（和人口规模）而不是扩大海洋就成了中世纪帝国崛起的普遍方式。要做到这一点，军事上就要求拥有强大的制陆权。由于中国和印度在制陆权方面做得比较好，所以它们才在古代世界中获得较好的发展，并成为古代世界的超级王朝大国；由于古代埃及、巴比伦在制陆权方面做得比较好，这才有了在古代世界与中国和印度并立的四大文明古国。如上所述，制海权是决定近现代大国兴衰的关键之一，由于中国和印度及其他东方古国在这方面做得不太好，所以古代东方文明在近现代世界中衰落了。

卡尔•马克思所称的“亚细亚”生产方式[33]是东方经济的重要特征。它在中国的表现就是从井田制中解放出来的小农业生产方式。与原始部落及西方的庄园经济相比，中国小农业生产方式在短期内更能解放个体劳动者的积极性。由于战国时期的秦国率先采用小农业生产方式，它才比中国境内的其他城邦有更充分的人力条件完成统一中国的大业；也正基于此，从中国秦王朝建立到明王朝，尽管有规模远比西方巨大的社会动乱频繁发生，中国还是获得了远比西方快得多的发展。即使到清朝道光年间（1821—1851年），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仍居世界之首，高于整个欧洲的总和，而1700—1820年间的经济增长也高于日本和欧洲。1820年中国GNP是欧洲的1.22倍,1890年中国GNP是日本的5.28倍；中国的GNP增长率从1700至1820年间一直领先于欧洲和日本。[34]但在1820年后的20年即1840年，中国却被英国在鸦片战争中打败，1895年在甲午战争中又被日本打败，中国因此失去香港、澳门和台湾并被迫签订了一系列丧权辱国的条约。

由此可以说明中国近现代的失败并不在于GNP及其增长速度不够或不如西方，与一百多年前的俄国彼得大帝（1672—1725）以及同时代的日本明治天皇（1852—1912）、美国西奥多•罗斯福总统（1901—1919）相比，清政府缺少的就是像他们那样将制海权思想转化为坚定不移和具有攻势的国家战略的国家意志。

鸦片战争失败和太平天国运动被镇压下去后，清政府开始注意海军建设问题。甲午战争前，清政府造舰47艘，购舰59艘；从1867年至1911年，清政府官办海军各类学校共培养各种骨干人才1799人。[35] 1885年，清政府设立总理海军衙门。在其存在的十年间，先后共有十位海军总理大臣、会办大臣和帮办大臣任职，但无一人出身于海军或受过海军专业训练。至于该衙门的总办，帮办和章京们，则几乎都是八旗出身，他们不仅没有海军知识，还千方百计地谋取私利。而十几岁就考入福州海军学堂（1866年）、二十几岁毕业（1879年）于英国格林威治海军学院（Greenwich Naval College）并担任北洋水师学堂校长的严复（1854—1921）,竟也无奈为“实现自己平日的报复”和“提高自己言论的社会影响”，[36]于1885、1888和1889年，三次参加“结果都没有录取”[37]的乡试。就在晚年的马汉为美国的扩张运筹帷幄的时候，严复却郁郁于病榻之上。

至于清政府的海军作战理论，更是一副老态龙钟和无所作为的守势，与日本已表现出的咄咄逼人的攻势，形成鲜明对比。甲午战争前，中日两国海军实力相当，但清政府依据“海守陆攻”作战原则准备对日作战，而日本战时大本营则制订了一个以海军争夺制海权为核心的“作战大方针”，把海军的海上作战问题放在整个战略的高度优先考虑，使整个战略带有明显的海军制胜的特色。[38]1895年中国在甲午海战中的失败，自鸦片战争后进一步剌激了中国青年知识分子关于制海权与国家兴衰问题的讨论。[39]1910年，中国留日学生创办《海军》杂志载文痛陈“所谓帝国主义者，语其实则商国主义也。商业势力之消长，实与海上权力兴败为缘，故欲伸国力于世界，必以争海权为第一义”；“立国之道，国防而巳，处此弱肉强食之秋，立国之元素在军备，军备之撷要在海军”。[40]

1913年至1933年中国经济更是获得了长足发展，[41]但从1931年起，中国东北三省就不断遭到日本的吞并，1933年日本军队又直逼平津并迫使国民党政府同日本签订《塘沽协定》。1937年中日战争全面爆发，到太平洋战争前夕，整个中国东部地区已沦陷日本之手。而此间中国在制海权和制空权上无力反制日本入侵，则是中国抗战初期失利的关键原因。[42]

我们再来看印度。中国和印度可能是除俄罗斯之外世界上最大的陆军大国，但这两个在中世纪文明中赢得光荣和辉煌的国家却在近现代战争中，由于没有制海权而几遭灭顶之灾。尽管这两个国家都在二战中因搭上同盟国的“顺风车”而成为胜利国。但二战后，中国人对近现代失败的总结，却远不及印度人来的深刻。

就在印度在北方与中国发生边境冲突的1962年，印度首任驻华大使潘尼迦（P.M.Panikkar）发表《印度和印度洋》（Indian and Indian Ocean），[43]对印度近代以来几乎所有重大失败都作了深刻的分析。他以明确无误的口气写道：

考察一下印度防务的各种因素，我们就会知道，从十六世纪起，印度洋就成为争夺制海权的战场，印度的前途不决定于陆地的边境，而决定于从三面围绕印度的广阔海洋。（pp.1—2）从近三百年的历史来看，任何强国，只要掌握住绝对制海权，又有力量打得起陆战，就可以控制印度帝国，独占其贸易，剥削其无穷资源。（p.81）而今天的情形可不一样了。印度已经自由了，如果印度在印度洋上的权利不能由印度自己来维护，这个自由可说一文不值。（pp.87—88）今后，如果印度再搞纯粹大陆观点的国防政策，那是瞎了眼。（p.87）

潘尼迦最后得出结论：

印度如果自己没有一个深谋远虑、行之有效的海洋政策，它在世界上的地位总不免是寄人篱下而软弱无力；谁控制了印度洋，印度的自由就只能听命于谁。因此，印度的前途如何，是同它会逐渐发展成为强大到何等程度的海权国，有密切联系的。（p.89）

无独有偶，37年后，印度人民党资深要员，印度前外长贾斯旺•辛格（Jaswant Singh）在1999年发表的《印度的防务》(Defending India)一书中再次强调印度洋对印度国防的极端重要性。他认为，失去对印度洋的控制是印度近代亡国的重要“分水岭”。他说，“印度历史的转折点并不是最终发生在陆地上的冲突”，“我们只需思考一下17和18世纪的一个重要失误，就可正确地评价印度洋和通向印度海路的重要性。这个失误导致外国势力到达印度洋沿岸，最初是为了贸易，发展到后来就是为了征服”；“在这里，陆地上的胜利是紧随着海上的征服而来的”，“因此有必要承认，已经出现了一个意义重大的战略转移，即陆路被海路所取代”。[44]

现在，人们常常嘲讽印度海军的快速发展，但从笔者的观点看，他们这种从亡国经验中痛定思痛的精神恰恰是让人，特别是让与印度人有过同样惨痛经历的中国人敬佩和学习的地方。

以史为鉴，可知得失。从以上大国兴衰成败的历史经验中，我们不能不认识到，从某种意义上说，强大的海军和制海权是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的火车头。没有制海权，就很难有稳定和安全的海外市场和资源以及由此产生的海外利润回流，及由回流利润滋养的社会稳定和民主政治的平稳发展。大国，特别是已进入市场经济快车道的中国，其GNP或GDP如不与制海权相结合，就不能保证自身持续增长及由其支撑的市场经济国家的可持续性发展，这与中世纪王朝国家的财富如不与制陆权结合，就不能自保并支撑其国家走向繁荣与强大的道理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