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海权与大国兴衰

制海权[1]，对中国人的现代化实践来说是一个既熟悉又陌生的事物。本文从对近代以来大国兴衰成败的经验分析中，提出制海权之于主权国家，尤其对中国这样一个向现代化转型中国家的进步所起到的历史作用。

一、资本全球化与制海权理论的产生

理论总是应时代需要而生。而催动制海权理论产生的是资本全球化及相应的资本多极化的历史运动。

英国资本主义工业革命确立了其在未来必将深刻影响历史进程的资本全球化运动的源头地位。资本使一般产品转变为商品，使一般的生产转变为商品生产。商品，这个支撑起庞大资本主义社会的最微小的和最基本的元素，其价值与使用价值的矛盾构成资本运动中的最基本的矛盾。资本追求剩余价值的本性，迫使它必须以不断消灭包括作为消费主体的劳动者在内的使用价值以使资本升值；当这种价值与使用价值的矛盾在国内市场范围内达到不可调和的程度时，这个国家的政治经济就会因消费主体的极度萎缩而发生危机，以致国内劳资矛盾非社会革命不可调和、资本再生产难以为继。这样便产生了国内资本向海外扩张和国内市场向海外转移的需求和倾向。原来存在于国内市场且无法调和的价值与使用价值、资本与劳动的对立便转化为资本中心国家与资本外围地区、即宗主国与殖民地及其现代表现即北方国家与南方国家的矛盾；人的世界便异化为资本中心和资本外围对立的世界。处于资本中心地区的资本拥有者这时已演化为共同对资本外围地区的其他民族进行剥削的民族，并由此产生了围绕资本中心国的世界各国资源被纳入全球性配置的现象。资本中心国不断通过与外围地区不平等和不对称的掠夺，使自己在高额利润的不断回流中始终处于优势；并迫使外围地区的国家陷入为崛起既要反对资本霸权，又要利用国际资本的两难困境之中。这些外围国家，不管其性质如何，都试图通过与资本中心国进行交易以加入到旧的资本中心，或打破旧的资本中心后形成以本国资本为主的新的资本中心，这就必然会产生与资本全球化相对立的资本多极化运动及其与资本中心国霸权行为的冲突。结果要么新崛起的国家为霸权国家打败，或被资本中心国家接纳并成为其中一员；要么产生霸权更替，新霸权兴起。从英国工业革命迄今的世界历史几乎没有逃出这条规律。

与资本全球化和多极化凯歌并进的，还有拿破仑失败后人类经历的整整一个世纪的和平与发展（或总体缓和与局部冲突并存）的历史进程。说和平，拿破仑战争失败后，英国和俄国就开始了从欧洲到中亚阿富汗的那场接近一个世纪（从1814年的维也纳会议到1907年英俄协约）的“冷战”，其间，除1853—1856年的克里米亚战争外，直至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西方世界几乎就没发生过像样的战争。说发展，从18世纪60年代开始英国资本主义工业革命，至19世纪30年代前后，西方国家陆续进入大规模的工业化阶段。有数据显示，1918年前50年间，世界经济年增长2.1%，比19世纪上半叶年均增加一倍。按不变价格计算，1800年至1900年间世界经济年均增长1.54%。[2]经济的发展使西方在全球政治中日益居于优势地位，居于资本中心并控制较多世界贸易和资源的国家，就会在世界财富增长中占据较大的份额，而这些在世界财富增长中占据较多份额的恰恰就是拥有强大海军和广泛海权的国家。从近代西班牙、英国到现代美国崛起并成为世界霸权国家的历史变动中，人们发现：与中世纪不同，全球化时代的国家财富的增长与国家海权而非陆权的扩张是同步上升的。这是因为，海洋是地球体的“血脉”，因而也是将国家力量投送到世界各地并将世界财富送返资本母国的最快捷的载体。于是，控制大海就成了控制世界财富的关键。

在这样的历史大背景下，制海权理论便应运而生。比较成型的制海权理论是由艾尔弗雷德•塞耶•马汉（Alfred Thayer Mahan,1840—1914）提出的。主要著作有《制海权对历史的影响：1660—1783》（The Influence of Sea Power upon History 1660—1783）,《海军战略》（Naval Strategy）等。马汉在其论著中分析制海权对军事、民族、领土和商业各方面的影响，被西方公认为研讨海军战略问题的权威。马汉认为，国家的强大、繁荣和商业贸易与国家制海权息息相关。美国要想成为强国，就必须抛弃“大陆主义”，在世界贸易方面采取更富于进取性和竞争性的政策。这就要求美国必须拥有一支强大的海军，占领海上关键岛屿作为海军基地以保护美国在海外的商业利益。海军的目标是打垮敌国海上封锁，夺取制海权。他从英国成功的经验中认识到制海权对于国家发展的重要性，他说：“决定着政策能否得到最完善执行的一个最关键的因素是军事力量”；“以战争为其表现天地的海军则是国际事务中有着最大意义的政治因素，它更多地是起着威慑作用而不是引发事端，正是这种背景下，根据时代和国家所处的环境，美国应给予其海军应有的关注，大力地发展它以使之足以应付未来政治中的种种可能”。[3]马汉关于制海权的理论提出后，在英国、德国、日本等国广泛传播，并成为后起的德、日等新兴工业国家制定外交政策的重要依据。

随着人类活动及其战争空间的扩大，制海权内涵及其实现手段也发生相应变化。二战以前，制海权主要表现为对作战海面的控制，二战期间发展到对作战海区的低层空间和潜层水域及相应的电磁空间的立体控制；上世纪90年代后，军事技术发展最快也最见效的是依托于卫星技术的信息革命，其标志是外层空间、空中预警和海陆空精确远程打击力量有机结合。与此相应，制海权覆盖范围也就进一步扩大到外层空间和深层水域，其内涵及实现手段也就进一步发展为在外层空间、空中预警两大技术链拉动和引导下，集陆海空远程精确打击技术及其被应用于海上作战的力量结构。[4]尽管如此，百年前马汉提出的关于制海权的基本原理仍是今天英美国家制定外交政策的重要理论基石。与此相应，在全球范围内平等地享有海事权利，平等地分享海外市场和资源则成了像中国这样的新兴市场经济国家向国际社会提出的最重要的，当然这对拥有巨大制海权的资本中心国家来说也是最不情愿接受的正当要求。

二、制海权与大国兴衰

政府化解国家内部危机与外部强权压力的能力是决定国家兴衰的关键，而制海权在化解近代市场经济国家内外危机与压力的过程中扮演着决定性的角色。这也许是近代大国兴衰史留给我们后人最重要的经验。下面我们从近代大国兴衰及对制海权在其中所起的关键作用，进行个案比较分析。

（1）欧洲

19世纪的国际关系与20世纪比较确有相似之处。从1814年拿破仑向英国和欧洲挑战失败到1914年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世界陷入以英俄为主要对手并历时整整100年的大国“冷战”时代。此间，德国、美国、俄国和日本等后发国家工业产值在世界工业中所占的份额快速增长。但与此不相适应的是，这些新兴的工业国家在迅速发展的同时却没有同步增长的海外市场。

海外投资及相应的高额利润回流不足成了新兴的工业国家经济快速发展的严重障碍，它所产生的直接后果是国内资源价格和生产成本飙升、社会分配不均、贫富差距持续拉大、劳资矛盾以几何速度增长——有意思的是，这个过程对今天进入市场经济并经常受到西方指责的亚洲国家来说才刚刚开始。

19世纪欧洲市场经济国家普遍爆发了社会动荡。在英国有1837年、1842年和1848年著名的人民宪章运动，以及1886年和1889年伦敦发生的大规模工人罢工和游行；在法国有1831年和1834年里昂工人的两次起义，1848年巴黎工人的“二月革命”和“六月起义”以及1871年的巴黎公社革命；在德国有1848年巴登、符登堡、黑森和巴伐利亚爆发的大规模人民暴动。这些罢工示威最后大多遭到本国政府的严厉、甚至是极其残酷的镇压。但同时，国内社会压力也促使这些国家政府将目光投注于海外扩张。随着这些国家海上力量的增长及相应的海外市场的打开（比如19世纪中叶英国对中国和印度等东方国家的殖民战争）和由此产生的高额利润向本国的回流，这造成“工人贵族阶层扩大”的现象，主张革命和暴动的政党内部的“机会主义、修正主义的倾向也不断增长”[5]，国内本已激化的矛盾在高额利润的回流补偿中也逐渐缓和。国内矛盾通过外部市场的扩大和利润回流而缓和，国内的缓和又强化了国家的外向发展能力。19世纪后期，法德俄等后发市场经济国家纷纷进入世界大国的行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