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海权与大国兴衰（2）

（2）美国

在美国真正获得稳定的海外市场之前，它也经历过国内政治严重动荡、甚至国家分裂的危险。在1833年至1837年间美国共发生罢工173次。19世纪中叶，美国国内又发生南方州要求脱离联邦的分裂运动及由此引发的以北方胜利为结局的南北战争。南北战争后，美国形成统一的国内市场，市场经济快速发展。与此同时，由市场经济快速发展造成的社会两极分化和社会矛盾也同步加剧。1890年美国矿山雇用十岁以上的童工达60万人，十年后增加了两倍。1870年到1880年间，工人的实际工资每年降低1/10弱。1877年7月美国爆发规模巨大的全国铁路大罢工。从纽约到加利福尼亚和从加拿大到墨西哥的主要线路全部瘫痪，几个城市一度被工人占领。为了镇压这次罢工，拉瑟福德•伯查德•海斯（Rutherford Birchard Hayes, 1877—1881）总统“派遣了2000名正规军，有些部队是从印第安地区强行军赶来的”[6]。至少有50人在政府镇压中丧生，几百人受伤，大批罢工者被捕。80年代，美国社会矛盾进一步激化。1886年5月1日，全国1万多个企业35万工人全部停工并上街游行示威。单在芝加哥和纽约分别就有4万和2万多工人罢工。[7]两天后罢工遭到政府的镇压，除罢工冲突中死伤外，有4名工人被法庭判以绞刑。“实际上，这时陆军已变成了宪兵队——国家警察”。[8]为了应付日益严重的工人罢工示威活动，美国各州加快了国民警卫队的建设。1881年到1892年期间，各州修订了民兵法。到19世纪90年代初，警卫队人数已超过10万成员。“它最主要的活动就是在工业纠纷中维持秩序。从1877—1903年，各州共运用警卫队700次以上，其中半数用于执行罢工治安任务”。[9]这也说明这时美国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已发展到因发展而不能再发展的阶段，国内分配严重不均、贫富差距严重分化所导致的国内阶级尖锐对立已严重阻碍了国家经济及相应的民主政治的可持续发展。

与中国当前的经济不平衡所引发的矛盾相似，当时美国政府也面临着公平还是效率的两难选择。若选择公平，在国内，其代价就是提高累进税以牺牲部分民族资本精英阶层的利益，挫伤其利润竞争动力；由此，在国外，这将削弱本国参与国际竞争的能力以及相应的打破英国、西班牙在东太平洋主要用于遏制美国的海上霸权的能力，而如果不能冲出英国和西班牙的海上霸权封锁并获相应的制海权，美国就不能获得稳定的海外市场及其相应的国际利润，这反过来又会加重美国国内由国内市场疲软、生产过剩及两极分化带来的经济危机，并最终导致总体性国家危机。如果选择效率，其代价要么是国内社会鸿沟将持续扩大，以至无法维持现存的政治统治和市场经济的有效运行，最终导致社会革命和政府倒台；要么就是回避挑战，走一个依附型买办道路，依靠国际资本，高额盘剥本国下层劳动者，损害国家利益以保证少数买办阶层的利益，最终走一条听命于国际资本的发展道路——现在阿根廷、哥伦比亚和巴西等拉美国家走的正是这条道路；要么就是走开辟稳定的海外市场，获得高额的国际利润回流以保障资本精英集团和国内多数劳动者的基本利益，并由此维护国内相对公平，这样美国就必然要挑战当时的海上强国即英国和西班牙霸权。

最终，早期美国人勇敢地选择了挑战的道路。美国政府采用马汉的制海权理论并使之迅速转化为国家对外政策。[10]美国军事历史学者阿伦•米利特（Allan R. Millett）、彼得•马斯洛斯金(Peter Maslowski)在其著作《美国军事史》中对美国选择制海权政策的目的作了明白的解释：

“决策者们在寻找新的边疆，主要是为了扩展商业而非扩张领土，他们把扩张主义者的能量引向对海外市场进行侵略性搜寻，以便缓和工业生产过剩的局面，恢复市场繁荣，维持国内安定。然而，美国并不具备通向海外市场的自由通道，欧洲各国控制着亚洲和非洲的大部分市场，一些欧洲国家还用贪婪的目光盯住拉丁美洲，切斯特•阿瑟总统确认美国是‘太平洋的盟主’，同时也把加勒比海视为自己的内湖。然而，如果美国不参加帝国主义争夺，列强们就会剥夺它在这两个地区进行出口贸易的机会。因此，政策制定者们极力主张捷足先登的帝国主义政策：即在其他对手动手攫取之前，美国就应抓住某个理想的地区。” [11]

“越来越多的战略家对传统的沿海战略提出质疑。他们领悟到，电报和快速蒸汽巡洋舰的出现给商业性的袭击带来了困难，而且，现代海军的舰只不应是单独航行或滞留在海岸附近来保卫重要的港口，而应该集中成舰队，在海上采取进攻性行动。正如一位国会议员在1887年所说，我们需要的是这样一支海军，‘它能使我们在远离海岸的地方迎击来犯之敌’。”[12]

1889年3月，本杰明•特雷西向国会提交的报告忠实地反映了马汉制海权的观点，指出美国海军需要一支战斗力量。1890年美国国会终于放弃了大陆政策和孤立主义，开始摆脱旧的近海作战思想，建议发展可以用于深海作战的和现代化的海军。到19世纪末，美国的海军力量已由原来世界海军的第十二位跃居第五位。[13]1895年英国属地圭亚那和委内瑞拉发生边界冲突，美国强行干涉，英国被迫接受美国的“仲裁”；1898年，美国吞并夏威夷，击败西班牙，占领古巴和菲律宾；1903年又策动巴拿马脱离哥伦比亚独立，由此一跃成为东太平洋上的海权强国。

国际贸易、国内人均收入与美国海军力量的同步提高和增强，可以说是美国市场经济由19世纪下半叶的国内动荡转入20世纪良性、平稳、健康发展轨道的重要特征，也可以说是美国发展市场经济的最重要的成功经验。从19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美国每年对外贸易顺差开始急剧上升。“从1895年到1914年，全国的出口收入超过进口付款的累计数，已达100亿美元” 。同期美国制造业翻了一番，工业制成品的出口上升了近5倍；1890年到1914年商业运输船舶从340万吨上升到700万吨，增加了2.06倍；1897年到1914年间，美国在国外的投资增加了5倍。在海外市场及利润回流扩大与增长的同时，美国政府用于管理机构和社会福利的支出也大幅度增加：美国州政府的经费从1902年的1.88亿美元上升到1913年的3.88亿美元，到1922年就飙升为14亿美元。同时县政府的经费,特别是用于公路和教育的支出大幅增加。从1902年的9.59亿美元上升到1913年的20亿美元,到1922年更升至46亿美元，州、县两级政府的经费加在一起大约相当于1870年到1917年间联邦政府支出的两倍。[14]1914年，美国国民收入已达137亿美元，比同期英国的110亿美元高0.25倍，比同期法国的60亿美元高1.28倍，比同期德国的120亿美元高0.14倍。该年美国人口为9800万，远远高于英国（4500万）、法国（3900万）、日本（5500万）、德国（6500万），但美国当年人均收入为377美元，在同期诸强国如英国（244美元）、法国（153美元）德国（184美元）中遥遥领先。[15]随着国民财富在国内生产力和海外市场的迅猛扩张中激增，各种关注社会公平和向弱势阶层倾斜的立法也相应提出和建立。从1900年到1914年美国出现改良主义运动，其目标之一是促使政府更多地反映消费者利益，包括降低运输费用，提高公共卫生水平、增加清洁和安全的住宅，使现代政府更多关心社会实际福利和人道主义目标。[16]一战和二战后，欧洲英法霸权国家普遍衰落，美国一跃成为世界性海上强国，它在世界财富和资源分配中占据主要份额。1950年到1974年，以1958年美元不变价格计算，美国人口实际家庭消费从1520美元上升到2548美元，增长了67.6%；根据1974年的物价，按人口平均的消费为4139美元，按平均家庭3.48人计，每家每年总消费即为14404美元；[17]1949年到1975年，美国国民总产值从2570亿美元增至14990亿美元，增长了483.3%；而家庭消费开支从1770亿美元增至9630亿美元，增长了444.1%；国内私人投资总额从360亿美元增至1830亿美元，增长了408.3%。[18]经济发展与家庭消费及私人投资大体平衡发展，这反过来又促使美国国内多数人口进入中产阶级以及建立成熟的民主制度成为可能。

中产阶级和民主制度的成熟发展使美国彻底告别了依附型市场经济发展道路，从资本中心的外围跃入国际资本中心集团。而这一切成就的强力保障恰恰就主要是美利坚海军，而不是美国人的善良愿望。对此，马汉说得简单明了，“决定着政策能否得到最完美执行的一个最关键的因素是军事力量”，而“以战争为其表现天地的海军则是国际事务中有着最大意义的政治因素”。[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