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能源安全与政策选择(3)

中国能源安全与政策选择(3)

数据显示,中国与西方发达国家能源消费结构正好呈反向变化。表中发达国家能源消费结构均以清洁能源消费为先。在石油、天然气、原煤三大能源品种中,前二者是美、法、英能源消费的主体部分,即使在煤炭资源丰富而石油资源不足的德国,石油消费也是处于绝对优先的主体地位。中国消费结构正好相反,其原煤消费远远高于本国其他一次性能源消费量,居于绝对优先的地位。1997年后,我国煤炭生产总量开始下滑,其原因是洁净能源供给和需求增大。这说明,环境保护的压力是能源产业面临的基本压力,也是促使我国能源结构发生上述变化的主要原因。

煤炭是我国的主要能源,也是我国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支撑,目前约占一次能源构成的67%以上,远高于国际24.37%的平均水平。 从1949年到1998年间,煤炭产量年均增长率约为8%,与同期国内总产值平均增长幅度大体相当。从1969年到1997年持续增长,原煤产量高达13.73亿吨。另一方面,世界煤炭工业迅速发展已使我国煤炭生产面临越来越大的压力。近年来世界煤炭工业通过兼并联合和跨国经营,竞争力增强。主要产煤国家中,前三四家煤炭企业市场的占有率提高到40%以上。德国矿井平均生产规模达到280万吨,英国180万吨,煤炭生产技术向遥控和自动化发展,煤炭工业由劳动密集型向资本技术密集型转变。目前日本、美国及欧盟国家开发洁净煤技术已先后进入工业化应用阶段。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后我国能源供应将在一个更加开放的体系中配置,国外优质低价能源进入我国市场,将对我国技术和管理及与发达国家比尚不具备竞争优势的煤炭企业发展形成相当大的压力。

天然气在我国勘探和开发利用都相对落后,目前天然气在我国一次能源消费结构中所占比例远低于24%的世界平均水平和8.8%的亚洲平均水平。2000年天然气产量272亿立方米,预计2005年将达到600亿~700亿立方米, 在一次能源消费结构中所占比例将上升到5%。我国天然气预计可采储量7万~10万立方米,可采95年。但同时我国天然气工业的发展受到多种因素的制约。我国绝大多数天然气产区地质条件复杂。如产层薄、含气丰度低和埋深大、地表条件恶劣,这使得上游成本投入高。另一方面,我国集中于西部的天然气产区和集中于东部的消费区相距大,管输费用高,占气价比例较大。这使得我国天然气价格偏高。其次我国天然气消费结构不合理。目前我国天然气主要用于化工、油气田开采和发电等工业部门。它们天然气消费所占比例在87%以上,但天然气作为工业燃料的气价承受力差,而气价承受力最大的居民却在天然气消费结构中所占比例不到11%。目前全国有配气管网城市少,新建和改扩的资金用量大且难以保证,这无形中加重了天然气工业压力。

“九五”期间我国电力年均增长6.3%,供需大体平衡。“十五”期间,我国经济增长速度预计为年均7%左右,其间,我国电力需求的平均增长速度为5%左右。这将对我国电力供给提出更大的发展机遇和挑战。目前我国电力生产主体部分是火电,而原煤是其燃料构成中的主体部分。1999年我国火力发电占当年生产量的82.3%(耗用原煤51163.5万吨,原油1228.6万吨),水电为16.4%,核电为1.2%。 而在西方发达国家中,比如法国、英国、美国,包括德国,使用水能和核能这样清洁能源的比例远远高于中国。尽管中国热电、水电均居世界前列,但核电装机容量则远远落在发达国家后面。鉴于中国热能生产以高污染的煤炭为主要原料,而石油和天然气又不可能大规模进口被用于电力生产,这表明,未来中国电力生产中,用于煤炭洁净技术及发展其他清洁发电燃料的成本将大辐提高,并对电力生产形成重大压力。

最后,值得特别指出的是,在全球化条件下,一国的能源安全不仅仅是一个经济问题,同时它也是一个政治和军事问题;它不仅与国内供求矛盾及其对外依存度相联系,同时它还与该国对世界资源丰富地区的外交外交和军事影响力相联系。对石油供给短缺国家而言,国家石油安全系数与国家对世界事务的外交和军事影响力成正比,而与该国石油需求的对外依存度成反比。一国石油对外依存度越大,而对外军事外交影响能力越小,则该国石油安全系数就越低,不安全的风险就越大。美国石油对外依存度高于中国,但美国对世界事务的外交和军事的影响力也高于中国,因此,美国能源安全的风险系数则同样小于中国。中国加入WTO,对中国能源而言,意味着其生产与消费参与全球能源配置体系,其安全也融入国际安全体系。目前中国的能源供需已融入世界:2001年中国原油进口来源地区及份额分别为:中东地区 56.2%,非洲地区22.5% ,亚太地区14.4%, 欧洲中亚地区 6.9% 。 这说明,中国能源安全已成为世界能源安全体系中一部分,中国能源安全也就与国际能源能源形势的变化发生互动关系。据美国经济专家们估计,国际油价每提高1倍,美国国内的GDP就会下降2.5%左右;每桶石油价格上升10美元,每年将给美国经济造成500亿美元的损失,经济增长率将减少约0.5%, “美国国际石油政策基本上所依靠的是维持自由获取中东与波斯湾石油的机会和波斯湾地区的出口自由地进入世界市场的机会” 。 它对世界能源丰富的地区及由此运输到美国的海上交通线有绝对的政治军事控制力,而“目前中国海军还不能够确保海上能源交通线的安全,过分依赖中东和非洲地区的石油和单一的海上运输路线使得中国石油进口的脆弱性比较明显。如果遇上特殊情况,正常的石油进口可能无法得到保证,国内的人民生活、经济运行乃至国防都会受到重大影响”。

四、制定符合中国国情的能源安全政策

中国能源安全形势自上世纪90年代初起,就开始由80年代的总量平衡的矛盾转化为主要是由环保压力引发的结构性的矛盾,尽管其他能源品种也不同程度地存在着这类矛盾,但在石油,特别是优质石油缺口持续扩大和国家对进口石油依赖程度的持续提高的同时,中国对海外石油利益外交和军事保护手段严重不足,是当前中国能源安全形势和基本特点。

对此专家们提出比如加大参与国际石油市场竞争力度,大量增加海外份额油的方案, 以及与之相对的 “我国优化能源消费结构不能采取依靠进口石油的政策”方案, 另外还有诸如提高天然气消费比重、节约能源、建立石油储备基地、加快西气东输工程、大力发展如风能、太阳能等再生能源的方案。但总的说来,这些只是一种补充性质方案,并不能解决我国能源的基本安全问题。

这里的关键性问题是,中国能源安全政策可否选择欧美大量依靠海外进口的模式。笔者认为是不可以的。这是因为欧美解决能源问题的前提是强大的制海权,而这恰恰是中国短期无法扭转的弱项。马汉说过:“商业影响需要通过在各地部署海军来得以存在。” 这话对我们理解欧美能源与海军关系以及打破将能源问题理解为纯经济行为的误判,是绝对有帮助的。

能源是国家的战略资源,而战略资源在缺乏有力保障,特别是缺乏海军对海上运输安全的保障的条件下,过度依赖海外能源进口,对中国这样的一个大国来说,其风险将是十分巨大的。 为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目标,今后我国国民经济可能仍将以7%的速度发展,这使石油需求必将以4%左右的速度增加,而同期我国国内原油产量增长速度只有2%左右,预计2005年原油需求将达2.45亿吨左右,随着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的加快,石油需求将继续呈强劲增长态势。如不采取积极有效的能源战略,到2020年,我国对国际石油市场的依存度将达到50%左右。专家认为: “如果中国的石油消费也达到工业化国家的平均水平,到2020年可能需要28亿吨原油,而中国自己所能生产的部分很可能还不到4亿吨。目前到今后世界石油的总产量将只有40多亿吨原油,其中可以提供出口只有15亿吨左右,即使全部给中国也不够,实际上也不可能全部给中国。其次,当然还有运输方面的问题。国际石油主要出口地区是中东,以10万吨位级的油轮从海路运输到中国,是否可以畅通地通过已经极为繁忙的马六甲海峡都是疑问。” 显然,中国对海外石油的依存度的增长是受到国际石油产量不足及中国对海外能源利益的强力维护手段不足等条件的严重制约,而这将使中国在短期内无法化解和承受石油消费对外依存度持续扩大所带来的风险及其资本支出。

责任编辑:冯句青校对:总编室最后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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