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能源安全与政策选择（4）

另一方面，如果退回煤动力时代也会造成严重的环境污染问题，造成高昂的环保成本。2000年我国一次能源生产和消费总量分别为10.9亿和12.8亿吨标准煤，而其中原煤生产和消费量在能源生产总量中的比重分别为67.2%和67%。煤炭成为我国环境污染的重要因素。2000年我国电力装机中火电约占75%，电力行业年燃煤量约占煤炭生产的一半。同年，我国工业二氧化硫的排放总量为16153200吨，而电力煤气及水生产供应排放的二氧化硫为7072292吨，约占全国排放总量的43.8%。 截止2000年，我国酸雨面积已占国土面积的30%，空气质量达标城市仅占1/3，流经城市的河段70%受到不同程度污染。 使用清洁能源以阻止生态环境恶化，已成为我国经济可持续发展亟待解决的问题。

当然，在目前的条件下，任何非石油输出国组织（OPEC）国家都不能保证本国能源的绝充足的自给能力，但作为安全的能源政策应当确保本国能源基本的自给量。但对在海外利益保障能力不足的国家而言，国家能源风险将随本国能源消费对外依存度增大而同比例上升的，当这种风险增加到一定程度，它就会转化为经济风险和国家风险。

目前我国新型能源开发形势是，除原油外，我国开发技术较为成熟的和用量较大的还有原煤、天然气和水电。此外，还有一定的数量的核能。我国风能和太阳能资源虽丰富，但大规模开发仍受诸多自然条件的限制。比较这诸多能源品种，原油、天然气属高热值、方便和洁净能源，但国内自给能力严重不足，随消费量持续上升，大规模进口引起的对外依存度不断增高，这将使我国经济对如油价变动、地区冲突、国际突发事件乃至霸权国家对我国可能实施的经济制裁等造成的风险将难以承受。水电开发尽管开发技术较好，发电量和装机容量也已达到相当的规模，其开发仍具相当潜力，但它与风能和太阳能一样，受天气、水文、季节及地质等自然条件变化制约较多，自然风险也不可忽视。

鉴于目前我国对世界能源丰富的地区的外交实际影响力及海上能源运输线路的军事自卫能力非常有限，因此走英美石油安全模式，将我国能源安全建立在提高海外依存度的方法是绝不可取的。而将能源对外依存度保持在合理的范围，立足于科学利用本国现有能源优势，尽力提高能源自给率，才是降低中国能源安全风险的可靠方法。

科学的能源安全政策应是对历史正反两方面经验科学总结的结果。1976年，我国石油消费在能源总消费中的比重从1962年的6.6%增长到1976年的23%；煤炭消费比重则从1962年的89.2%下降1978年的70%。20世纪70年代末，国际发生两次石油危机，各国政府开始关注能源安全问题，纷纷调整其能源政策，降低石油消费；我国于1977年提出压缩烧油的政策。1978年到1988年我国石油消费在能源总消费中的比重从22.7下降到17%,煤炭消费则从70%上升到76.2%；1989年中国经济进入紧缩调整阶段，1990年石油消费比重下降至16.6%，此后国际国内环保呼声日高，石油消费比重持续上升，到2000年我国石油消费重比再次达到1976年23%的水平，而同期煤炭消费比重则从1990年的76.2%下降到67%。此间，特别是1993年中国首次成为石油净进口国后，人们又旧话重提，中国能源安全又成为中国学者关注的热点，石油替代又成了中国制定能源安全政策时考虑的重点。历史的经验表明，符合中国国情的能源安全政策应是安全和环保的原则的统一，而洁净、安全和高效应是中国能源政策的目标，而独立自主应是我国能源政策的立足点，具体政策选择有如下三点。

首先，立足本国优势能源，开发和推广清洁煤技术。我国煤炭资源丰富，“找矿前景较好，可保证2010年需求”， 从能源安全的角度看，至少到本世纪中叶以前，煤炭作为我国基础能源的地位不会动摇。尽管煤炭是一种高污染的能源品种，但与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初即煤炭开始再次受到冷落的情况不同，目前洁净煤技术比如水煤浆技术、煤气化技术及其他洁净煤技术在我国已有了很大的发展。国家能源节约和综合利用“十五”规划提出未来国家推广洁净煤技术，重点发展大型、先进的煤炭洗选加工技术、煤炭液化技术、大型煤气化技术、水煤浆制备和应用一体化技术、大型循环流化床技术、整体煤气化联合循环发电（IGCC）技术、高效低污染燃煤发电技术等。随着我国洁净煤技术日臻成熟及其产业化程度的提高，煤炭将仍是保证我国能源供应安全的支柱产业。

其次，大幅提高核能消费比重。但从更长远的能源安全政策考虑，在不断替换的能源链条上，仅仅将煤炭作为降低中国能源供给风险的唯一战略资源还是不够的。“虽然中国的煤炭往往被认为很充足，但是实际上，与世界平均可开采200年相比，中国的可开采年数只有60年。” 洁净煤技术只能减少而不能消除粉尘和二氧化硫的排放，况且煤炭超度开采也会影响到产地的地理生态。鉴于此，根据发达国家能源发展经验，发展核能是今后应当考虑的重点选择之一。核电是一种不排放任何温室气体的高效和耐久能源。有几种核电堆型，如压水堆、沸水堆、重水堆都是比较安全可靠的。世界核电发展的经验证明，发展核电保障是国家能源安全的重要选择。1998年全球核发电量战友总发电量的17.1%，发达国家核电比重更大。法国核电已占全国电力生产总量的77%，日本占32%，英国28%，美国占19%以上。而中国仅占1%以上。 中国有丰富的核能资源，天然铀及其加工能力已初具规模。核燃料循环工业的各个环节相互配套。中国已能够自主设计制造30万千瓦压水堆核电站的成套设备。目前秦山、大亚湾三套核电机组正在运行；正在建设中的4个核电项目、8台机组，总装机容量约660万千瓦，将在“十五”期间建成，届时，核电在中国电力总量中的比重，可达2%。但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我国核电还有很大的距离，同时这也说明中国核电发展具有很大的潜力和空间。火力发电是我国用煤第一大户，适当加快我国核电发展，对于我国在按照洁净、安全、高效的原则推进能源替代战略，大幅提高能源自给率，减少对外依存度带来的风险，确保我国能源供应持续安全的供给，具有深远意义。

最后，加快海军建设，扩大国际合作。现代海军是伴随国际贸易而同时出现的，而海军先行又是英美国家扩展国际贸易的基本路线。目前中国扩大国际能源市场的步伐较快，而由此产生的维护中国已获取的国际能源利益的军事自卫手段却严重滞后。根据自科索沃战争以来国际形势的变化看，没有海军保障的国家海外利益增长，随时都有被海上军事强国终断并掠夺的可能。从近代西班牙、荷兰与英国、英国与早期美国、乃至英国与中国清王朝冲突的经验看，军事，特别是海上军事斗争是大国解决国际贸易争端的终极手段。对此要早作准备，不然我国通过正常的国际经济活动而迅速扩大了的包括能源利益在内的全部经济利益，将会在因准备不足而可能出现军事失利中迅速丧失殆尽。另外，中国能源安全政策，也是中国新世纪国际安全战略有机组成部分。因此，中国能源安全政策的制定，也要考虑到与亚洲能源短缺，特别是东北亚国家的需求与合作。日本一次性能源的80%依靠进口，对海上通道，特别是马六甲海峡的依赖严重。为了保障本国的能源安全，日本政府对印度洋及中亚国家投入巨大资金，而中亚地区政治的长期不稳定性，又往往使日本在中亚的投资效果事倍功半。而中国目前已经启动并计划于2004年完工的西气东输工程，这将对日本提供了一条最安全、最捷和最节省资金的能源进口线路。中国应在西气东输工程中更多地吸引日本投资，使日本与中国在能源安全方面产生更多的共同利益，并在共同的能源纽带中建立信任和更为实质的外交合作，这不仅对东北亚，而且对中亚的和平与稳定，都将产生深远影响。 日本学者曾撰文呼吁日本与中国“建立东亚能源共同体”的构想， 不管中日在能源安全问题的认识上有多少差异，我们对此构想都应予以积极回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