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康社会主义与中国未来——小资产阶级宣言（5）

凯恩斯明确表示他对“邮章货币”的支持：“通过设计出要求法定货币以规定的成本周期性地盖邮章来创造一种人为的货币置存成本，那些期望匡正时弊的改革者已经摸着了门路，他们的方案的实际价值是值得考虑的”。

在最一般的哲学层次上，格塞尔的“邮章货币”可以看作是分离货币的两种传统职能 作为交换媒介的货币和作为价值储存的货币 的一种改革，因为“邮章货币”消除了货币的价值储存职能。这种分离有助于解决衰退这一主要的经济问题：当货币既承担交换的媒介，又作为价值储存的工具时，任何人在经济衰退时期都会储蓄更多，消费更少，由此将加剧经济的衰退。

格塞尔的“邮章货币”方案是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的经济构想的生动事例：不是废除市场经济，而是通过金融体制的改革和创新，我们可以创造一个有更多自由和均等机会的市场经济。值得注意的是，由于当前世界经济萧条的危险，美国联邦储备银行已在考虑“邮章货币”方案，但反对这一方案的利益集团不会让它实现．而中国则可以更从容地研究这一构想并进行实验．

詹姆士·乔伊斯和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的艺术

众所周知，詹姆士·乔伊斯认为他自己是个“社会主义艺术家”。 但是，哪种社会主义呢?答案的线索可以在《尤利西斯》中寻找：当布卢姆竞选市长时，他宣称：

“我赞成市政道德的改革和明白的十戒律。新世界必然代替旧世界！所有的犹太人、穆斯林、异教徒联合起来。所有大自然的孩子都有三英亩土地和一头牛……自由货币，自由租金，自由相爱，自由的、世俗的国家中的自由的、世俗的教堂。”

很显然，乔伊斯的社会主义是小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更生动的例子是：斯拉·庞德（Ezra Pound）是一个伟大的现代主义诗人和乔伊斯著作的支持者,他却投入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去研究格塞尔的金融改革方案。同样有趣的是，苏联电影导演谢尔盖·爱森斯坦（Sergej Eisenstein, 1898-1948）在巴黎与乔伊斯相识时，认为乔伊斯的《尤利西斯》强烈地触发了他的“动态蒙太奇” 的灵感。

伟大的现代主义作家，譬如詹姆士·乔伊斯和罗伯特·缪斯尔（Robert Musil）曾明白地表达了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的情感。制度的创新和个性的创新必须同步进行。

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与“后福特主义”大生产

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曾被马克思指责为 "田园诗般的幻想".但薄鲁东的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并不反对社会化大生产本身. 实际上, 当代社会化大生产的新形式---后福特主义, 正是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的经济民主理想与规模经济的结合. 为了充分论证这一点,我们有必要回顾劳动分工理论的历史发展.

在我看来,马克思主义的“生产力－－生产关系”理论缺乏充分的辩证性，具有技术决定论的倾向。近十几年来经济史学界的新成果，说明马克思对英国工业革命的理解是大成问题的。例如，马克思过多强调了珍妮自动纺布机的作用，殊不知他所引证的乌勒（ A.A.U ）的关于珍妮机的说明是不确切的，乌勒本人是被商业化珍妮机的厂商雇来做宣传的。这种对技术史理解的错误，导致马克思在与薄鲁东的辩论中，夸大了英国工业革命的普遍性，未能看到（在农业人口众多的法国）薄鲁东所倡导的雅各布织布机－－现代计算机的先驱－－的巨大潜力，即另有一条不同于英国工业革命的、减低城乡冲突与工农冲突的技术进步的可能道路。

马克思主义之所以不能象注意英国的珍妮自动纺布机一样地注意法国的雅各布自动织布机，是有着深刻的理论原因的。正如埃尔斯特 [Jon(JonElste ]指出，马克思认为“在给定时期内只有唯一一种有效率的技术” ( 见 JonJonElster,ExplainingTechnicalChangeP.16 。不错，马克思常常强调技术被引入生产过程时的政治因素：资本家引入机器以便使用非熟练的童工和延长相对剩余劳动时间。但是，马克思完全忽视了影响机器设计本身的政治因素。他认为机器设计只是现代自然科学应用，而未能了解现代科学并不给出唯一有效率的机器设计。例如，雅各布自动织布机以卡片操作，可以灵活适应组装样式的多变需求；而珍妮自动织布机可以实现生产单一样式 组装的规模经济。很难离开社会政治因素，抽象地判定这两种机器设计何者“更有效率”。

由于马克思未认识到影响机器设计本身的政治因素，他实际上未能超出亚当·斯密的分工理论。他竟与斯密如出一辙地说：“劳动过程的协和性质，现在成了由劳动资料本身的性质所决定的技术上的必要了”（《资本论》第一卷，第423页，人民出版社）。恩格斯后来在《论权威 》一文中说得更象斯密：“进入工厂的人请放弃一切自由。”马克思未能超越的亚当 ·斯密的分工理论有两大弊病：

第一，也是最重要的，是斯密将“社会分工”化简到“技术分工”。换言之，他没有将“社会分工”与“技术分工”这两个不同的概念区分开来，《国富论》开篇头一句话便是：“劳动生产力上最大的增进，以及运用劳动时所表现的更大的熟练、技巧和判断力，似乎都是分工的结果。”这自然是极富洞见的观察。但是，他没有说明这里的“分工”指的是“技术分工”还是“社会分工”。所谓“技术分工”，指的是将一项生产任务分解为不同的步骤去完成；所谓“社会分工”，指的则是工人被安排到不同的步骤上去的方式，例如，可以安排不同的工人去完成不同的生产步骤，也可以安排同一个工人去完成不同的步骤。无疑，“技术分工”通过对生产过程的分解，极大地提高了劳动生产率。但是，“技术分工”与“社会分工”之间并无“一一对应”的关系；也就是说，生产过程的不同步骤不一定要求不同的工人去完成。例如，装配汽车，既可以有“装配线”，也可以有“装配岛”，而这两种形式下的“社会分工”是不同的。又如，即便是在同一条生产线上，同一个工人可以永远干同一件事，也可以经常调换工种。简言之，对生产过程的步骤分解，与对工人工作安排的分解，不是逻辑上同一的概念。

斯密的错误即在于不区分“技术分工”和“社会分工”。实际上，他将“社会分工”化约为“技术分工”。在他著名的“扣针工厂”的例子中，斯密谈到“十八种操作，分由十八个专门工人担任”，“一个人抽铁线，一个人拉直，一个人切截，一个人削尖线的一端，一个磨另一端，以便装上圆头。”显然，他将对生产过程的技术分解直接化约为对工人工作安排的分解。这样一来，产量固然可以增加，但由于工人对生产全过程的了解下降，他们只能被动地接受管理者的命令，而不可能积极地参加“全面质量管理”。发人深省的是，据斯密本人记载，当时就有人提出他的分工理论只是关于生产数量（而非质量）的理论，但斯密对此未加重视，仅以“质量难以定义”为由而一笔带过：“质量的好坏，人言言殊。因此，一切关于质量的说法，我认为均不可靠。”

出乎斯密预料的是，现代市场经济中“质量”远比数量重要。发源于日本“丰田”汽车公司的质量型竞争，打破了斯密式的“技术分工”与“社会分工”的一一对应关系。“丰田生产方式”的重大创新在于“即时或无库存生产”（Just－in－time，orinventorylessproduction）。“无库存”的妙处，不仅在于节约库存成本；更在于及时暴露生产中的质量问题。在有库存的情况下，工人可以被动地遵照管理者的命令埋头生产，不问上、下道工序的半成品的质量；但是，一旦库存没有或很少，工人们就不得不关心上、下道工序的质量，积极互相“团队协作”，从而及时发现和解决质量问题。

值得特别注意的是，我国上海宝山钢铁公司已经成功地实行了“无库存生产”和“全面质量管理”，斯密的分工理论——“技术分工”与“社会分工”的一一对应性——已被中国实践所突破。宝山钢铁公司各二级厂不允许设置仓库，物资部门在接到紧急用料电话30分钟内，生产物资必须送到现场。宝钢还建立了“大工种”和“区域工”。所谓“大工种”，就是除掌握本工种外，还要了解和相当程度上掌握相关工种，如电工要会做钳工的活，钳工要会做简单的电工活，同时电工、钳工都要会做指挥吊车和一般的焊接活。所谓“区域工”，指的是在一定的生产作业区域内，打破岗位界限，进行“团队合作”。更有意思的是，宝钢的基层作业班组长有一项任务－－培养自己的潜在竞争对手，即作业长的职责之一是培养本班组成员获得“作业长资格”，任何工人均可通过考试而成为“潜在作业长”。宝钢的这些“社会分工”实践，与斯密的工人“终生局限于一种单纯操作，必然能大大增进自己的熟练程度”的理想，显然是大相径庭的。

从宝钢的实践来看，可以说，中国已经出现了以“无库存生产”、“全面质量管理”、“工人自主参与”和“团队合作”为特征的“后福特主义生产方式”。这里的“福特主义”，指的就是斯密的分工理论的系统运用。虽然斯密在18世纪末就写了《国富论》（1776年），但他的分工理论直到19世纪后期（1870年左右）才真正在实践中取得支配地位。之所以如此，恰恰是因为熟练工匠力图保证自主性不被管理者的命令所取代，而对斯密式的僵化分工进行了顽强抵制。英国史学家汤普森曾记述轮胎制造商的儿子，不得不向他父亲工厂的工人学习技术的故事，可见熟练工匠对工艺全过程的了解是他们与雇主谈判时的力量所在。但是，1870年以后，大批非熟练移民工人来到美国，给斯密式分工的系统实现提供了两大条件：⒈，非熟练工人缺乏与雇主的谈判力量，无力拒绝雇主将“社会分工”化约为“技术分工”的努力；⒉，移民生活的艰辛，使社会平均消费偏好（taste）较少注重产品质量，而倾向于接受标准化的大众产品。这两个条件，与源于美国军事工业的“可互换零件”（interchangableparts）系统相结合，终于使美国成为率先实现斯密式分工体制和大批量生产（massproduction）的国家（12），其最具象征性的体现即是亨利福特1913年建立的“T模型”——“福特生产方式”。据统计，在福特的汽车制造厂内，移民工人们来自世界各地，共有30多种语言，根本谈不上沟通与协作，每人只能默默地在装配线上当“一颗螺丝钉”，一切听从管理者和工程师的安排，正象卓别林的电影《摩登时代》所描绘的那样。

“大批量生产”本身并无不好，在人们需求稳定且单一的情况下，它的确能实现“规模经济”，降低单位成本。但问题在于，福特主义的“大批量生产”是一种僵化的“大批量生产”，一旦需求出现多样化、特殊化和不稳定，福特生产方式便陷入“尾大不掉”的危机。有趣的是，后起的美国通用汽车公司（GM），就是通过生产四种型号的车而战胜只产一种型号（“T模型”）的福特公司的。更耐人寻味的，福特1931年接受为美国政府制造潜水艇的项目，但由于产品的要求很特殊，福特工厂的不熟练工人只适合生产大批量的大路货，结果整个项目从失败而告终（13）。这是“福特生产方式”的第一次严重挫折。“福特生产方式”这种对需求多样化和需求不稳定的不灵敏反应，恰恰反映了斯密的分工理论的第二大弊病。